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淮军引入西式操法

1860年江南大营的第二次溃败，彻底击毁绿营经制兵的地位，为湘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湘军规模和防区的扩张，又埋下了淮军建军的伏笔。[61]1861年太平军连陷江、浙地区，直逼上海。江苏官绅代表钱鼎铭等人于11月18日前往安庆，向驻兵于此的曾国藩求援。曾国藩认为兵单饷乏，与李鸿章商议后，决定明年再派兵救援。其后，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负责援助上海事宜。李鸿章回安徽招募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及刘铭传等人编练的团练，加上曾国藩调拨程学启部、郭松林部，淮军至此成军。淮军承袭湘军军制，“淮军的营制、营规，尽法湘军，淮军之于湘军，好似儿子之与母亲，湘军的制度便是由淮军来继承的”。[62]

淮军到上海后，内部发生变化，首先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从抬枪、小枪、劈山炮、刀矛等冷热兵器混用，到全部更换为洋枪洋炮等热兵器。洋枪洋炮对于淮军无疑是陌生的，熟练掌握新式武器的性能和操作方法并不简单。淮军程学启部最先学习西式操法，主要是洋枪射击训练和队列训练。李鸿章称赞说：“西洋各国称强海上，兵法固甚雄整，尤恃洋枪炸炮为攻战利器。程学启随臣入沪，留心讲求……该部操习洋枪数千枝，整齐变化已与洋兵相埒。”[63]自1863年始，李鸿章“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64]淮军各营聘请的洋将，大多出自常胜军，或经戈登举荐，或由驻上海的英、法军直接投效，计有白礼（Bailey）、毕乃尔（Penell）等25人。[65]在操法上，淮军比湘军更进一步，“改用泰西阵法，鸣角出令皆夷语，则湘军所无”。[66]当时，淮军学习的西式操法，主要是英、法操法。[67]连一向坚持中国传统操法的曾国藩，看到淮军训练后，也不得不承认西式操法的优越性，“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68]

淮军的军事训练，包括基本军事训练和军事技术训练。例如，队列训练，主要是“大小横队、纵队、四面转法、行进、停止、队形转换、操枪带数法、操枪不带数法、操枪上表尺法等”；射击训练，主要是“洋枪洋炮的射击学理、战术技术性能、枪炮弹药的识别、距离测量、各种姿势的瞄准和击发、地形地物的利用、武器装备的选择以及枪炮保养维修等”。同时，淮军又融合阵式训练和西式操法，进行步兵、骑兵、炮兵诸兵种的战术训练。步兵训练内容包括“二字阵、四迭阵、四锐阵、五方阵、六花阵、八字阵、八卦阵、回旋阵、撒星阵、方城阵、小方阵、双龙阵、梅花阵、浮梁阵、转移阵等”；骑兵训练内容包括“前后排阵、一字阵等”；炮兵训练内容包括“配置位置选择、火力支援方法和战斗队形变换等”。[69]

淮军引入的西式操法，的确给中国陆军的军事训练带来了新的变化。不过，在实际训练中，淮军官兵们似乎只是注重射击训练，轻视其他相关的训练科目。1872年1月，德国人李希霍芬游历到陕西，发现当地驻扎的淮军官兵，均是如此。“中国兵的座右铭是枪法好，对于操练与军纪——除非犯了最不可饶恕的罪才有军纪——他们一无所知”；[70]“他们的军官也认为他们看到的外国军队的操练与演练根本没必要，重要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善射。”[71]此时，淮军学习西式操法已经有近十年时间，官兵们的头脑中却只有射击训练，不见其他。这种片面的训练思想说明，淮军对于西式操法的认识还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尚不理解西式操法中以练为战的原理。

