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初期的国共合作与冲突

一　初期的国共合作

张国焘说：“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摩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的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的纠纷。”⁽⁵¹⁾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之后，在大敌当前的特殊形势下，两党曾一度以国民革命的大局为重，求同存异，进行了一段卓有成效的携手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涵是极为广泛的，包括通过国民党改组实现的政治方面的合作；通过建立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讨伐刘、杨，东征陈炯明，以及筹划北伐而实施的军事方面的合作；通过支持和指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而实现的在发动并壮大工农群众运动方面的合作；通过争取冯玉祥及阎锡山实现的在北方的合作，等等⁽⁵²⁾。其中军事领域的合作尤见成效，而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则是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成果。

1923年11月底，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提出并议决筹建军官学校。“一大”期间，孙中山将拟建的学校命名为“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该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选定了校址，并邀请苏俄军事顾问小组参与军校筹备工作。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是孙中山颇为信任的军事干部，他任校长后，亲力亲为，对军校的初期发展贡献良多，他也通过军校培养的军事干部及以此为基础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掌控了国民党的军权，并因此而崛起，成为国民党新一代领袖人物。

为办好军校，孙中山制定了办学宗旨，并亲自为学校制定了校训：“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驱，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⁵³⁾从此，以“主义”建军成为军校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演说中表示，创建军校，“就是仿效俄国”“组织革命军”的办法，以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⁵⁴⁾。在黄埔军校的实际创建过程中，俄国人的“办法”通过蒋介石建议实施“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得到充分展现。

黄埔军校着重于初级军官的养成教育，因革命形势的需要，学制不过半年，故就军事教育而言，未必强于其他军校。但黄埔军校的最大特色是俄式政治工作制度，政治训练在军校教育中占有特殊地位。

军校创建之后，即按照苏俄的办法，设立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和宣传。曾以戴季陶、汪精卫、邵力子等为主任。为加强政治部的工作，廖仲恺等要求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张申府向军校推荐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张申府推荐了周恩来等人⁽⁵⁵⁾。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戴季陶等扈从至京，周恩来继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后军校扩大政治部组织，分别设立前、后方政治部，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随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包惠僧为后方政治部主任，留校工作。由于前、后方政治部均由共产党人担任主任，中共对政治部的控制影响大大加强。1926年中共党员熊雄担任主任之后，为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又在政治部增设政治指导员，制定了《政治指导员条例》、《政治教育大纲》、《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部服务细则》等。出任过军校政治教官的有胡汉民、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于树德、高语罕等人，恽代英曾任政治主任教官。

军校的政治教育也因此带上鲜明的“国共合作”色彩，对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军校中的政治课程及出版宣传刊物，几乎都充斥着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内容。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程有二十六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国民运动》、《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内容涉及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众多方面。1925年10月27日公布的军校党代表训令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⁵⁶⁾这使军校政治教育的马列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加强。1924年11月和12月，香港报纸屡屡发表文章，称黄埔军校是“好战的布尔什维克老巢”，黄埔军是“共党布尔什维克赤色军队”⁽⁵⁷⁾。这些文章虽有站在英国立场攻击中国革命的色彩，但也道明了黄埔军校建校之初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征。

党代表制经蒋介石提议之后，由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明确规定：“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应管官长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⁵⁸⁾。这一规定明显是对苏联红军建军原则的学习效仿。此制确立后，廖仲恺任军校第一、第二期党代表，汪精卫任第三、第四期党代表。党代表不仅在校一级设立，校属各部门也设立。军校内还建立了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学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以保证学员的组织性和政治忠诚度。军校所设国民党组织——黄埔特别党部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担任执行委员，其下设分部和小组。中共也在军校内建有黄埔特别支部，是秘密组织，在军校内秘密发展党员，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1926年3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为中心，统一其他军校，成立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

在建立军校的基础上，国民革命军亦随之建立。1925年4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建立党军案。13日，廖仲恺提请中央下令将军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组建成党军第一旅。不久，蒋介石受命为中央党军司令。7月3日，为统一军事，成立了国民党指挥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为最高军务统辖机关，委员为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主席，加伦为顾问。同时决定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改称国民革命军，并陆续组建了八个军，沿用黄埔军校的治军原则，“党军”体制基本确立。黄埔党军及部分原来的粤军所组成的第一军是其基干队伍。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李朗如、林祖涵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

