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家精神角度看设立两类公司的意义

——读《企业家精神》有感

法规局　庞龙飞

在杨小凯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林毅夫与张维迎就“政府与市场”问题的激烈争论，以及随后的中国经济学界大论战甚为好看。谁是谁非，非吾等可以评说。细细品读，其实两位经济学家在很多地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法治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保护产权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相比关注争论，学习一致的观点，对经济学初学者似乎更有价值。

我在学校用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是萨缪尔森、曼昆编写的，里面有大量的模型和图表，把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单美观地描述了出来，清晰易懂。然而，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很多模型只是理想化的，离现实总是有那么一点差距。就像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具有比较静态特征的均衡模型（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等）。这些均衡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确定相应供求函数的所有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是给定的。然而，相比均衡，失调在市场竞争中更是常态，而且意味着利润机会。企业家认识到利润机会就会采取行动，而在企业家获得利润的时候，机会自会消失。这个由企业家的行动触发的市场自发协调过程，说明了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市场朝向均衡的力量。

曾受教于奥地利学派第二代掌门人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视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构建出一套简明的动态理论框架，成功解释了经济发展现象。他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者。只不过，他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以获取暂时的垄断利润。因为市场是竞争的，所以企业家要想持续地获取利润就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创新，这种对持续利润流的追求就成为一个强大的引擎，不断地将连续的变化注入经济活动中。

鲍莫尔在《企业家精神》中文版自序中写道，“历史显示，中国与其自身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的发明历史十分不相称……正是企业家，能真正认识到何种发明对社会、个体使用者以及经济增长的贡献最有潜力；正是他们，能洞悉如何更好地修正与完善那些发明。”

回看宋朝，当时中国是世界重大文明的主要来源地，而且人口众多，不乏熟练劳动力，但整个宋朝320年，人均收入仅增长了1/3。按照萨伊的分类，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三类人是至关重要的：发明家、企业家和劳动力，古代中国不乏发明家和劳动力，但是缺少创新型的企业家，所以能工巧匠和耕织能手的智慧保证了中国科技水平领先于世界，而企业家的短缺却导致发明无法转化为创新，无法传播扩散到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经济也就无法快速增长。

对于古代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原因，巴拉兹认为，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激励结构有关。首先，传统儒家文化并不鼓励经商和冒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商业活动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其次，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使得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只有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才能获得财富、权力和声望；最后，没有对个人自由和对私人企业的保护，没有保障除了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利的法律基础。

鲍莫尔提出，企业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其他资源的配置者；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又是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品，和其他投入品一样，企业家精神也会根据不同用途的相对回报进行选择。按照对经济的净产出是否有贡献，可以将企业家精神投入的用途分为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两种。要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制定合理的制度，阻止或防止企业家精神用于非生产性用途。

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9—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超9.8％，成为同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张维迎指出，改革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工商业企业家的兴起，其中有三类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家随改革推进而依次兴起。第一代是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如鲁冠球。他们凭借着对本地市场的熟悉和个人关系搜寻市场机会，并通过引入现代工业组织体系来利用机会、实施创新，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第二代是官僚出身的企业家，如冯仑。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92年10月被党的十四大正式采纳为改革的合理目标，各种促进非国有经济活动的政策陆续推出，转向私人工商业成为部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官员的合理选择。这些企业家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高等学位，对经济问题有着十分广阔的视野，对当时中国最需要什么有良好的感知，与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对很多关键性资源握有控制权的旧同事有更好的联络。他们在创造新部门和使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第三代则是海外归国人员与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如李彦宏。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和中国加入WTO后商业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被吸引返回祖国。许多地方政府在税收、融资、用地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特殊优惠政策，并建立了产业孵化器。这些海归企业家在其所选择的领域里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许多人有在硅谷工作的经历。他们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建立了最具影响力的新创立企业，也正是他们将互联网带到中国，提升了中国的新经济。

从改革进程来看，可以以1993年为界将这30多年的高速增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的增长都可以找到制度方面的动因。第一阶段主要是，生产资料配置的双轨制在一定范围内创造了要素市场；价格双轨制创造出了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产品市场；非国有企业拥有较为丰富的市场机会和创新空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分权，地方政府被赋予了很大的经济管理权限。第一阶段改革在培育企业家精神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并逐渐显现：双轨制在为非国有企业创造新的要素来源的同时，也保留了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为特定企业调拨生产要素的权利，为部分人的寻租活动开辟了空间；以“包干”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其经济调控和行政管理能力大大下降；放权让利式的国企改革赋予了国有企业管理者更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但预算约束并没有硬化，管理者并不对企业经营的失败负责。针对这些弊端，1993年启动了整体配套改革：结束生产资料配置的双轨制；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财政资源重新集中到中央政府；启动“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国有企业改革。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目前经济体制又进入一个需要改革的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不例外。厉以宁指出：“国有企业体制的主要弊端主要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太多，二是自行运转机制不灵活，三是行业垄断性强，四是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五是创新能力差，所以要进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改革的侧重点，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产权论”认为，问题主要源于所有制下引发的一系列委托代理和公司治理问题，国有企业的经理是由政府官员而非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的，现有体制没有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竞争论”则认为，进行产权改革并非必须，只要政府能够营造一个公平而充分竞争的环境，同样能够达到良好的经济绩效。

对此，厉以宁认为应着重于进行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他提出，今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监管部门）将只管国有资本的配置，不管国有企业的运作。国有企业尽可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其中又尽可能改制为上市公司。他们同其他非国有或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一样，一律自主经营管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行使各自的权力和承担各自的责任，让企业到市场中去充分竞争。可以设置若干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作为具体的投资主体，他们负责对本公司所投资的股份公司资本运营效果的考核，而国家投资基金公司的运营和所属国有资本配置效果的考核，则由监督部门负责。

从企业家精神角度看，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运营公司及其投资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层面，将不再有是否国有之分，都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企业的管理层选聘、薪酬激励都是市场化运作。在运营公司层面，运营对象是国有资本，强调资金周转，追求资本增值。持有企业股份的变动相对灵活，股份比例的增减主要取决于对企业未来价值的判断。若干运营公司之间，以及运营公司和非国有的股权投资公司在资本市场中充分竞争。

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争论，张维迎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保护产权、推动竞争，而干预会导致市场发育不足。林毅夫则认为，从“二战”后到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少数取得成功的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如，政府需要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政府有为的方式有很多种，如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等，但这类途径容易造成对价格信号的扭曲，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招致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反对，还容易滋生腐败。通过在资本层面投资实业，再将企业放入市场进行竞争，不仅可以达到“有为”的目的，还可以提升“有为”的效率。

从企业家精神角度看，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就是为了推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发展。在企业层面，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所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差异不大，都是以混合所有制企业形式参与市场竞争，并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区别在于，投资公司投资企业多以控股的形式，一方面在资本上资助发明家进行研发和企业家发挥才能，以补偿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让非国有资本参与投资，以有利于增加企业创造力。为落实推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展的目标，投资公司一般会通过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企业投资的范围进行管控。因为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和支持科技进步的风险偏大、投资回报偏长，投资公司更看重长期回报。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增长，原先投资的产业也会逐渐进入成熟期。此时，投资公司会抓住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逐渐减持竞争性业务。

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公共服务机构还是商业机构，都具有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能让他们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是如此，需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庞龙飞，2007年7月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曾就职于中邮普泰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区域经理、产品经理。2013年7月进入国资委工作，现为政策法规局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