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0.1 为何关注班克斯

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之一。历史上博物学家有多种类型，班克斯是其中采集型的杰出代表。仔细研究班克斯的博物学活动，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博物学的本性，推进对近代西方科学的理解。

1768年，年轻的班克斯组织起由博物学家、画家、仆人组成的学术团队，登上库克（James Cook）船长的奋进号（Endeavor），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全球探险。奋进号返航后，班克斯的名声和学术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他还因此受到了国王的召见。1778年，这位对全球物种资源充满激情的博物学家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通常译作“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并统治这个国际性科学组织长达40多年，迄今无人能破该纪录。班克斯在南太平洋的探险活动奠定了他的学术生涯，也间接改变了英国科学的发展方式。班克斯以推动国家商业发展和帝国扩张为理由，说服英国政府投资科学研究事业，从而把知识与权力、科学组织与国家机构、植物学爱好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

班克斯逝世之后，大英博物馆和皇家学会邀请当时最著名的人物雕刻师钱特里（Francis Chantrey）为他制作雕像，并撰写了悼词。1832年这个雕像被放在了大英博物馆，现在存于伦敦大英自然博物馆，悼词这样描述了班克斯的一生：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年轻的时候，

勇敢、有毅力并不怕危险，

他奔走在陆地或海岛上，

接触了世界上最遥远的种族、野蛮人，甚至是闻所未闻的人，

探求着大自然所有领域的知识。

回到祖国后，

班克斯被毫无异议地推选为皇家学会主席，

他用余生竭尽全力推进人类认知。

班克斯以绝无仅有的慷慨大方，

向科学研究者开放自己的收藏，

他的这种精神被那些立志以其为榜样的捐助者学习、传承并发扬光大。

朋友已经将他的收藏捐献给大英博物馆，

以此怀念他的慷慨。

班克斯一生活了76年6个月6天。

1820年6月19日与世长辞。（Chambers，2007：141）

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似乎更易于看到班克斯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在1821年爱丁堡哈维学会（Harveian Society of Edinburgh）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追忆并赞扬了班克斯一生的主要工作，并在报告的末尾指出，班克斯将被载入自然哲学史册而被永久怀念（Duncan，1821：20）。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者居维叶（Georges Cuvier）持有相似的观点。1821年4月2日，法国科学院召开纪念班克斯的会议，居维叶宣读了对这位外籍名誉院士的颂词：

他留下的著作仅有几页的篇幅，而且并不重要。但是，他的名字将闪耀在科学的历史长河……在那个被海洋阻隔的世界里，他开辟了科学探险的道路。地理学和博物学的进步要归功于他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承认，班克斯的这些活动与科学家们留下的著作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Tomlinson，1844：59-60）

令人遗憾的是，居维叶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班克斯死后的100多年，他的形象和贡献几乎完全湮没在科学的历史长河之中。

令人讽刺的是，这位迄今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家学会主席，邱园实际的管理者，国王的密友，政府科学事务和帝国事务的政策顾问，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和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英国科学界中心的伟大人物，逝世之后很快就被遗忘了。皇家学会内部，新兴的数理科学家为了彰显科学进步，故意忽视乃至贬低班克斯对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早在1783—1784年，数学家霍斯利（Samuel Horsley）就对班克斯式的博物学提出了批评。霍斯利是牛顿著作的编辑者，对牛顿充满了尊敬与崇拜，但对博物学家的品鉴赏玩之风深恶痛绝，他曾揶揄说：“（班克斯）总是试图用青蛙、跳蚤和蚂蚱来取悦皇家学会的会员。”（O'Brian，1988：209）另一位数学家、军事工程师格莱尼（James Glennie）更是指责班克斯忽视了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从而把学会变成了收集品的橱窗，根本就不是严谨的科学。