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关于中共党员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军政工史稿》一书作了如下描述和分析：

中共分子由党部进入军校，既取得可为本党党代表的资格，深知当时本党缺乏此类人才，乃装出技术人员的姿态，借以冲淡政治色彩。在本党或军校的邀请敦促下，始勉为其难，加入军校政治部工作。在工作当中，又表现出几种态度：（1）争事不争权。愿在政治部中多做事，而将握有实权之党代表职位尽量让与国民党党员担任。（2）你不干我干。凡某一政工职务，为国民党党员所不愿为，不屑为或不能为者，他们欣然接受，全力为之。（3）不信任不休。对于国民党党员之为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者，恭顺备至，每有所使，必达成任务，对其职务内应办之事，则全神贯注，力求表现，以时间和事实来换取主官的信任，非至主官全无戒心全权信托不止。（4）看后不看前。前一段完全在表现能力表现服务精神，劳苦毁誉，在所不计，待取得主官完全信任后，则关键不放松，不顾一切地贯彻共党所指示的原则，达成共党所赋予的任务。如汪兆铭继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即将党代表职务，交政治部代拆代行，事前不指示原则，事后不检查结果，其时政治部而正为共党分子把持包办，故（军校）三期以后的政治训练，几乎是共产党在主持。由军校渗入军队，从军校、党军至国民革命军，经第一次东征，讨伐杨刘，而至第二次东征，每次都有共党籍的政工人员参与，而且在作战中特别卖力，特别勇敢，尤其对于民众的策动工作，做得格外彻底。而每次领导前线政工，指挥政工作战的，好像都是周恩来，可说以共党分子为主体⁽⁵⁹⁾。

1926年5月，张国焘在广州会晤鲍罗廷。在谈到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时，鲍罗廷说出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⁶⁰⁾联系上引书稿中“你不干我干”，“劳苦毁誉，在所不计”的客观评价，不难看出中共及其党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共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孙中山说，国共合作之后一年国民革命工作的进展，可以抵得上此前十年之总和。1925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下设外交部、财政部、军事部，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分任部长，鲍罗廷为顾问。广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其组成、人事、施政等均由国民党决定，“党治”精神由军扩大到政。这一政权的建立，使南方的革命力量表现出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政治统治的气象和抱负。

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5年10月发动第二次东征，11月中旬解决盘踞东江的陈炯明部；同时发动南征，1926年2月中旬解决盘踞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部。孙中山多年苦心经营但始终四分五裂的广东实现了统一。1924年12月，经与广西的李宗仁等接洽，国民政府任命李为广西绥靖督办，支持其统一广西。1926年3月，国民政府与李宗仁商定两广统一办法⁽⁶¹⁾。此后，广西统一于广东国民政府治下，两广成为国民革命的重要基地，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及其胜利进军奠定了基础。

二　国共两党矛盾冲突的逐渐公开化

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军阀这一国民革命目标下实现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并不稳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民主革命的目标虽与国民党国民革命的目标有吻合之处，但其进一步的奋斗目标是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强调阶级、国际、共产、专政不同，国民党标榜的是全民、民族、私有、民主。国民党从不认为自己仅仅代表哪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宣称自己是各个阶级共同利益的代表，因而它不主张实施某个特定阶级的“专政”，而主张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社会统治。在对外问题上，它所信奉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尽管孙中山意识到私有制的种种弊端，却不主张用公有制度取而代之，只主张对之进行改良，以救其弊而存其利。孙中山主张“联俄”时曾有一句名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⁶²⁾之所以不言“主义”，就是因为在主义上双方差距太大，难以谈拢。当时《向导》连篇累牍地刊登批评孙中山的文章，正是导源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主义”的分歧。

在组织上，国民党“一大”虽然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但共产党始终强调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的党团活动。当时除居于中央位置的少数中共著名人士为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员之外，其他一般党员的身份，并不向国民党方面公开。国民党人只知其为国民党党员，而不知其同时为共产党员。这种“共产党居于暗处，国民党居于明处”的状况，为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所不能容忍⁽⁶³⁾。

