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和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深
第一节 立宪团体及其活动
清政府的“新政”，虽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但为了维护其垂危的统治，它还是不断地改变花样，继续推行。经过“新政”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新抬头，他们把斗争逐渐明确地集中到争取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目标上来，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作立宪派。立宪派惧怕革命，反对革命；但认为消弭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集中对付革命势力，决定拉拢立宪派，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借以欺骗人民。
1906年七八月间，考察政治大臣相继回国，载泽、端方等多次被召见。他们向西太后力陈实行立宪的种种好处。他们指出，天下人心思变，如果拒不实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党就容易得到群众，革命的“祸乱”就难以避免。他们还献策说，立宪究竟何时实行，怎样实行，可以从容计议；只要先定下立宪的“国是”，就能安抚立宪派，稳定人心。如果因顾忌“实行”的种种困难，而继续犹疑，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甚至“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1)。西太后反复考虑了他们的建议，终于拿定主意，在召集了大臣会议之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篇上谕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宣称要“仿行宪政”。其根本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2)。但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
立宪派非常欢迎清政府的这项决定，因为它给立宪运动提供了充分的合法依据，为他们更大规模地开展活动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立宪团体纷纷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在东京成立而后回国活动的政闻社、宪政讲习会等。
一 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
该会于1906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在郑孝胥、张謇等人于9月开始组织的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该会宣称“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3)。其政治态度相当温和。该会从酝酿成立的时候起，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资助，单是开办费，岑就捐出一万元，还表示愿负担常年费每年一千元(4)。
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入会的，有许多著名的大绅士和大资本家。如：
会长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幕。1891年任驻日本使馆的秘书，后升为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归国入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1903年到广西助岑春煊镇压当地人民反抗，1905年辞归上海。郑家资丰厚，在许多企业有投资，曾创办日辉呢厂；又颇有文名，其诗文称于一时。他在官场、商界、知识界都有很多交往。
副会长张謇是一个有极大影响的绅士和实业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变法致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即在朋友中酝酿讨论有关宪政的问题。1904年受日俄战争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敦请朝廷立宪。
张謇是江浙立宪派最主要的领袖，他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但实际却是该会的灵魂。该会成立之初，曾有所谓“主急主缓”之争，张謇是主缓派的渠魁。这一派一直在会内占统治地位。张謇十分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他说：“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5)他把革命派归作盗贼一类，表现出反动的绅贵意识；他希望立宪能安上全下，则反映了有地位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共同心理。1911年2月，张謇继朱福洗之后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副会长汤寿潜，则是收回路权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一般会员中，也有很多有名的大绅士、大资本家。上面提到的朱福洗，字桂卿，浙江海盐人，曾作过侍讲学士。他从1902年起就要求实行立宪。一度任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1910年1月—1911年2月）。此外如：
王清穆（1860—1941）字丹揆，江苏崇明人。曾任直隶按察使、商部右丞等职，在张謇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均有投资，并创办富安、大通两纱厂。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周廷弼（1852—1923）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曾任商部顾问，是无锡裕昌丝厂的主人。该厂在各地有分号六处，总资本五十万元以上。周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许鼎霖（1857—1914）字久香，江苏赣榆人。曾任驻秘鲁领事、浙江洋务局总办等职；经营海州赣州豆油公司、海丰面粉公司，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徐润（1838—1911）字雨之，广东香山人。曾任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景纶衫袜厂等企业，并经营房地产。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州人。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孙家鼐的儿子。曾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厂。
