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绿营的阵式训练

绿营是清朝入关后建立的经制兵。绿营制度，继承明代镇戍制度而来。清政府为有效统驭辽阔地域，效仿明代卫所扼险设镇戍守的制度，从1644年至1659年，先后在直隶、山东、山西、江南、陕甘、河南、江西、湖广、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设置绿营，由畿辅逐渐扩展至边疆。绿营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各地叛乱，维持地方秩序。此外，绿营还担负西北用兵、东南海防和边防、屯戍卫、差役以至河工、漕运、守陵等任务。绿营与八旗成为清朝两大军事支柱，共同构织成一张组织严密的统治网。清政府按照地形原则，划分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等11个绿营军区。绿营营制分标、协、营、汛四级，标的任务是集中训练以备调遣，归总督节制者称为督标，归巡抚节制者称为抚标，归提督节制者称为提标，归总兵节制者称为镇标；协的任务是协守本镇的要害，归副将节制；营的任务，是分守本镇各地扼要的城邑关隘，归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节制；汛的任务是分汛备御，一般设在比较偏僻的县邑或是繁盛的市镇，不用特建专营。绿营兵种，分步兵、马兵、守兵三大兵种。[23]

绿营武器装备，既有甲胄、弓矢、刀斧、矛戟、椎梃、蒙盾、梯冲、金鼓等冷兵器，又有鸟枪、火炮等热兵器，处于冷、热兵器混用阶段。从1727年到1732年，清政府先后规定各省绿营装备冷兵器、热兵器的比例，进一步强化了绿营冷、热兵器兼用的原则。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10%的炮兵，热兵器约占60%左右。一直到19世纪中期，绿营中冷、热兵器的这一比例基本没有太大改变。[24]

绿营训练制度，沿袭明代。单兵战术训练，包括冷兵器、热兵器训练。冷兵器训练又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进攻性训练以弓箭训练为主，弓箭训练又分为步射和骑射。此外，还包括长矛、大刀、板斧等训练。防御性训练包括蒙盾、藤牌训练等内容。热兵器训练以枪、炮训练为主。单兵火枪训练主要是操练鸟枪；火炮训练包括炮手的火炮操作、瞄准、装填、测距、施放等动作要领，此外，各炮手还有协同动作、人马炮车驾驭训练等内容。[25]

绿营在完成基本训练和军事技术、战术训练后，实施高级阶段的军事训练，主要演练各种阵法，“绿营阵法，向习两仪、四象、方圆等旧式”。[26]这些阵法皆为中国传统操法，主要是训练绿营的战斗队形，使各兵的动作保持一致，在同一时间使用武器。在枪炮技术简陋的时代，密集的战斗队形有利于发挥军队的战场凝聚力，集中力量抵御或打击敌人。不过，阵式训练容易滋生流弊，重虚文而忘实际，单纯追求步伐整齐、队形美观，却完全脱离了实际的战斗要求。康、雍、乾三朝绿营兵力强盛之时，士兵尚能通过不断的实战保持战斗力。到乾隆中叶，无事征战，脱离战场的士兵进行不切实用的阵式训练，自然无法再保持战斗力，沦为积弱之师。[27]1785年陕甘总督福康安上折批评绿营的阵式训练，“两仪、四象、方圆各式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较〔校〕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毫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习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28]1804年嘉庆帝在谕令中批评绿营阵式训练的流弊：“今绿营积习，于一切技艺率以身法、架式为先，弓力软弱取其拽满适观，而放枪时装药下子任意迟缓，中者十无一二，即阵式杂技亦不过炫耀观瞻，于讲武毫无实效。”[29]随着近代枪炮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战场上使用密集队形无异于自杀，绿营的阵式训练更是难以适应现代战场了。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中国认识世界的一个难得的机遇和途径。西方军事技术的东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发展。遗憾的是，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在盛世光环的笼罩下自断其路，西方军事技术东传的渠道中断。在康乾盛世之中，八旗、绿营的编制、武器失去自觉改革的动力。加上清代厉行文化专制政策，军事学术也停滞不前，很多兵学家逃避现实、缺乏创新精神，只是“相互抄袭或复述古人的理论为能事”，“真正有价值、有创见的兵书很少”。[30]即使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批评八旗、绿营操法弊病的声音，但在编制、武器、军事学术因循守旧的情况下，很难在军事训练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革。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呼吁从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学习“夷之长技”，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31]然而，道光帝并没有从战败中汲取教训，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方面踌躇不前，清朝统治者继续做着天朝盛世的迷梦。[32]“师夷”的主张受到鄙视，“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33]在天朝盛世观念的束缚下，“师夷长技”的呼声也逐渐湮没无闻，八旗、绿营依旧墨守成规，其军事训练的革新更无实现的可能。直到咸、同时期，绿营徒饰观瞻的阵式训练仍相沿不废，对它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咸丰时期，张集馨亲眼看到福建绿营杂耍戏般的操练情形：“抬枪约有十余杆，鸟枪不足百杆，其余短棍铁叉，藤牌数面，喧嚷跳掷，去而复来，以一布横档中间，由场上退入档左者，即可由右复出。”他进而批评说：“各项杂技操毕，复打连环数声，吹擂而退，不但临敌无用，即以操演论，亦复如同儿戏。”[34]同治时期，左宗棠也批评说：“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