1872年后，在普法战争中获胜的德国陆军名声大噪。淮军在军事训练中，逐渐改练德国操法。以驻扎小站的周盛传部为例，据他所说：“德国操法最利师行，卑部炮队三营操习已久，枪队各营亦先后改归德操。”[72]其他勇营，也效仿淮军练习德国操法，如驻守旅顺的毅军，在统帅宋庆主导下，“所习德国步队操法整齐，他军竟莫之能胜，其于西洋炮法讲求亦极精熟”。[73]1876年4月15日，李鸿章乘德国教习李劢协回国之际，选派官弁卞长胜、刘芳圃、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彩、王得胜七员随同前往德国学习军事。[74]其中，卞长胜、王德胜、朱耀彩学习水师，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四人在德国陆军中历练三年，学习德军操法。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三人回国后向李鸿章介绍了德军操法的精妙之处，使他了解到德军强劲的战斗力源自其军事训练之中，“据称德国陆军甲于天下，而步队尤精于马、炮各队，其得力全在每日林操，熟演料敌应变之法。每年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战、攻守之法，其法备于一哨，扩而充之，可营、可军”。[75]这里的“林操”、“夏秋大操”，正是德军模拟实战环境开展的近代军事演习。虽然李鸿章和少数淮军军官对德国操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并没有给淮军的军事训练带来太大的改变。据1886年德国人恩司诺观察，中国军队学习西方军事时始终信奉武器决定论，“中国人坚信，欧洲军队的成功仅仅在于他们有更好的武器装备”。他在天津目睹了淮军训练后，指出片面发展武器的局限：“虽然引进现代武器使中国军队的实力有显著增长，但是中国人的保守和中国军官强烈的抵触情绪，阻止了他们在战术方面有任何根本性变革。”[76]在这种情况下，淮军所学到的西式操法也只能是射击、口令、步伐等方面的训练。就笔者目力所及，还没有直接材料能够证明淮军举行过“林操”或“夏秋大操”。相形之下，常常能见到时人对淮军刻板学习洋操的批评之声。例如，英国人戴乐尔看到淮军模仿的德军直腿正步操法，讥之为“鸭步”。[77]中法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张之洞批评“于洋械素知讲求”的淮军，“步趋洋操，颇显太板”。[78]甲午战争期间，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折尖锐地批评淮军：虽然他们装备了西式枪炮，练习了西式操法，但成效极为有限，“仅学皮毛，不求精奥”。[79]由此可见，淮军改练德国操法后，李鸿章等人对西式操法的主观认识确有进步，但在实际的军事训练中，淮军只是刻板学习德操，沦为一种形式的操练。

甲午战前，淮军学习西式操法，经历了从英、法操法到德国操法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李鸿章对西式操法的认识不断进步，甚至已经意识到军事演习在军事训练中的重要性。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淮军刻板学习西式操法的现状。其深层原因在于，淮军练习的新式操法并不是其内部系统变革的结果。也即是说，除了装备了现代化的武器，淮军在编制、战术、军事学术方面仍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彩。这种不彻底的改革造成的后果是，淮军官兵们普遍对西式操法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片面追求西方军队的射击、步伐、口令训练。总之，在淮军内部没有发生系统性变革的情况下，其引入西式操法时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弊病。

一支军队的军事训练方式和内容，是由该军的编制、武器、战术、军事学术等综合因素决定的。不可否认，武器装备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军事训练的变化。但是，军队内部若缺乏系统性变革，仅有武器装备的片面发展，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内容。甲午战前清军对西学东渐的因应，无论是八旗、绿营，还是湘、淮军，基本限于军事技术层面。而且，清军主帅和将领普遍深受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影响，带兵、用兵时依旧沿袭传统的军事经验。这一时期，八旗、绿营采用的中国传统操法渐趋衰落，已不适合现代战争舞台。新崛起的淮军，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操法，开始引入西式操法。然而，在淮军内部没有系统性变革的情况下，其练习的西式操法，不过徒具其形罢了。即使李鸿章意识到德军“林操”、“夏秋大操”的先进，也无法使之真正融入淮军的军事训练中。在军事现代化道路上，单纯追求新式武器便冀望实现军事转型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片面化。对于晚清陆军来说，如何实现人与武器的有效结合，通过适当的军事训练方式和内容提升军队战斗力，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探索过程。

[1]徐宗泽编：《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52-53页。

[2]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24页。

[3]汤若望授，焦勖述：《火攻挈要》，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4]《太宗文皇帝实录》，《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页。

[5]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0页。

[6]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587页。

[7]徐宗泽编：《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第54页。

[8]［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7页。

[9]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第6419页。

[10]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第6587-6589页。

[11]吴伯娅著：《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绪论，第14页。

[12]［法］佩雷菲特（Peyrefitte, A.）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6-67页。

[13]陈高华、钱海皓总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军事组织体制编制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425页。