一些共产党领袖也为跨党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两难选择感到无所适从。在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曾谈到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问题。“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融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⁶⁴⁾。

由于思想及组织上的分歧无法弥合，国共双方的矛盾冲突很快就发生了。

（一）谢持、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继国民党广州党部执行委员黄季陆、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制裁共产党活动的“检举案”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于1924年6月18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书指控说：“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弹劾书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共三届二中全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青年团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以及《新青年》、《向导》、《觉悟》刊登的一些文章。这些议决案和文章大多强调共产党和青年团成员在国民党内应当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如中共三大议决案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⁶⁵⁾

弹劾书据此认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之后，仍然在从事“党团活动”，这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所作声明是矛盾的。弹劾书引证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时提出的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书：“我党之加入本党，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诡计的举动。”弹劾书认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议决案规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的“党团活动”，与李大钊所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声明相互矛盾。

弹劾书最后提出了以下意见：（1）非反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2）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个人；（3）完全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4）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纯系共产党在本党中之一种党团作用。”鉴于这种情况，弹劾书认为“非速求根本解决，不足以维持本党之存在及发展”。因而要求孙中山“督促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⁶⁶⁾。

一周之后，谢持、张继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前往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东山的寓所，与之辩论国共合作的问题，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国民党内的派系分野问题。谈话中，谢、张质问鲍罗廷是否承认党中有党。鲍罗廷回答说：“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如方瑞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共产党则为左派。”谢、张称，共产党实际已将国民党视为“对相”，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视共产党团为国民党“本体上之大问题”。鲍回答说：“无妨，凡党皆有左右派之分。”谢、张驳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君如认之为合理，吾不料所谓组织者竟如斯，直欺人之谭耳。”

二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的问题。谢、张问共产党是否应该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鲍罗廷回答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谢、张质问说，既然称国民党为腐败的党，共产党是新生的党，两党性质不相容，分道扬镳岂不更好。鲍罗廷回答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如有不奉命者，则认为违反命令。”谢、张表示国民党不能容忍共产党在其党内的“党团作用”，鲍罗廷称：“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三是国民国革命的宗旨及国民党内是否有保留共产党组织的必要问题。鲍罗廷承认：“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应用一百年。假使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吾亦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广州耳。”谢、张说：“诚如君所言，在中国行共产主义，尚需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全体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中国共产党招牌，保留共产党组织耶？”鲍回答说：“国民党中央干部尚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之问题，时时有所主张，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鲍又曰：“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的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如此作。”⁽⁶⁷⁾

这次谈话本来应是消除双方分歧及误会的一次机会，但却成了一次严厉的政治交锋。鲍罗廷在谈话中直言不讳地称国民党“已死”，说国民党是一个“腐败”的政党，并流露出由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意向。这无疑对谢、张一派国民党人士构成了感情伤害，双方没有达成任何谅解，会谈不欢而散。

（二）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的发表及廖仲恺遇刺

谢、张等人的弹劾案提出之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港澳等地的国民党右翼分子纷纷响应，上书攻击“跨党”的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要求孙中山命令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对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予以纪律制裁。借此形势，谢持、邓泽如等又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共产党实施弹劾。

从7月3日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孙中山没有出席会议，与会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林森、张继、林祖涵、邹鲁、柏文蔚、谭平山等十人，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争论激烈。7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由汪精卫、邵元冲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这是一份旨在调和国民党内部关系的文件，反映了孙中山处理党务的一贯立场。首先，《宣言》强调国民党“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明确了国民党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次，《宣言》强调：“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根据；三民主义之革命，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唯一之途径。”重申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前提，《宣言》强调：“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与此同时，《宣言》对国民党内对“容共”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提出规劝，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间多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趋之倾向，于反对派得肆其挑拨，同志间遂于怀疑而发生隔阂。”⁽⁶⁸⁾

