二、《汉书》的学术成就

《汉书》共一百篇，后人将其中部分篇幅较长的纪、传、表、志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形成今本一百二十卷的样子。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和七十列传四部分组成。

《汉书》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班固《汉书》与通史体的《史记》不同，断西汉一代为史，对一个完整的时代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既体现了史学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更适应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的政治需要，所以历代正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均采用《汉书》史体。正如刘知幾在《史通·六家》中所讲的那样：“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逮于魏亡，《史记》惟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其次，班固在体例上虽基本因袭了《史记》，但有所创新。他用“本纪”，采编年形式，以记录皇帝与国家之大事。西汉一代无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封国，所以班固弃用“世家”，并入“列传”之中，以适应汉代中央集权的政体。又改“书”为“志”，名称虽改，实质未变，而内容却有很大的扩充，如《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的首次创立，为我们了解汉代的法律内容及法制沿革，行政区划的沿革与变迁，户口的增减，各地域的物产、资源、经济、社会风貌的概况，各学术流派的源流、存世著作和学术主旨，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体、天象的变化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充分体现出他博学贯通的特点。《汉书》八表中，内容也有较大的突破。《古今人表》不涉及汉代，主要总结了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有明显的讽喻当代的特征。而《百官公卿表》也是第一次将继承秦制基础上的汉代官制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成为后人研究汉代官制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在列传的编次上，他一改司马迁以编次明褒贬的方式，而是以时代先后为序，先专传，后类传，再边疆传。前两类多以姓或姓名命篇，虽格式呆板，缺乏深意，但形式上一方面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等级秩序，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整齐体例、便于翻检的效果，所以成为以后正史在编目上所遵循的规范。

再次，班固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一批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加《王陵传》、《吴芮传》、《蒯通传》、《伍被传》、《贾山传》等，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都使今人了解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外，班固十分重视诏令和奏疏的价值，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邹阳的《讽谏吴王濞邪谋书》等分入各自的传中。又昭、宣、元、成、哀、平六帝纪，全详载了他们发布的诏令。所以就史料的原始性、完整性、系统性而言，却较《史记》为佳。当然，他删去了《仓公传》，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此举开轻视科技人物的恶劣先例，甚不足取。

另外，《汉书》承继了司马迁重视边疆，重视周边国家的开放眼光，设立了《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前两传主要取资于《史记》，均有相当的补充，内容更趋完善。而《西域传》却突破《史记》中《大宛列传》主要记载大宛，附带言及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的做法，正式全面论述西域五十一国，国别明，区域广，内容详尽丰富，在西域史研究中，其学术价值超过了《史记·大宛列传》。之所以如此，其弟班超多年经略西域，熟习情况，帮了他的大忙。

又班固除参据《后传》外，同时也利用了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人的成果。如《高祖纪》径用刘向的《高祖颂》，《艺文志》则取材于刘歆《七略》，《张汤传赞》引用了冯商的案语，《郊祀志》部分袭用扬雄补作的《封禅书》。内容丰富，叙事极有条理。《王莽传》更是研究新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对照《东观汉记》和《后汉书》有意无意地美化刘秀贬斥王莽的情况，《汉书》此传，客观翔实，愈发显得可贵。

班固深受正统儒学的熏陶，恪守封建礼教的规范，又崇尚天命图谶，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秉正直言，而多有避讳。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史家直书传统的影响，因而不敢轻改《史记》已著的史实，并能曲折地反映西汉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这一矛盾的心理和作为，是阅读中必须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