荣铨（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江苏无锡人。学徒出身，发迹后创办多种企业，如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
此外，在预备立宪公会会员中，还有少数现任官吏。如江苏布政使瑞澂（1863—1915），后升任江苏巡抚，1911年调任湖广总督。监察御史谢远涵，江西兴国人，离任后回籍任江西谘议局议长。
据1909年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所列会员共358人。据不很准确的统计，在这358人之中，有77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职官，约占会员总数21.5％，反映出这个立宪团体同统治集团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会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中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6)。这些人是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人数虽不甚多，但他们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导力量。因为会员中的官绅多半有投资在这些人经营的企业里，这些人能够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预备立宪公会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预备立宪公会是组织得最健全的。它有董事会，每月例会两次，下设职员常会，由正副会长、驻办员、编辑员等组成，执行日常会务。董事会成员最多时有27人，一般重要事项均经董事会议决，会长、副会长也由董事会选举。该会每年召集全体会员举行年会一次，由会长及有关职员报告工作，选举新的董事会。在该会内部活动中，有着相当完善的民主程序。这在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确是一种进步。
预备立宪公会在政界、实业界、文化教育界均有根基，实力雄厚。所以它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
在实际活动中，该会有一批精明强干的少壮人物，比如孟森、孟昭常兄弟，雷奋、杨廷栋、秦瑞玠等。据黄炎培回忆，这些人“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负盛名的。开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讲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起草不办”(7)。
孟昭常，字庸生，江苏武进人，一直任该会驻办员（可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秘书长）。预备立宪公会于1910年开始在北京设事务所，以他为主要负责人。他还兼为编辑员，主管会报、会刊及其他编辑事务，后被推任资政院议员。
孟森，字莼生（后改字心史），是孟昭常的哥哥，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与郑孝胥交厚，曾随郑至广西龙州边防，1908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大力从事立宪的宣传。
雷奋，字继兴，江苏华亭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政，与梁启超有交。政闻社成立时，雷为该社交际科干事。但他在1908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后，便成了该会最重要的骨干之一。他主管该会所办讲习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成为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后被选入资政院为议员。
杨廷栋是该会联络工作的骨干，秦瑞玠则是主要的编辑员之一，在会报、会刊上发表过许多鼓吹宪政的文章。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1908年开始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至1910年1月停刊。同年5月，在北京出刊《宪志日刊》。这两个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半是讨论国会问题、宪法问题，也有批评时政的言论，还登载谘议局、资政院有关文件，及本会会务进展情况的报道等。
该会设有出版部，陆续编辑出版了多种宪政书籍。据1910年7月6日《宪志日刊》所载，已出版的书籍有《公民必读初编》（孟昭常）；《公民必读二编》（孟昭常）；《地方自治制纲要》（钱润）；《地方行政制度》（张家镇）；《日本宪法详解》（邵羲）；《选举法要论》（汤一鹗）；《谘议局章程讲义》（孟森）；《议员要览》（沈其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孟昭常）；《城镇乡自治章程表》（沈尔昌、孟森）等十余种。其中《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曾一版再版，广销各省。《公民必读初编》、《二编》，单是广西一省即订购十万部，其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2．办讲习所：1908年5月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该会创办国会问题研究所，由会员自愿加入，定期讨论，编纂草案，提供会员与当道者参考。是年底，接办原由江苏教育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这是为培养训练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而设的轮训班，有一年结业和半年结业的两种。除江、浙两省外，其他外省也有入所学习的。
3．编纂法律：该会曾聚集人才，从事调查并编辑商法，为清政府提供参考。