8月1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两天后，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弹劾案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谢持、张继以原提案人身份列席。张继发言重申了弹劾案的意见，提出国共“分立”，其主张得到覃振的支持。瞿秋白就监察委员所指控的“党团作用之嫌疑”问题作了答辩，指出：“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即以本党之纪律绳之。……如此次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之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⁶⁹⁾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李石曾等也对国共“分立”表示不同意见，加上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的作用，反对“分立”的意见占了上风。8月2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议案。该两案在次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获得通过。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两案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训令》重申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训令要求党员以革命大局为重，加强团结，求同存异，将以前的争议，加以淡忘，共同努力，以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⁷⁰⁾。

《训令》的发表，使弹劾案风波得以暂时平息。从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国民党中央基本上采取的是调和国共关系的做法。即一方面指出主张国共“分立”如何“匡谬极戾”，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不变；另一方面，又采纳了张继、谢持等人的意见，在党内对共产党的活动实施种种限制、防范措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其有关于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周知之必要。否则对于国民革命，无从齐其趋向与步骤。中国共产党对于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施以指导，俾知对于本党应如何尽力，尤于本党之党务进行、党员纪律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本党更不能不过问。”⁽⁷¹⁾为此，会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职责是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按照国民党“中派”的想法，该委员会“应得到第三国际的所有指示，这样就可以切断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使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受到监视，并使中共的活动受到限制⁽⁷²⁾。

但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努力未著明显成效。当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围绕联俄、容共的斗争无日或息，以致发展到使用暗杀手段的地步，结果廖仲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廖仲恺是国民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曾担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他积极赞助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在国共合作中被视为“左派”领袖。国民党改组之后，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要职。由于他坚定执行改组国民党及联俄、容共的政策，因而成了一部分人的眼中钉。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⁷³⁾。

廖仲恺遇刺事件对国共合作是一次严峻考验。事件发生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指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廖案”及时局的处理。在“廖案”的处理上，蒋介石与汪精卫默契配合，蒋介石支持汪精卫驱胡（汉民），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倒许（崇智），同时从文、武两方面向自己的政治对手发起攻势。8月24日，蒋介石就任广州卫戍司令，两天后又就任新编组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9月1日，蒋介石控制的特别委员会决定对“廖案”严厉处置。20日以武力逼许崇智（时任国民政府常委、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出走上海，接过了许氏手里的“军权”。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常委兼外交部长胡汉民因与“廖案”有牵连，一度被蒋介石拘留，9月被迫“出使”苏联，离开了广东权力中枢。通过“廖案”的处理，被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势力受到一定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地位则明显提高。从前孙中山的麾下“三杰”，廖、胡二人一死一走，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于是，蒋介石解决与汪精卫矛盾的时机逐渐成熟。

（三）戴季陶对孙中山学说的阐释及有关论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失去众望所归的最高领袖，领导核心开始多元化⁽⁷⁴⁾，对“三民主义”的“权威解释”也因此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在政治上及思想理论上的斗争更加激烈。所谓“戴季陶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在“一大”会议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被陈独秀等中共领袖视为国民党“左派”。但他对按照俄国人的意图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曾就“三大政策”与廖仲恺“争论累日”。1925年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会后，他相继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连同当年5月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孙中山学说的一套解释体系。

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自孔孟以来正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说：“先生的全部思想，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完全表明他，就是‘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也。’”根据“仁爱”是革命道德基础的理论，戴季陶对共产党信奉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社会生产不发达，尚未形成明显的阶级区分，现实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不是阶级对立，而是觉悟者与尚未觉悟者的对立。因此，他反对在中国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主张国民革命，认为通过国民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不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而只能实施全民政治，“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⁷⁵⁾。他批评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⁷⁶⁾。

戴季陶学说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孙中山提出并经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容共政策，主张以他所解释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在组织上，他认为改组国民党，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统一的革命政党内形成互不相容的两个中心，这是造成国民党思想及组织混乱的根本原因。他根据“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的理论，认为不同的政党团体因缺乏“共信”，在组织上具有“排他性”，因而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提出：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放弃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改信三民主义，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不要“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予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⁷⁷⁾。

“戴季陶主义”的产生，对国民党内反对联俄、容共的分子提供了理论支持，不少被视为“右派”和“中派”的人士纷纷聚集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下，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呼声高涨一时。

