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墨子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观

墨子在《尚同上》里，只说到“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没有说“天子”是由谁来“选择”的。《尚同中》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游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照这样说，“天子”还是“天”（上帝）所立的。不过他指出，“上帝”所以立“天子”，并不是要他享受，而是要他为人民办事。这是墨子向当时的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其具体的内容是兴利、除害，使贫者成为富，寡者成为众，使危转为安，乱转为治。墨子固然也肯定了君权出于神授，但是肯定更多的，是“天”对于统治者所体现的要求。

墨子认为有“上帝”存在；“上帝”有明确的意志，即所谓“天志”。“天志”的内容就是“兼爱”，“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上》）。他说：天是爱人的，所以为人创造万物。天创造日月星辰，为的是叫人得到光明。天降雪霜雨露，使五谷麻丝能得生长，叫人能够有吃有穿。天又立了“王公侯伯”，叫他们“赏善罚暴”。（《天志中》）“王公侯伯”就是所谓“正长”。照墨子的尚同的理论，人民必需“上同”于天子，天子必须“上同”于天。“天志”喜欢兼爱，所以天子也必需赏“兼相爱”的人，而罚“别相恶”的人。“兼相爱”的人也直接受到“上帝”的赏；“别相恶”的人也直接受到“上帝”的罚。

墨子又更具体地说明他所谓“天志”的内容，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天志中》）墨子又认为除上帝之外，还有鬼神。鬼神也是以上帝的意志为意志。他们帮助上帝赏“兼相爱”的人，罚“别相恶”的人。墨子的《明鬼篇》引了许多古代见神见鬼的传说，以证明鬼神的存在。

墨子把传统宗教中的上帝鬼神都拉出来，作为他的“兼爱”学说的实行的保证。照他的说法，天上的与地上的，宗教的与世俗的威权，都赏“兼相爱”的人，而罚“别相恶”的人；如果人都相信这一点，自然都要“兼爱”了。他抬出了传统宗教中的上帝与鬼神，但是给他们以新的内容，新的意义。

《天志中》说：墨子讲天志，就像“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他把“天志”作成一个规矩，“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就是说：他拿“天志”作为一个标准，以批判当时统治者的政治上的措施，并批判别家的学说。这个“天志”的内容，正是他自己反映小私有生产者，特别是手工业者的要求的思想。

墨子所说的“天”和传统宗教中的“天”，都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主宰，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就内容上看，二者是根本对立的。

传统宗教中的天，是奴隶主意志的表现；它是奴隶主剥削与压迫奴隶们的精神武器。奴隶主在“天”的名义下，宣称奴隶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是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奴隶的命运是“天”注定的。

墨子所说的“天”，虽然和西周以来传统宗教中的“天”同是“主宰之天”，但主宰的目的却是不相同的。墨子的“天”的主宰的目的，在于兼爱天下。他说：“天下无大国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在墨子看来，国与国，人与人，在“天”的面前都是平等的，谁也不应该压迫谁。所以墨子所说的“天”，是小私有生产者意志的表现，是小私有生产者企图摆脱奴隶主的强暴统治和社会灾难的反抗形式。

墨家与儒家之间的另一个斗争的问题是关于“命”的问题。墨子说：主张有命的人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他又认为“儒者”就是主张有命的人（《非儒下》）。与“命”相对的是“力”。墨子认为个人的富贵，以及国家的治安，都是由于人的努力（“力”），而不是由于什么预先决定的命运（“命”）。

墨子列举了古代一些成功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墨子说：“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墨子认为“王公大人”之所以努力处理政务，因为他们知道“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卿大夫之所以努力办事，因为他们知道“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农民之所以努力耕种，因为他们知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妇女之所以努力纺织，因为她们知道“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如果他们相信一切有命定，命好的不必努力而自会成功，命坏的虽努力而还是必然失败，这就没有人努力工作了。这样，“天下必乱”，“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非命下》）。所以墨子说：儒家的“有命”的主张，是“贼天下之人”（《非儒下》）。

小生产者，从生产过程中，认识到劳动和生产的关系。劳动越多越强，生产就越多。事实上诚然是如此；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农民努力耕种，但不必不饥；妇女努力纺织，但不必不寒。在社会关系上，墨子没有认识到事实的这一方面。在人与“天”的关系上，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的重要。上章讲到，孔子为“力”与“命”划分地盘，由此对于传统宗教的权威，加了一定的限制。墨子“非命”的主张，从生产的阶级的立场出发，完全取消“命”的地盘，使人的重要更加突出。

照墨子的“天志”的理论，人努力的成功，也是由于“天”的赏赐。“天”喜欢努力的人，所以使他们必然成功。在表面看起来，墨子的说法，似乎是扩大了“天”的威权。但是照他所说的，努力的人，“天”必然赏赐以成功，而且只有努力的人，天才赏赐以成功。这在实际上就是说，努力的人必然成功，而且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成功。在这一点上墨子比孔子更进一步。他所说的“天”，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

在表面上看起来，墨子主张有“意志之天”，似乎比孔子更受传统宗教的束缚，但如上面所说的，墨子所说的“天志”，实际上就是小私有生产者的要求和愿望。他继承了传统的宗教的“意志之天”，但把它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自己阶级的工具。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墨子在表面上“近鬼神”，可是他所说的鬼神，实际上是他的宣传机器了。

墨子以传统的宗教的“意志之天”作为自己的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墨子并不隐讳。他说：“我有天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又说：如果国君能“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天志中》）。墨子又指出当时社会混乱的情况说：“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明鬼下》）墨子认为，对于“天志”和鬼神的信仰于人有利，所以宣传这种信仰。照他的逻辑，人必须信仰上帝和鬼神，并不仅是因为他们存在，而且是因为这样的信仰于人有利。照这样讲起来，他的关于“天”和鬼神的学说就不只是一种宗教思想，而且是一种宗教观。

就内容上说，墨子比孔子更远于当时传统的宗教。他是以自己的思想为内容，以“意志之天”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是形式和工具，也不是没有意义；形式对于内容，工具对于目的，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就墨子的“天志”和“明鬼”的思想说，在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他的这些思想，有一定的消极作用；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的小生产者阶层改革现实的软弱无力，幻想通过宗教的形式，以限制残暴的统治者，使统治阶级能够采纳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学说，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他虽是比孔子更远于传统的宗教，但也是像孔子一样，没有能够脱离宗教唯心主义的影响，在客观上成了一个有神论的宣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