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墨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墨子和儒家关于“命”的辩论，是当时一个很大的思想斗争。这个斗争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站在“力”一方面的是唯物主义思想，站在“命”一方面的是唯心主义思想。墨子极重视这个辩论。在《非命篇》中，在开始辩论以前，他首先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就是，判断是非，究竟以什么为标准？他说：“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非命上》）“仪”是标准；“运钧”是一个旋转着的盘子，似乎是一个日晷。但日晷是不动的，所以在上面可以定时刻（“立朝夕”），作为时刻的标准。运动着的盘子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功用。“仪”，《非命中》作“义法”，并且说：“立朝夕于员（运）钧之上，则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义法”把标准的意思更明确起来。提到“巧工”是手工业者的口气。

墨子在这里所提出的，就是真理的标准的问题。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能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这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人的知识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关于自然，二是关于社会，三是关于思想本身。第三方面出现最晚，因为它表示人的思想的自觉。人的自觉是人类意识发展上的一个大进步。人的思想的自觉，又在其后；必需有人的自觉，才可以有人的思想的自觉。在中国哲学史中，墨子首先提出关于真理的问题，这表示他首先达到人的思想的自觉。

墨子认为判定真伪是非的标准有三个，即他所谓“三表”。《非命上》说：“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言有三表”，《非命中》和《非命下》作“言有三法”。墨家所谓“法”也是标准的意思。后期墨家的著作《经上》说：“法，所若而然也。”“所若而然”的东西，即是标准。

第一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过去经验的历史教训。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考察现在群众的感官经验。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在实践上考察其效果，有试验的意义。墨子的方法论是比较全面的。它注重经验，注重实践，最后归结于他的中心思想，“利”。这样的方法论是唯物主义的，但也是经验主义的。《非命中》于第一表中加上“考之天鬼之志”。这也是墨子没有摆脱宗教唯心主义的表现。

在《墨子》中，“三表”是时常应用的。例如在《兼爱》、《非攻》等篇中，常常引证禹、汤、文、武的事迹；这是第一表的应用。各篇都是从“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立论，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立论；这是第三表的应用。《非命篇》以没有人见过命这个事实证明命的无有；《明鬼篇》以有人见过鬼的传说，证明鬼的存在；这是第二表的应用。当然鬼是不存在的，见鬼的传说是不可信的。即令有人自以为见鬼，也不过是一种幻觉。墨子不知区别幻觉与真正感觉；这是经验论的局限性。但他承认感官经验的重要；这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墨子说：“是以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请（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下》）“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尚同下》）他肯定外界的存在，并且肯定耳目的闻见是认识的来源。这样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这是和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相联系的，同时也是他的方法论的错误的根源。

关于实践效果，墨子又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这就是说，能见之于“行”的“言”才有价值。他又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这是说，一个学说必须能行，才有价值。一个好的学说，必然是能行的。墨子所谓行，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实践和生活中的实践，虽然不等于现代唯物主义所谓实践，但他反对空谈理论，注重一种学说的实际效果，也注重于变革其对象。后来《经上》说：“行，为也。”《经说》解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照此所说，“行”有七种，各种都有变革对象的意义。

墨子注重行，于是提出“名”与“取”的区别的问题。他说：“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贵义》）从“名”得来的知识是概念的知识；从“取”得来的知识是具体的知识。仅仅有一些抽象的概念，算不得有真正知识；必须有具体的感性认识才可以应用。这同样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墨子认识论中的光辉的一方面。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关于名实的问题，墨子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这是与他的手工业的生产实践有关的。这个问题“后期墨家”有进一步的讨论。

墨子的“三表”的缺点，在《明鬼篇》中最突出地表现出来。这还不在于他不能分别幻觉与真正的感觉。更基本的是，他的方法论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在恩格斯的时期，有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有鬼论的宣传者。恩格斯分析了他们所以如此的原因。他指出，从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确实的道路是经验主义，它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而只相信最简单的经验。他说：“没有理论的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就会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唯一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思维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的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因而也就是不正确思维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三十七至三十八页）墨子的方法论正是犯了这个基本上的错误，因此使他不但陷入有鬼论而且还使他保存了宗教世界观的形式。没有一个比较正确自然观作为理论基础，他的思维便不可避免地是自然主义的。这样的思维是不正确的，因此就把他引到跟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它注重经验，注重实践，本来是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可是由于他的狭隘的经验主义的片面性，在关于鬼神的问题上，他就倒向宗教唯心主义了。经验主义是它的有鬼论的认识论的根源。

墨子对于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他提出了“类”与“故”这两个逻辑概念。墨子告公输般说：“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非儒篇》说：“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故”就是理由或原因。墨子首先提出这两个逻辑概念，到了后期墨家，对于“类”、“故”有详细的理论。这是墨家逻辑学说的进一步的发展。

墨子很注重类推。《鲁问篇》记载：“鼓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墨子认为正确的预见是可能的，而预见的根据在于类推。《非攻中》说：“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这是“类”的逻辑概念的功用。

孔子称“述而不作”，墨子主张述而且作。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这也是科学的精神。

墨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唯物主义的及科学的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中，是光辉的一页。上章我们讲孔子的思想方法，也说它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但是孔子没有提出一个有系统的方法论。拿墨子的“三表”作为衡量，孔子的思想方法中也没有第三表。墨子的第三表的实践的精神是与他所代表的手工业小私有生产者的阶级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