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共的警觉。戴季陶的小册子印行不久，陈独秀就在《向导》上公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从“理论”和“态度”两方面对戴季陶的“主义”展开驳斥。在“理论”上，陈独秀以马列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戴季陶“只看见民族斗争的需要而看不见阶级斗争的需要”，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不从事“阶级争斗”，就不能促成工农群众力量的集中与发展，“民族斗争”也会因此缺乏社会基础。在“态度”上，陈独秀以具体事实驳斥了戴季陶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的指控。针对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因而必须分立的说法，陈独秀指出：既然国民党标榜自己是各阶级联合的政党，则于“共信”之外，应当有“别信”的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实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织成份之数量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⁷⁸⁾。瞿秋白则撰文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要“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认为沿着戴季陶的路走下去，国民党将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⁷⁹⁾。

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士（如何香凝）也对戴季陶的学说提出批评。一些地区党部（如江苏）曾根据共产党员的建议，对戴季陶的学说展开批判。广州、武汉、北京等地，甚至出现大量焚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的现象。10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要求党员非经党部议决，不得发表关于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根本原则的言论，表明了中央对于此事的立场。“戴季陶主义”的宣传因此偃旗息鼓。戴季陶事后感叹说：“在这一个小册子发行以后，果然生出很大的攻击和迫害来。共产党的人一致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是必然的命运，也是当然的行动，无足怪的。然而国民党的当中许多被革命副产品的群众狂热醉倒，以及被对革命势力作投机运动的商业性迷倒的人，亦复一样对这本小册子下总攻击。……这一本小册子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的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⁸⁰⁾

三　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分裂

（一）共产国际及苏俄分化国民党的政策

政党内部总是难免出现因思想及政治立场歧异而导致的派系分别。国民党创建伊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两个因素淡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一是严峻的政治斗争环境，迫使党员求同存异，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孙中山作为全党领袖的崇高威望，在关键时刻能化解矛盾，有效维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与团结。

然而，随着国共合作过程中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不断升级，国民党由政治思想分歧发展到了组织分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部分国民党人士顽固反对国共合作激化了内部矛盾，一些共产党人在处理两党关系时表现的“左”倾幼稚的行为倾向，以及孙中山的去世使原有的内部矛盾调解机制不复存在之外，苏俄及共产国际实施的分化政策以及中共对这一政策的实践，应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具体做法，首先是在国民党内区分不同派别。在国共合作期间，苏俄及共产国际涉及国民党的文件，很少笼统地称谓“国民党”，而大多是具体的将其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主要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国民党的成员大多属于中派和右派。鲍罗廷给苏共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中的一段话，清楚地体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即左派取胜以来，国民党右派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左派的运动，他们希望孙逸仙仍然忠实于同他们的老关系，帮助他们把不合他们心意的人驱逐出党。但是，孙逸仙自己反而越来越左倾，特别是当他确信，只有同左派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因此，国民党右派除了离去，别无出路。……当我们谈论中派时，必须注意到，实际上他们至少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的中派分子。不能说中派分子已经完全转到我们方面反对整个右派。不，他们仍然希望同右派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是自己的思想敌人，而是不理解孙逸仙的真正主义的人和解，对这些人应当加以教育。”⁽⁸¹⁾这些看法明显反映出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派别划分及其不同政策，即坚定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

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主要是对待苏俄及共产党的态度，及其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和工农群众的态度。其中对待苏俄的态度至为关键。鲍罗廷称方瑞麟为右派，理由就是方反对中俄1924年5月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左、中、右派区分出来之后，苏俄主张实施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以便通过左派来支配控制国民党。鲍罗廷曾表示，苏俄在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⁸²⁾。为此，他明确主张“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⁸³⁾，并将在国民党内建立左翼势力视为俄国人在中国的一项使命。1925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问题以及我方（苏俄）支持以孙逸仙为首的左派的必要性问题，在全会工作中占据突出位置”⁽⁸⁴⁾。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的信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坚持加强国民党左派（中派）的方针，因为右派正在加紧组织起来，并把国民党以外的反民族分子网罗在自己周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会可能迫使我们同右派分道扬镳，应当对此做好准备。”⁽⁸⁵⁾