4．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政治态度偏于保守，其实际活动，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在各省发动的时候，会中有人提议参加。但在常会和董事会讨论，未能通过。声称“本会向以开通智识，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为主义，较之空言请求者尤为切实，似不必居请求之名”(8)。后来见各省纷纷签名派代表入京，该会才转而对请愿取积极态度，曾以正副会长名义两次致电清政府，请速开国会。1909年谘议局成立时，当上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出面邀约各省谘议局派代表联合请愿，而雷奋、杨廷栋、孟昭常等且成为请愿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但到1910年11月，当清廷以缩期三年召开国会来搪塞请愿代表时，全国大多数立宪派均不满意，而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却与清廷妥协。它的保守性、妥协性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5．该会头头的社交活动：郑孝胥、张謇等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常常以个人的身份与督抚大吏们联络。或为其出谋画策，或代为草拟奏折，这是他们发挥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这种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最早，活动时间也最长。其他较大的立宪团体如政闻社于1908年8月即被查禁；宪政讲习会，因杨度与熊范舆等1908年后相继入了政界，其组织很快也就涣散了。而预备立宪公会则一直维持到1911年。因此它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 政闻社
政闻社是梁启超等人于1907年在日本组织起来的。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很兴奋，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康有为说“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9)。梁启超则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10)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急切整顿组织，大力展开活动，以便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是年秋，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康有为在宣布更改会名的“公启”里，没有提出足以号召会众的纲领。对此梁启超很不满意。他写信要求康有为采用帝国宪政会的名称，并劝他不要仍以个人名义，而应以适合时势的新纲领来号召会众。梁启超预计到保皇会虽改名，仍难在国内展开活动。所以，他以很大的力量筹备另立新的组织。
1906年12月，梁启超同他戊戌变法时代的老朋友熊希龄以及当时在日本的杨度一起，开始筹商建立新的政治团体。他们曾预拟新的组织名为宪政会，主要致力于在国内开展活动；暂时不设会长，待条件成熟时与原有的海外组织（即康有为直接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合并，共戴康有为为会长；新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后，即移总部于上海，拟由杨度任总干事，主持会务。他们曾设想由熊希龄回国运动，拥戴醇亲王载沣出任宪政会总裁，载泽为副总裁；还准备联络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请其赞助；并想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名流加入。显然，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组党计划，然而却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熊希龄不久回国。梁启超又约请蒋智由、徐佛苏等加入筹备。但到1907年春天，杨度与梁启超、蒋智由发生矛盾，最后竟脱离梁启超另立团体去了。对于这件事，梁启超解释说，杨度原来就存心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图谋个人的发展。实际上，杨度分裂出去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杨度同梁启超、蒋智由等存在领导权的冲突；第二是政见上也有分歧，当时杨度自居民间势力的代表，认为梁启超有些言论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
在杨度分离出去以后，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又经过再三磋商，终于组织了政闻社。
在政闻社成立前，1907年6月，梁启超曾秘密回上海一次，打算联络岑春煊及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当时，岑春煊因发生有名的“丁未政潮”被奕劻、袁世凯等排挤出京。在这种情况下，岑不愿见梁启超。而张謇、郑孝胥等人也不愿与梁启超接近。结果梁启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复返日本。这时组党事已筹商就绪，并开始着手筹备出版《政论》杂志。7月17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报告政闻社已经组成，并略述杨度终于分离出去的原因。但政闻社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消息为革命党人所知，张继等率众直捣会场，使梁启超等人感到大杀风景。
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合法地位，还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11)
为避清政府的忌讳，政闻社成立时，康、梁都没有出名。当时宣布的发起人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徐佛苏（1879—1943）原名公勉，湖南人，曾参加创立华兴会。倒向立宪派以后，仍不时吐露同情革命的情绪。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浙江绍兴人，早年也曾倾向革命，颇有诗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他完全转向立宪派。黄可权字与之，湖南人，长期助梁启超办报。吴渊民是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吴铁樵之弟，一直追随康、梁。邓孝可字慕鲁，四川人，家资颇富，当时正在国内谋划创办实业，对立宪运动很热心。梁启超潜返上海，曾与他约见。王广龄、陈高第都是广东人，梁启超认为他们在广东很有影响，所以也列为发起人。
