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军事技术的东传与中断

早在明嘉靖年间，已有佛朗机炮、鸟铳这样的西式火器传入国内。明中后期，东北崛起的满族和遍地而起的农民起义使明政府陷入统治危机之中，“内有流寇之扰乱，外遭满清之侵略，库藏空虚，战多不利……西洋火器亦即于是时输入”。[1]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华、张焘、焦勖等一批中国火器研制家，通过向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引进、仿制了一大批红夷炮。[2]在辽东战场，明军面对驰骋善射的后金八旗兵，红夷炮、鸟铳等火器一度成为战场利器，先后取得了宁远、宁锦大捷。后金八旗兵陆续装备西洋火器后，明军开始丧失武器优势，“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铳，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矣”。[3]皇太极大量仿制红衣炮，并用于进攻大凌河、于子章台的战役中，连战连胜。这两次战役，极大改变了明军和后金军火器装备数量的对比。对于明朝而言，关外的明军丧失了大批西洋火炮，削弱了其防御能力。对于后金而言，积极装备红衣炮攻城略地，提高了其攻击能力，“至红衣大炮，我国（后金——引者注）创造后携载攻城自此始……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4]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西洋火炮的巨大威力使明、清统治者认识到制器的重要性。明、清双方均从实用角度出发引进和仿制西式火炮，但二者对西方军事技术的态度存在微妙差别。明朝自尊自大的正统心态难以摒弃华夷之见而较为保守，新崛起之清政权则锐意进取而后来居上，致使双方的武器优势发生逆转。[5]

清廷入关后，重用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铸造火炮。镇压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帝谕令南怀仁铸造机动性较强的火炮，“兵部大军进剿，须用火器。着治理历法南怀仁铸造大炮，轻利以便涉”。[6]1674年至1676年，南怀仁“共制大小炮一百二十位”，1680年他“又奉旨铸造战炮三百二十位，继又造神威炮二百四十位”，1682年，他又“进呈《神威图说》，理论二十六，图解四十四”。[7]康熙帝对西方军事技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法国传教士白晋注意到其开明态度：“他一了解到欧洲人铸造大炮与迫击炮的方法，就大量仿造。他下令铸造大小不一的战炮，并训练一批炮手，使他们学会使用战炮和发射炮弹的技能。”[8]康熙时期，连年的战争刺激了各式鸟枪、火炮的改良和大批量制造，其中多数是由南怀仁采用西法设计、监造的。1691年，康熙帝设立八旗火器营，“专司教演火器”。[9]由于火器营仅是挑选部分八旗兵装备火器，并非全部八旗兵都是如此，当然不足以引起八旗内部的系统性变革。

自康熙后期，国内形势日趋稳定，火器的需求量和制造量日渐萎缩，清政府铸炮的频率和数量大幅度下降，火炮类型也无创新而墨守成规。[10]虽然雍正、乾隆时期仍留用了一批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11]

康熙以后，雍正、乾隆开始改变对西方传教士容留、利用的开明态度，厉行禁教政策。清政府又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清政府严厉对待西方传教士和实施一口通商政策，一定程度上为中西交流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带来欧洲工业革命最新科学技术，其中包括装备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等火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枪械。[12]但是，清政府以天朝上国的态度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西学的输入渐趋中断。西方军事技术对于中国军事领域的影响随之音沉响绝，清军武器装备趋于保守而鲜有创新。在康乾盛世之中，武器装备发展的停滞不前，更无引发清军编制、战术及军事训练变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