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未雨绸缪：晚清边防思潮之滥觞

第一节 “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龚自珍）

“清至嘉道，学凋文敝，索索无生气，定庵乃崛起于其间，经研《公羊春秋》，史熟西北舆地，文宗诸子，奥博纵横，变化不可方物，诗亦浸淫六朝而出，清刚隽上，自成家数。”

龚自珍（1792—1841），道光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后又更名巩祚，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亲段驯，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龚自珍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习研经史、小学。及长，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龚自珍于1810年（嘉庆十五年）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1818年，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1820年，入仕为内阁中书，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传》。撰写《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1829年，成进士。1835年，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1839年，辞官南归。1841年，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对于政治现实认识较为深刻，写了许多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同时还写了许多诗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均为名篇。时人称赞：“龚定庵诗文为清嘉道转移风气之大手笔。”

龚自珍与魏源同属今文经学派，都主张政治改革，同为道光时期的名士，二人关系非常密切，后人尝以“龚魏”并称。龚自珍之父龚丽正与林则徐是老朋友，曾于1822年同路进京，同日引见和召对，又同日南下，相处甚为融洽。林则徐曾作诗称赞龚丽正“一门华萼总联芳”。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关系亦甚为密切，相互之间来往颇多。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之前，龚自珍赠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请求彻底铲除鸦片烟祸，并表示愿意南游参与其事。林则徐在途中亦回书作答。

龚自珍青年时期，具有一种政治敏感性。1823年，他意识到民族危机即将出现。明确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早期龚自珍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实行均田制，“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他师从刘逢禄，开始研习《公羊春秋传》之后，便抛弃了考据学。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辞职之后，仍然关心国家命运。“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当各种犯罪严重泛滥之后，社会解体随之到来。他主张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相结合，提倡社会变革，呼唤改革人物的诞生。高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龚自珍特别关心西北边防和东南海防，呼吁朝廷“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研究地理学，曾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研究，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于东南海防和西北边防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撰写有《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

关于西北边防战争，龚自珍盛赞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统一西北的军事活动。他承认在统一战争中，国家不仅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代价，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年年需要支付巨额的兵饷。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那么，理由何在呢？

首先，龚自珍认为这场战争不是清廷主动发动的，而是对准部不断侵扰被迫做出的反击。“我高宗皇帝岂乐于穷武以炫史乘哉！我国家坐食数千城，何贪于准夷哉！实以准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愍回人之无辜。”

其次，他认为，清军参与战争不是为了掠夺土地，而是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宁。战争的导火索是“大和卓木之杀阿敏”。天山南北地域广阔，“地虽大，高宗不欲取；民虽富，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国亡而种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群姓不亡，阿浑伯克得翎顶以从满洲世臣之后。甚至如乌什之灭，圣天子且未尝如搜捕准夷例”。

第三，龚自珍认为幸与不幸，胜与不胜，常常互为因果。“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与不幸凡几相迸激。”强调发动任何战争必须慎之又慎，噶尔丹不懂得这种因果关系，最后不得不接受战争的惩罚。“我圣祖乃奋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于前次；圣祖之创惩之，亦严于前次；卒至噶尔丹弃地西走而死，谓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旧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境地，又不幸而辗转强大，不北噬而西嗥也。逐回部，扰青海，直西藏，邻俄罗斯。我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顾，龙颜焦劳。幸而其国篡弑相继，幸而三策凌来归，幸而阿睦尔萨纳来归，谓可以集矣。讵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与不幸凡几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膊。千里一赤，睢盱之鬼，浴血之魂，万亿成群，泰岱不箓，天帝不直。何为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经卷，亦谈因果，试召阿浑而问之，因何其细？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时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

第四，龚自珍认为，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残酷的，统治者必须尽力化解矛盾，“仰体上天好生之德”，尽力避免战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当敬谨率属以导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爱惜翎顶，爱惜衣食，唪诵经典。耕者毋出屯以垦，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乱于极微，积福于无形，则可谓仰体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负高宗用兵之意者哉。”无论何人都应当极力化解矛盾，避免战争。那些作威作福，不顾国家安全的罪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比如，素诚为领队大臣，“占回之妇女无算，笞杀其男亦无算，夺男女之金银衣服亦无算，乌什杀素诚以叛”。素诚之罪不可饶恕。“乌什之叛，高宗且挞伐，且怜哀。圣谕以用素诚自引咎，御制诗时以激变为言，谓素诚死有余罪，纳世通、卞塔海之诛也，非以失机也，以平日扰回也。明将军、阿将军之出也，非为素城报仇也，以警群回也。至圣至明，未尝稍有偏护及好杀之意。”

有的人认为清廷在西北的战争是得不偿失，不仅耗费了国家的财力和兵力，而且怀疑战争的正义性，“疑上之智”，“疑上之仁”。针对“浅见愚儒”与“下里鄙生”的这些荒谬观点，龚自珍批驳道：“假如鄙儒言，劳者不可复息，费者不可复收，灭者不可复续，绝者不可复苏，则亦莫如遂因之以为功。况乎断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则岂非天之志，与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续加之，则莫如酌损益之道。”在龚自珍看来，清军在西北的战争不仅是有功于当代，而且有功于后代，功在千秋万代。