俄国人甚至企图改变孙中山的立场。孙中山本人虽然采行了联俄容共政策，但他的想法是丰富复杂的，他的行动受到国民党内外环境的影响，反映出一定的摇摆性。这既使苏俄不满意，也让苏俄感到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方式影响甚至改变孙中山的立场，从而有利于苏俄在中国的长远布局，也有利于中共革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他自身的左派倾向”，并“利用他的左倾”，实现俄国在中国的目的⁽⁸⁶⁾。

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乃是苏共及共产国际在其内部划分左、中、右不同思想及政治派别政策与实践的延伸。苏俄及共产国际为维持其政党的政治“纯洁性”，强调党内斗争，定期清洗门户。这种政策在中国首先延伸到中共党内，而当苏俄企图按照苏维埃路线改造国民党时，又自然延伸到了国民党内。列宁逝世之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有反映。《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指出：“外国人知道中共的背后，存在着俄国人的影响，但很少有人知道发生在中国的斗争，不过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所作生死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⁸⁷⁾

在国际政治背景上，托洛茨基是鼓吹世界革命，力图使中国“共产主义化”的重要角色。在“赤化”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领袖转而谋求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发展。其目的在于通过瓦解英、美和欧洲其他国家控制的远东殖民地，与列强竞争。如果他们在中国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世界上又有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共产国际也就可以在斗争中成为赢家，并因此多少挽回在欧洲实施共产革命惨遭失败所失去的面子。而且，如果共产国际在中国推广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对于斯大林也将是一大打击。因为斯大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计划，主张先集中精力于本国，镇压或封锁自己的反对派人士，不让他们大量逃到中国去⁽⁸⁸⁾。

中共显然已卷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政争。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决议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⁸⁹⁾

在卷入苏俄及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过程中，中共早期领导人甚至在理论上还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发挥”。例如，早先尊崇托洛茨基的瞿秋白在翻译介绍斯大林的有关论著时，就采用“改译”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将斯大林并未点名批判的托洛茨基直接冠以“托洛斯基派”即“托派”名称，并将其作为列宁公开批判的对象。另外，瞿秋白以斯大林的理论为依据，反复强调列宁对托洛茨基“无间断革命论”的批判，并在自己的有关文论中，将其置于苏共党内展开的“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大战的政治背景中加以分析发挥。这“表明瞿秋白改变了原先尊仰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从此坚决站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内‘正统’派别这一边，不断地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等”⁽⁹⁰⁾。

在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中共自觉地执行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的政策。从1924年4月开始，共产党的舆论刊物《向导》登载文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划分，宣扬打击右派的政治主张。在一篇题为《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的文章中，中共人士指出：“凡是一个大党，内中总难免含有若干派别，简单的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这是主义及政策实施时自然的结果。”文章认为，虽然在实际政治运动未展开之前，国民党内还说不上有真的左、右派的意见发生，但“将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实际运动丰富时，左、右派政见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⁹¹⁾。实际上，无须“将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当时已经在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划分了。这年7月，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指出，国民党内基本上只有“右派反共分子”，“左派”仅戴季陶一人，但也只是一个空头理论家，孙中山及其身边的人全是“中派”⁽⁹²⁾。

次年5月，《向导》刊登了《何谓国民党左派》一文。文章认为，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现象”，这就是“党员群众之左倾”。文章表示，“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并且希望全体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文章提出了“左派”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标准：彻底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军阀、买办阶级；恪守孙中山确定的“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苏联携手的方针”；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裂；实施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政纲⁽⁹³⁾。