为给康、梁预留地位，政闻社不设正副会（社）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马良担任。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幼受教会教育，通拉丁文，曾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曾从他学习拉丁文，因而相结识。马良同情改良运动，对立宪派的活动乐予赞助，所以欣然接受政闻社的举聘，以近七十的高龄东渡日本受任。梁启超想利用马的德望，以扩大政闻社的影响。另外设两个常务员实际负责社务，一个是徐佛苏，一个是麦孟华。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早在学海堂时便与梁启超同学，后皆入万木草堂为康门弟子。戊戌政变后他逃到日本，助梁启超编《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在常务员之下设庶务、书记、会计、交际、编纂、调查等六科，分别由侯延爽、黄可权、徐勤、雷奋、蒋智由、陈介等任干事。在六科之外，设评议员若干人。
政闻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以后并无多大发展，实际活动分子不过数十人(12)。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上海，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延爽、汤觉顿等都回国活动。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其他重要省份也都派人从事活动：在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在两湖有侯延爽；在四川有邓孝可；在福建有徐碧泉；在广西有孔希伯等。
然而政闻社开展活动并不顺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以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最紧张，斗争最激烈。这不仅是因为其政治方向不同，而且还因为两者都以海外为基地，主要依靠华侨资助来开展活动，所以在人力、财力、活动地盘等方面都存在着直接的冲突。梁启超提到当时的形势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彼传播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13)政闻社要求得发展，必须同革命党进行争夺，而为了同革命党争夺，它又不得不同清政府作斗争，否则不能争得同情，不能扩充势力。于是就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梁启超承认，“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14)。他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15)。同革命党的争夺，牵制了政闻社很大一部分力量，革命党人极力揭露其政治投机性，大大打击了它的政治声誉。
其次，政闻社还受到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比如，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在两湖和长江一带有很大势力。既然杨度在日本不能与梁合作，在国内当然更要互相冲突。政闻社曾拟在武汉开一报馆，设一法政学堂，经过再三努力，终无所成，这同宪政讲习会的排斥有很大关系(16)。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对康、梁始终戒备，因而朝野许多人士都不愿公开与他们联系；而作为康、梁宿敌的袁世凯，更竭力阻挠他们重返政治舞台。梁启超原采设想拉拢袁、端（方）、赵（尔巽）的计划均无结果。熊希龄曾拟向大员募捐十五万，竟未得一文。至于想拥戴载沣、载泽出任正副总裁，更如痴人说梦，根本无从谈起。就是在野人士，一般也大都宁愿对康、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名流，梁启超曾竭力联络，但毫无结果。预备立宪公会是得到岑春煊的大力支持的。而岑春煊被谴的罪名之一便是暗结康、梁，这一点对郑、张、汤等人不能不发生相当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康、梁怀有戒心和采取回避态度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主持《时报》的狄楚青也不愿与梁启超拉得太紧。《时报》创办时，康、梁助以巨款，所以康、梁认为《时报》理应成为他们的喉舌。但实际并不如此。1908年初，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狄氏十分不满，说：“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17)梁启超看透了狄氏的心理是唯恐康、梁的政治背景会“累及《时报》”。这一事实更可以反映出政闻社在国内的窘况。
政闻社在国内的活动首先是参与国会请愿运动。还在1907年11月间，黄可权、张嘉森（张君劢）便到上海联络发动请愿，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18)。不久，有一个社员叫陈景仁（法部主事）的，独自电奏朝廷，要求确定三年召集国会，并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这一行动触怒了西太后等顽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后，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下令查禁政闻社。在查禁政闻社的上谕发布之前，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他一面准备向路过日本的赴美专使唐绍仪说项，指望他向袁世凯疏通；一面发布公告，说明陈景仁电奏纯属个人行动，与政闻社团体无关。但当查禁的上谕发布后，他只好放弃一切努力，顺从地解散了政闻社。这对康、梁等人无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不过，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镇压请愿运动；当政闻社遵旨解散和请愿代表纷纷离京之后，也就没有对政闻社的人员深加追究。所以过了一些时候，原政闻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又在国内展开活动了。
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排袁；一是争取开放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还康、梁。显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不排除袁世凯，康、梁自然无法重返国内政坛。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两者都只有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才能办到。所以历来最富投机性的康、梁党徒，从此便拚命向上层钻营。