要使这一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日益增加效益，龚自珍建议国家斟酌损益之道。所谓“损益之道”，即“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在他看来，中原地区人口日益增多，黄河日益为患。开捐也好，增加赋税盐价也好，不过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无受代者”，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自嘉庆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吸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要解决人口繁殖过多的问题，就要实行移民政策，将中原地区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以及吸食烟草、信仰邪教的人大量迁移到新疆，这叫做“人则损中益西”。

而就新疆来说，地域十分广阔，除了戈壁之外还有许多土地可以开垦。过去虽然在此实施屯垦，但因制度不佳，效果很小。“地纵数千里，部落数十支，屯田总计北才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亩，南才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亩，合计才二十八万八千一百零八亩，田丁南北合计才十万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无实者二百零四名。”由于屯垦戍边的人数有限，“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则言之胡易易。”因此，龚自珍建议对新疆大量移民，“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其余若江南省之凤、颍、淮、徐之民，以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敢于行路，未骄惯于食稻衣蚕，地尚不绝远，募之往，必愿往。其他省种烟草之奸民最多，大为害中国，宜尽行之无遗类。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就是旗人愿意迁移的，“盘费宜视民人加重，以示优厚”。这是说华北地区凡是“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以及吸食烟草、信仰邪教者尽量迁移到新疆。当行者，本地官给每户盘费若干，每丁盘费若干。新疆先期做好斩危崖，划仄岭，引淙泉，泻漫壑等灌溉渠道条件。移民到达后，安插南北两路，“官给蒙古帐房一间，牛犁具，籽种备，先给大户若干丈，中户若干丈，下户若干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沙碛不报垦外，每年一奏开垦之数，十年再奏总数，二十年汇查大数，每年粟面稞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贮于本地仓，以给粮俸。其地丁钱赋，应暂行免纳。俟二十年后，再如内地交谷外，另有丁赋例。有丁赋后，再定解部额。现在交粟面，暂勿折收银钱。亦俟二十年后，再如内地折银钱例”。即通过如此计人授田，大量开垦荒地，缴纳较轻的实物税，使新疆逐渐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然后，缴纳赋税，以增强内地的财力。这叫做“财则损西益中”。

在龚自珍看来，大量移民，开垦土地，新疆现有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其需要。为此他建议新疆设立行省制度，加强管理和控制。设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准回等处地方总督一员，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准回等处地方巡抚一员，布政使一员，按察使一员，巡道三员，提督一员，总兵官三员，知府十一员，知直隶州三员，知州二员，知县四十员，府州之目十有四。新疆省以伊犁、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巴尔库勒、哈密、塔尔巴哈台为北路；以哈拉沙拉、库车沙雅尔、阿克苏、赛喇木、叶尔羌、和阗、乌什、喀什噶尔为南路。采取以重驭轻，以北制南的策略。“总督驻扎伊东府；巡抚驻扎迪化府；提督驻扎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备道一员，分镇安西北镇总兵官一员，同驻扎镇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备道一员，驻扎伊东府；分镇天山北镇总兵官一员，驻扎塔尔巴哈台；分巡天山南兵备道一员，驻叶尔羌；分镇天山南镇总兵官一员，驻乌什；督抚必皆驻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隶天朝，无不甘心为准夷役者，亦国势然也。”

龚自珍还认为，新疆的军屯制应当进行改革。“屯田者，有屯之名，不尽田之力。三代既远，欲兵与农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盖其难也。应将见在屯田二十八万亩零，即给与见在之屯丁十万余人，作为世业。公田变为私田，客丁变为编户，戍边变为土著。其遣犯毋庸释回，亦量予瘠地，一体耕种交纳。”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土地的所有权问题的确是关键所在。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为奴隶主耕种的奴隶、为地主耕种的佃户、为公家耕种的屯户、为自己耕种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很大区别的。

最后，龚自珍指出，“既撤绿旗之屯，当撤八旗之戍”。迁移到新疆的旗人，别立册籍，以别于民户回户。适当享有一定优厚待遇，与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无所归也。”同时，其驻防之满洲、索伦、锡伯、蒙古兵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为安西北路旗户；在天山北路者，作为天山北路旗户；南路者，作为南路旗户；伊犁将军所领兵最多，地域广阔，散之原野，势便令顺，“无不给之患”。自内地驻防旗人新移到者，一体归地方官管辖。一旦犯事，旗人“不得受知县以下杖责”；交纳粮食时，“应比民户、回户酌减十分之二，以偿世仆之劳”。另外，他还建议“设立办事大臣一员，驻南路极边叶尔羌、和阗二州之地，统领满洲兵九百名，蒙古索伦兵七百名，锡伯兵四十名，绿旗兵六百名，共计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鲁特、哈萨克、那木干、爱乌罕各国，掌各国之朝贡之务，铸总通西边办事大臣印一、敕文一，秩正二品。受准回总督节制，与提督、巡抚互相节制”。上医治病，治未病；圣人治国，治未乱。

总之，龚自珍认为，大量迁移内地民人，开垦边疆荒地，在新疆设立行省制度，虽是一件花费极为昂贵，却是一件“利且万倍”，“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功在千秋万代的边防政策。“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在170年前，龚自珍提出的这项建议，毫无疑问是一种最积极的边防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839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曾经预言说：“五十年中言定验。”于此可见其自信。果然，在四十年后，根据现实的需要，左宗棠等人将这一思想完全变成为政治现实。然而命运多舛，龚自珍却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