当戴季陶出面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后，中共批判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加剧。迨西山会议召开，国民党正式分裂，而戴季陶因与西山会议派有瓜葛，他连同他的同情者均被指为“新右派”。陈独秀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中对国民党历史上的派系区分作了陈述。他认为，国民党内早就存在左、右派之分别，只是于今更甚罢了：“最初是孙、黄分裂，右派由欧事研究会变为政学会；其次便是孙、陈分裂，右派变为联治派；再其次便是去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后，右派变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最近从中山先生死后到现在，又渐渐形成戴季陶一派。每逢分化一次，党内之阶级的背景都更明显一次，在思想上左、右派的旗帜都更鲜明一次。戴季陶派或者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在思想上最后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重新提出了划分左、右派的标准：在理想上，左派将帝国主义当作一种制度来反对，右派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左派在推翻军阀之后是要建立民主国家，右派则只是建立现代的贤人政治。在策略上，左派实施联俄，与共产党合作，保护农工权益的政策，右派则反对这一政策。文章最后表示，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赞助国民党的左派而反对右派”⁽⁹⁴⁾。

孙中山及国民党内一部分领袖并不认同对国民党作左、中、右的政治派别划分。作为全党领袖，孙中山显然不能仅仅以某一派的首领自居。如果说孙中山的政治思想相对居“中”或偏“左”，这是对的；但若说他是“中派”或“左派”，则很明显是对其思想政治立场的误解。其他一些国民党领袖为避免国民党组织上的分裂，也尽量在言论及行动上采取调和的态度。如蒋介石于廖仲恺遇刺之后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就明确指出：“我们学校里，我们党军里，没有什么共产派与反共产派，完全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完成国民革命。”⁽⁹⁵⁾同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对党员发表演说，再次声称：所谓“左派”、“右派”都是“我们的同志”，表明了反对在党内区分左、右的立场⁽⁹⁶⁾。

事实上，国民党内部政治思想分歧虽日益严重，但左、右两派共同之处仍然不少。如汪精卫，当时被视为左派领袖，但骨子里仍然具有人们指斥的“右”的倾向，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宁、汉合流了。就是对于自己极力主张的接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汪精卫仍然保有政治思想防线。他曾说：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生命定要发生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⁹⁷⁾。

尽管如此，苏俄及共产国际分化国民党的政策仍然发挥了相当明显的催化作用。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很快也有了左派、右派的说法。“左派”具有褒义，是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右派”具有贬义，是打击的对象。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也逐渐公开化、白热化。胡汉民访俄与拉菲斯谈话时承认：在左、右分野日渐明朗化的形势下，“国民党不是把党内的右派分子看作在孙中山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同盟者，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叛徒看待。因此，国民党左派主张开除他们”⁽⁹⁸⁾。这就不可避免导致了国民党组织的分裂。

（二）西山会议与国民党的组织分裂

1924年10月，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直系统治崩溃。不久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乃宣言北上，途经上海、日本、天津，于12月抵达北京。孙中山北上，国民党干部扈从者甚众，一段时间内，北京俨然成为国民党领袖聚集的另一个中心。而聚集北京的又多为被共产党视为“右派”的人士，于是反共活动得以迅速开展。

1925年1月中旬，冯自由、谢英伯、马素、邓家彦等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他们上书孙中山，历数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内信仰不一、组织混乱的现象，并提出“挽救方法”七项⁽⁹⁹⁾。与此同时，邹鲁、谢持等成立“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发出通告，公布弹劾共产党的宣言。该两个组织于3月8日召开合并大会，宣布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与会者共二百余人，唐绍仪、章太炎等十六人被选为理事。俱乐部成立后，发表宣言，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国民党的形势日益恶化。指责共产党“欺蒙总理，佯称归顺国民党，实则利用本党名义，自图发展，为祸本党。彼等接受俄国运动费，收买青年，欺骗劳工。彼等百计谋不利于本党，高唱放弃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碍党务，骂本党最大多数同志为反革命、非党人，以赤化本党”⁽¹⁰⁰⁾。俱乐部成立于孙中山病危之时，明显表现出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左派”分庭抗礼的姿态。

针对这种情况，汪精卫等于3月10日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将冯自由等三百二十名党员开除党籍。两天之后，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以后一段时间，“反共”的鼓噪暂时平息，左派势力增长，国民党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6月3日，国民党中央声明，实施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化”。7月1日，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遂有“党国”之称。而在京的“同志俱乐部”则宣称：在共产党存在于党内期间，广东政府一切政令无效；在共产党问题未解决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职务，由同志俱乐部代理。