袁世凯本来是他们想要争取的对象，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反而成为政闻社的大敌，旧仇新怨，使得康、梁必欲除袁而后快。当西太后死时，康、梁认为这是除袁的极好时机，曾分别上书张之洞，企图借张的力量打击袁世凯。
梁启超联络满族权贵的活动，曾有相当的进展。还在政闻社解散前，便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善耆（1866—1927）戊戌时倾向帝党，对西太后守旧专权不满；对预备立宪较为热心，因而同情立宪派。担任向上层联络的汤觉顿曾面见善耆，事后写信给康有为说：“吾党今日得此人以联络之，天所赐也！”(19)康、梁等人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指望他在宫廷做好布置，一旦西太后死去，立即保光绪复辟。这是他们又一个不曾实现的美妙计划。梁启超等人还曾极力联络庆亲王奕劻。奕劻是军机首辅，向以贪图贿赂闻名，梁启超打算贿以重金，讨好奕劻。此外，对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等也都加意联络，但都未取得预期效果。
康、梁这种投机性的钻营活动，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原定的政治宗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大多数的立宪派。比如1910年第三次请愿高潮中，全国舆论都集注于请开国会一事，而梁启超所派的代表，这时却以开放党禁为目标。担当这一任务的汤觉顿，在京频频奔走，到处请安磕头，却无结果。他写信给梁启超说：“今通观京河上下，无一人反对此事者。然皆应付国会问题，不暇及此。”他不禁叹道：“仆对于此事，只得尽人事而听天命，无如何也。”(20)
由于脱离了运动的中心目标，脱离了群众，康、梁一派人，对立宪运动便不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梁启超个人在舆论界所发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民丛报》于1907年8月停刊后，梁启超又办过《政论》、《国风报》。《政论》出版时间不长。《国风报》发生的影响较大，该报系旬刊，1910年2月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梁启超发表的直接有关立宪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其中既有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抨击，也有向朝廷上的条陈，对立宪派和政府官吏都有一定影响。此外，梁启超还直接为中央和地方大吏草拟过许多奏折和说帖等类文件。又通过徐佛苏同国内立宪派的著名领袖如汤化龙、林长民、籍忠寅、孙洪伊等密切联系。由于这些活动，梁启超同国内立宪派领袖和政府官吏保有相当密切的个人关系，使他在清朝灭亡前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能够发生相当的影响。
三 宪政讲习会及其他立宪团体
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是杨度与熊范舆等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创立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王闿运的门生。1902年起曾数次赴日，先后就学于宏文速成师范及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一度担任过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1907年秋回国。杨早年也曾倾向革命，后崇拜日相伊藤博文，并结识梁启超，遂转向改良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杨度积极投入立宪运动，1906年冬创办《中国新报》，从事鼓吹。同时又与梁启超拟议合组立宪团体，后因发生矛盾，与熊范舆另立宪政讲习会。熊本是贵州苗族人，得湖南即用知县后，去日游历，热心于立宪运动。宪政讲习会成立，杨度为预留将来与梁合作的地步，未便出任会长，遂推熊为会长。
宪政讲习会《总章》宣称，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21)。态度相当平和。但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却反映了一种相当激进的态度。《意见书》激烈抨击清朝专制政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是“亡我中国”的祸根。并进一步指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民选议院进行监督的缘故。它指出，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22)。一开始就把民选议院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运动的中心目标，这是宪政讲习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不但这样宣言，而且也这样行动。1907年9月，由熊范舆领衔写呈清朝廷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请愿书，实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
宪政讲习会很快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冬，首先在湖南展开活动。那时犬养毅曾到中国活动，在湖南应宪政讲习会之邀发表宪政演说。至次年春，该会在北京、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分会，主要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这时，杨度已被召入京，以候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他利用这一地位，在上层统治集团间广为游说，鼓吹尽速召集国会。但此后他便失去了立宪派领袖的地位，而变成官方赞助立宪的人物了。熊范舆后来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宪政讲习会从此涣散。
除了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之外，还有一些较有影响的地方性立宪团体。
如粤商自治会，其活动基本局限于广东一省。
