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书》注概述

《汉书》多古字古训，较为难读。正如《后汉书·班昭传》所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而此书又极受朝廷重视，流传既早且广，学者争相讽诵。为了解决读者的疑难，所以作注者甚多，而且其产生时代应与《汉书》问世的时间相去不远。然而据陈直《汉书新证》的考证，最早为《汉书》作注的人应是汉桓帝时期的延笃。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延笃著有《史记音义》。而《汉书·天文志》中晋人李奇注昭帝始元（前86—前80）年间的一句话下曾引用了延笃的观点，这不可能出自《史记音义》，因此推断延笃可能著有《汉书音义》。

不过现今确切可知最早为《汉书》作注的，当推灵帝时期的人应劭和服虔。这两人都是汉代大儒，学问广博，著述甚丰，所以注中精说颇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采用较多。而颜氏漏引的部分，还可以从裴骃《史记集解》等古注中去发现。

《汉书》注中有两家最为突出，即颜师古《汉书注》和清王先谦《汉书补注》。

颜师古名籀，以字行，唐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父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所著《颜氏家训》名噪当代，流传至今。父思鲁，尤工训诂。所以家学传统对颜师古产生深刻的影响。贞观（627—649）年间，在魏徵的荐举下，他参与了《隋书》的修撰工作。同时还从事《五经》文字的考订，为其后《五经正义》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不难看出，颜师古确实博学多闻，具备了为《汉书》作注的条件。

颜师古注之前，自东汉至隋，注家不下于二十三家。其中蔡谟的《汉书集解》是颜师古注的主要参照书之一。在蔡注之前，如应劭《汉书集解音义》（实为臣瓒之作）、晋灼《汉书音义》等都是文与注分，各自单行。而蔡谟把前人的注释以及自己的见解，分别散入《汉书》各纪传之中，文与注始合。这一新形式被颜师古所吸取，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扩充与完善，成就已远在蔡谟之上。不过如项昭、伏俨、李斐、刘宝等诸家之注，于唐时已大多散亡，所以颜师古所引，可能出自蔡谟《集解》，蔡谟的草创之功不可没。

又，颜师古的叔父颜游秦，曾著《汉书决疑》，共三十卷，为集注体裁，与师古注的形式体例基本相同。对照《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所转引的颜游秦之说，可知颜师古注中借鉴了不少游秦的考释，只是师古注未加说明罢了。毫无疑义，《汉书决疑》也是师古注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总的说来，颜师古注有以下重要特点：

首先是取材广博，抉择审慎，摘录精确，论证可信。颜师古《汉书叙例》中言，经其考证所引诸家注释凡二十三家，不仅吸取他们的成果，还对“颇或难知”的注家爵里、生平、出处都简要考出，足见其治学之严谨，胸襟之开阔。又如他在辨析萧望之是否萧何之后的问题上，直斥私家谱牒的虚妄，足见其治学之认真。凡是难以遽下结论的时候，颜师古继承了司马迁疑则存疑的学风，往往罗列众说，供读者品评，或者提出倾向性意见，供读者研习时参考。这也是师古注始终能与《汉书》合刻，不被剔出或被替代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书》自古号称难读，特别是古字古训与后世颇有不同，历代注家的误释或误刻，更加重了读者的负担。《汉书注》中多侧重音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师古注于是形成注重音读，不好史事考据这一特点。而颜氏自颜之推起就好古音古义，《证俗字音》就是颜之推与陆法言等人研讨古韵后的产物。颜游秦《汉书决疑》也具备这一特点。颜师古“多取其义”，正是一脉相承、同气相求的缘故。有人指摘颜师古有贵远贱近之嫌，殊不知正是如此，才沟通了《汉书》本义与读者的心意，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然而颜师古注的缺点也十分突出，即史实的考证明显弱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志》注，注释的领域略嫌狭窄。又取辑虽广，却也有重大遗漏，如隋萧该的《汉书音义》、包恺《汉书音》、姚察《汉书训纂》都弃而不用，有失偏颇，也确有“贵远贱近”之嫌。否则的话，其成就远不止于此。

清代治朴学者，一般都会涉足《汉书》，所以传世著述颇丰。清末王先谦征引有关论著六十七家，撰成《汉书补注》。其特点是个人发明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兼采各家之长，客观务实，征引准当，是不可多得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凡研究《汉书》者，除了依靠师古注，就是以《补注》为基本依据了，至今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