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墨子对于当时等级制度的批判

本着这个思想，墨子反对当时奴隶主贵族一系列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他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节用的主要原则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民利”是用财的标准；加费而有加于民利的事是可以做的；加费而不加于民利的事是不可以做的。他痛切地指责“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来盖极端奢侈的房子，做极端奢侈的衣服，吃饭“前列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辞过》）。墨子指出，贵族们的铺张浪费，不仅消耗财富，同时也是“寡人（使人口减少）之道”。因为“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节用上》）。

墨子也反对音乐（“非乐”），认为音乐只是贵族们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他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加重这些灾难。

墨子更从“富”和“众”的观点反对“周礼”、“厚葬”、“久丧”的制度。他指出“厚葬”的结果是“多埋赋财”；“久丧”的结果是“久禁从事”。“财已成者，挟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他又指出，“久丧”限制人的起居饮食，使人身体衰弱，又限制“男女之交”。“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节葬下》）

当时劳动人民的一个大的灾难是统治阶级争夺土地的兼并战争。墨子坚决反对这样的战争（“非攻”）。他的反对的理由也是从“富”和“众”的观点出发。他指出，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夺民之财，废民之利。”（《非攻中》）战争还使“男女久不相见”，并且“疾病死者”，“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这样的“寡人之道”，是最残酷的。（《节用上》）

墨子对于当时统治阶级这些批判，都是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劳动力的生产出发。能使这两种生产增加的事就是“利”，妨碍这两种生产的事就是“害”。这是生产的阶级的观点。就哲学思想上说，这也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墨子对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批判，还有另一方面的深远的意义。墨子的这些批判，实际上就是对于“周礼”的批判。《淮南子》说：“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要略》）“用夏政”只是托古之辞，“背周道”倒是确实的事实。

墨子没有能从原则上批判“周礼”，但上面所说的墨子的这些主张的实际意义，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上，反对和批判“周礼”。当时贵族的各色各样的铺张浪费，例如讲究衣服的文采，丧葬的仪式，还不仅是为了享受，而且还是为了表示他们的“高贵”，以吓唬人民。春秋时的一个贵族随武子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服章”是用来表示贵贱等级的。墨子指出，衣服应该只是用以“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又说：“俯仰周旋威仪之礼……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这在实际上就是要在这些方面，缩小旧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减少贵族的威风排场。

“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庄子·天下》）贵族的“厚葬”，也是要表示贵贱上下的等级。照他们的丧服制度，父母死服丧三年；伯叔父、兄弟，一年；族人五月、三月不等。这是表示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的亲疏。墨子主张废去这些分别，不分贵贱，一律“桐棺三寸”，不分亲疏，一律于葬后即照常生产，“反从事乎衣食之财”（《节葬下》）。这是对于贵族阶级的等级制度及宗法制度一个严重的攻击。他的这些主张，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在当时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墨子这些主张的实际意义，儒家是认识清楚的。荀子说：墨子“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非十二子篇》）。这就是说：若果照墨子的“俭约”的主张实行起来，那么“差等”就没有了，君臣上下的分别也没有了。照他看起来，那就是“大乱”。墨子的这些主张，是从具体的问题上，反对“周礼”，是与保存“周礼”的儒家作斗争的。从荀子在这个斗争中对于墨子所作的批评，更可见墨子的这些主张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