[14]《太宗文皇帝实录》，《清实录》第2册，第179页。

[1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23页。

[1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第4119-4120页。

[17]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册，第2665页。

[18]《兵部·大阅·大阅规制一》，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04，光绪重修本。

[1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册，第2666页。

[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册，第2668页。

[2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0册，第2670页。

[22]何瑜：《嘉庆皇帝与木兰秋狝》，戴逸主编：《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中国承德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81页。

[23]详见罗尔纲著：《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228页。

[2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历代军事装备》，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25]张英辰、王树林主编：《中国近代军事训练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7页。

[2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第4124-4125页。

[27]罗尔纲著：《绿营兵志》，第257-260页。

[28]仁和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10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99辑，文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6-5357页。

[29]故宫博物院编：《钦定中枢政考三种》第6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0]《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中国历代军事思想》，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31]魏源撰，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上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6页。

[32]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65-567页。

[33]梁廷枏撰，邵循正点校：《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2页。

[34]张集馨撰，杜春和、张秀清点校：《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0页。

[35]《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10页。

[36]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先是聘请外国军官按照西式操法训练八旗、绿营，在天津、广州、福建、湖北编练洋枪队，然成效不彰。其后又在直隶抽调绿营筹建练军，参仿勇营军制、配备西式枪炮、练习西式操法，各省皆有效仿，但同样无甚成效。参见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716-728、870-896页。洋枪队、练军在清末国防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影响有限。因此，本节以勇营淮军引入西式操法为主线，不再赘述洋枪队、练军的军事训练状况。

[37]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选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38]《李鸿章函（答制火器）》，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89页。

[39]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家书》上册，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线装书局2015年版，第402页。

[40]《致李少荃中丞》，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二）》第12册，线装书局2014年版，第344页。

[41]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家书》上册，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第409页。

[42]王定安纂，王廷学校：《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卷三，文海书局1884年刊本，第18页。

[43]《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奏议》第1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

[44]《上曾中堂》，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一）》第2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45]《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二）》第2册，第303页。

[46]王尔敏著：《淮军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47]王兆春著：《中国火器史》，第327-328页。

[48]《附议复条陈》，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第6册，第161页。

[49]《复总署·论购新式火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50页。

[50]《复总署·复陈法越兵事》，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五）》第33册，第360页。

[51]《创办克鹿卜炮车马干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七）》第7册，第310页。

[52]罗尔纲著：《淮军志》，《晚清兵志》第1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页。

[53]罗尔纲著：《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9页。

[54]《劝诫营官》，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14册，第343页。

[55]《与骆中丞》，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一）》第11册，第106页。

[56]《复王璞山》，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一）》第11册，第146页。

[57]《复林秀山》，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一）》第11册，第112页。

[58]《晓谕新募乡勇》，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14册，第295页。

[59]《劝诫营官四条》，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14册，第343页。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9页。

[61]王尔敏著：《淮军志》，第10页。

[62]罗尔纲著：《湘军兵志》，第206页。

[63]《为程学启请恤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一）》第1册，第478页。

[64]《密陈剿捻事宜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二）》第2册，第67页。

[65]王尔敏著：《淮军志》，第177-180页。

[66]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版，第138页。

[67]按：淮军学习西式操法的教材，主要是在华外国军官翻译的英、法操典。李鸿章说得很清楚，“英法小操口令，此间均有抄本，毕乃尔所译”。参见《复刘爵军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二）》第30册，第194页。

[68]曾国藩著，贾泓杰、王诚伟整理：《曾国藩日记》中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857页。

[69]张英辰、王树林主编：《中国近代军事训练史》，第91-92页。

[70]［德］李希霍芬著，［德］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华林甫、于景涛审校：《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10页。

[71]［德］李希霍芬著，［德］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华林甫、于景涛审校：《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下册，第612页。

[72]周家驹编：《周武壮公（盛传）遗书（附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90页。

[73]周馥撰：《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18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74]《卞长胜等赴德国学习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七）》第7册，第53-54页；《武弁回华教练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第8册，第514页。

[75]《武弁回华教练折》，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第8册，第515页。

[76]［德］恩司诺著，［美］熊健、李国庆译：《清末商业及国情考察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48页。

[77]罗尔纲著：《甲癸练兵志》，《晚清兵志》第3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5页。

[78]《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奏议》第1册，第299页。

[7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