1925年11月23日，林森、谢持、邹鲁、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等八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等两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张继、谢持两名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因会议在西山召开，故又被称为“西山会议”，与会者及其支持者则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广东方面认为，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委员及候补委员总人数为五十一人，而这次号称“全会”的会议只有十三人与会，未达到法定召开“全会”的人数，因而斥之为“非法”。

邹鲁对于会议是否够法定人数有另一种算法，即不将候补中执、监委员计算在内。他说，当时中执委共二十四人，胡汉民被放逐在俄，熊克武被捕在狱，不应计算在列；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等，因本身系共产党人，自不许列席。这样，实际委员只有十八人，而十八人中已有十人出席，故在中执委中，出席者已居多数。中监委共五人，已有谢持、张继出席。吴稚晖署名召集会议，并出席了第一次预备会议，担任主席，吴也称自己是“西山会议派”。邓泽如虽未到会，却赞助过经费。监察委员五人中，除了蔡元培在国外与会议没有关系外，其他人都与会议有关。他的这种算法，暗示会议是合法的，至少是得到多数中央执、监委的支持的⁽¹⁰¹⁾。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经过四十三天讨论，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及一系列决议案。《宣言》称：“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党团之作用。”“共产党员忠于共产党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俄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斩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¹⁰²⁾。为“彻底解决”共党分子在国民党内的“跨党问题”，会议作出取消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将他们开除国民党的决定。

对于联俄政策，会议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会议通过《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告同志书》，指出：对于“在国际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国家”，国民党当然和他携手，“但是携手并不是卖身投靠式的”，而是以平等的地位相互协助。“若是苏俄采用帝国主义手段”对待中国，那他就是“本党的敌人”⁽¹⁰³⁾。会议特别指控鲍罗廷“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溃”，提出并通过了解雇苏俄顾问鲍罗廷的议案⁽¹⁰⁴⁾。

对于左派领袖汪精卫，会议作出开除党籍六个月的处分决定。有关“判决书”指出：“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判决书”列举了汪精卫“罪孚叛党，行同卖国”的九个方面事实⁽¹⁰⁵⁾。与此同时，会议还作出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取消政治委员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移至上海，恢复孙中山逝世后因反共而被开除者的党籍，《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应由党审定决议发行等一系列决定。

针对这种情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授权国民政府全力制止“西山会议派”召开“二大”，并“下令通缉叛党分子归案严办”⁽¹⁰⁶⁾。共产党则通过《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行。

1926年1月1日，西山会议尚未结束，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七十八人。会议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主持下，作出接受总理遗嘱，完全继承“一大”制定的政纲，修正党章，发布宣言，整饬党纪的决定。会议决定坚持国共合作的方针，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龙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十二人提出书面警告，责其改正。戴季陶以个人名义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造成不良影响，由大会予以恳切训令，促其反省。会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除戴季陶继续当选之外，所有“西山会议派”成员都被剔除。在新当选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人有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等七人；在三十二名候补中执、监委中，共产党人有毛泽东、韩麟符、路友于、邓颖超、詹大悲、江浩、谢晋等七人。在新组成的中央党部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彭泽民任海外部长，汪精卫任宣传部长而以毛泽东代理，李大钊任北京政治分会主任。另外，与共产党关系甚密的陈公博、邓演达、徐谦、顾孟馀、甘乃光、宋庆龄、何香凝等也纷纷当选。很明显，经过“二大”，被视为“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及共产党人已经在“一大”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¹⁰⁷⁾。

“西山会议派”则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抗衡。1926年3月29日，该派人士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宣言，继续坚持反共立场，主张用“全民政治”取代共产党主张的阶级专政的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合于吾党在理论上之主张与方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理论上无资本主义之立足点，即事实上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故由资本主义形成之阶级，不复能显著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实不合社会之需要，盖阶级斗争之说，至易破坏国民革命。吾人为统一国民革命阵线之故，势必截断其主张”⁽¹⁰⁸⁾。

西山会议以及广州、上海两个国民党“二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在组织上的正式分裂。由于在人数上占多数，加之据有两广地盘，有地方政权及军权的支持，有俄国人作后盾，广州方面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心目中，仍然居于“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