广东地处南陲，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人民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粤商自治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较为积极，如力争西江捕盗权(23)，为英国轮船执役人员无故打死中国乘客而积极展开抗议活动等。又如1909年，中国与澳门葡萄牙当局议行勘界，该会曾屡次开会并通电全国，要求政府维护领土完整，抨击两广总督袁树勋交涉不力，误国失权。
粤商自治会积极参加了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是年3月，该会议决发函各省及海外华商，建议实行联合请愿。这一行动受到宪政讲习会等团体的赞扬。在1910年三次请愿高潮中，广东省表现相当活跃，这是同粤商自治会的活动分不开的。
但是，粤商自治会受康、梁影响较多，对革命党抱敌视的态度。
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成立较晚。据《时报》记载，1909年5月20日该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起初附属于教育会，会长姚晋圻是一个绅士，书记为汤化龙、余德元，编辑员为张国溶。实际上，汤、张两人掌握着该会的全部活动。汤化龙（1874—1918）字跻武，湖北蕲水人，曾肄业黄州经古书院，1904年中进士，授法部主事。后来赴日本留学，习法政，1909年回国。谘议局成立时，初被选为副议长，继被选为议长，成为湖北立宪派的主要领袖。张国溶字海若，湖北蒲圻人，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参加立宪运动非常积极，是湖北请愿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联络人。1910年湖北请愿国会同志会成立，推张为干事长。宪政筹备会虽成立较晚，但由于汤化龙、张国溶等活动积极，尤其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突出，所以使立宪派在湖北取得相当有力的地位。
贵州省的宪政预备会成立于1909年，也是在教育会的基础上产生的。会长为任可澄（1879—1945），但会务仍受教育会长唐尔庸的控制。任是安顺人，唐是贵阳人，两人都以举人考中内阁中书，因不满于政治腐败的状况，遂回黔办教育。宪政预备会办有法政学堂，还出版《黔报》与《贵州日报》，鼓吹立宪。该会与比它早两年成立的自治学社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自治学社政治态度激进，其主要骨干多半是革命党；而宪政预备会则多为富绅，与官场联系较多，对自治社采取敌视态度。在办教育方面，两派各树势力，也互有竞争。谘议局成立时，自治学社派占了优势。1910年的国会请愿运动，两派都曾参加。但在省内的政治舞台上，两派始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它们的斗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在立宪运动中还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小，如一个城市，一府或一县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所组织的立宪团体。有的是标榜研究宪政，但更多的是以促进地方自治为宗旨。这类小团体在京、津、沪等地及沿海各省特别多。其中上海的宪政研究会成立最早，还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就已开始活动，1906年12月创办了《宪政杂志》，宣布它的宗旨是“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24)。这个团体的政治倾向颇为保守。参加者全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袁希涛、沈恩孚都是龙门师范学校教员，黄炎培是广明师范学堂教员，狄楚青是《时报》总理，陈冷和雷奋当时都是《时报》主笔，史家修（即史量才）是女子蚕桑学堂教员，等等。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
还有一些团体是在立宪运动过程中专为推动某一项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最普遍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国会期成会，几乎各省都有。又如谘议局研究会，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谘议局议案协赞会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原政闻社骨干徐尔音、吴冠英、张嘉森等在东京成立的谘议局事务调查会，规模和影响较大。它曾得到国内著名立宪派领袖张謇等的赞助，以及清官吏载振、胡惟德等人的捐款。它于1909年9月开始出版《宪政新志》，发表有关宪政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汇登各省谘议局重要文件；曾增刊一种《第一次各省谘议局通览》。1910年8月在北京成立的谘议局联合会，集中了各省立宪派的领袖和骨干分子，为后来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党——宪友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国会请愿运动高潮中，在北京的八旗士民也陆续成立了八旗宪政会、八旗维持宪政会、八旗期成公民会等团体。
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八十个(25)。通过这些团体把各地的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松散地组织起来，而在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各省立宪派又逐渐实现了全国性的联合。这是戊戌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再度高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力量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立宪派上层分子在政界拥有很大势力，还有很多人直接在经济界、文化教育界任职，所以具有极广泛的社会联系。立宪派领袖通过持续数年的立宪运动，获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条件，使立宪派在清末政治舞台上构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反对革命，给革命党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甚至使革命遭到失败；同时它又在政治上给腐败的清政府以相当的打击，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它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