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会操:中国近代军演早期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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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勇营与西式操法的引入[36]

迭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八旗、绿营已不足恃,但继续享有清朝经制兵的地位。咸、同之际,太平天国起义再次横扫绿营,湘、淮军应势崛起,勇营在晚清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朝野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真正有了切肤之痛。士林弥漫的忧患意识逐步汇合成一股近代救亡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力倡西学的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其中,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7]即众所周知的“中体西用”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清政府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技术。当时的淮军统帅、后来成为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的李鸿章,在援师上海过程中切身体会到西方武器的先进,也呼吁“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38]淮军率先大规模地装备西式枪炮,在军事训练中先是引入英国、法国操法,后又改练德国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