班克斯备受指责，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暂停履行学会主席职务以证清白，但是却没有真正放弃自己喜欢的博物学研究工作。学会秘书布莱顿（Charles Blagden）依旧忠心耿耿地将书信转送或转述给班克斯。在1784年10月3日的信中，布莱顿介绍了罗伯特的一次远航和普利斯特列的一次化学实验，描述了金属反应过程中空气的变化（Banks & Chambers，2007b：311-312）。而1784年10月21日的一封信中，布莱顿转述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呈交给学会的一篇文章（An Account of an Artificial Spring of Water）。布莱顿提醒班克斯参加皇家学会的会议，以防他人觉得班克斯惧怕和羞愧见人。（Banks & Chambers，2007b：318-319）

班克斯去世后，在批判班克斯并试图掩盖其贡献的青年科学家队伍中，化学家戴维（Humphry Davy）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曾接受过班克斯的慷慨资助，并在陷入“安全矿灯”优先权之争时，得到过班克斯的鼎力支持。班克斯逝世之后不久，戴维利用权术战胜对手，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在论及前任工作时，戴维选择了避重就轻且略带无视的口吻：

他（班克斯）风趣幽默且慷慨大方，具有超强的交谈协商能力，是一位兼容并包的植物学家，总体来看比较熟悉博物学。他读书不多，没有深刻的见解。他总是准备着帮助年轻科学家实现目标。班克斯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位资助者，配不上那么多赞誉。当他介绍自己在航行期间的奇闻趣事时，是那么享受和发自内心的快乐。作为国王亲近的朋友，他骨子里就有着廷臣之志。在对待皇家学会时又显得那么随意和个人化，常常把自己的家弄得像个宫廷。（Holmes，2008：400）

戴维虽然熟悉班克斯对科学所做的贡献，但不去高度赞扬。因为他要巩固自己作为学会主席的权威。戴维要向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表明，自己要将皇家学会带上专门化与职业化的道路，并由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这样做却伤害了班克斯的形象。

传统科学史家也因为他著作贫乏而不愿提起他。科尔兄弟在其科学社会学著作中也提及了这种情况：除做出伟大发现的科学家之外，科学管理者也是科学精英中的重要群体，尽管他们没有依靠杰出的发现而享有精英所具有的盛誉，但依然在科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科学史常常把他们忘记了（科尔，1989：44-46）。其实除博物学外，班克斯对当时的诸多自然哲学学科也充满着兴趣，这从他所参与的诸多科学活动中就能反映出来。他曾经进行过一些关于温度的实验，处理过当时科学家提交到学会的论文，仅是由他转呈和由他确定发表在《哲学汇刊》上的文章至少就有133篇，内容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大气学、化学、光学、磁学等。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班克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亨特对班克斯追求真理时表现出的始终如一的热情表示了由衷敬佩：“如果有一个人值得崇拜，那一定是班克斯。他关注着最理性的事业。”（Weld，1848：114）

史学家认为，在这个知识与理性的启蒙世纪，英国科学陷入了低谷。这种看法或许源于计算机之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著作，1830年，他出版了《对英格兰科学衰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该著作攻击了英国皇家学会和英格兰的大学，呼吁给科学研究者更高的荣誉和更好的待遇，以扭转科学落后的颓势。对巴贝奇以及持同样观点的史学家来说，18世纪的英国科学陷入了“黑暗的低谷”（valley of darkness），就像双峰骆驼的峰谷部分，而17世纪和19世纪初才是耸立的峰顶（Miller，1989：155）。

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教授认为，科学史家之所以认为18世纪皇家学会不景气，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皇家学会的人员构成，法国科学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精英即自然哲学家构成，而英国皇家学会则更加向社会开放，科学技术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政治家、商人、收集家都可以当选学会会员；其次，牛顿去世后直到班克斯当选主席，中间没有出现集大成的学会掌舵人（Miller，1989：156-157）。班克斯虽然是享誉欧洲的大博物学家，但在数理科学方面并无突出贡献，也没有留下影响深远的理论巨著。

传统科学史编史纲领囿于对“科学”的狭隘划界，使得史学家看不到，甚或是有意“遗忘”了博物学在这一时期的辉煌历程，以致对当时的博物学家轻描淡写，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转换思维，不再套用今天的学科划分，还原博物学在当时科学研究中的真实地位，那么18世纪欧洲科学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瑞典的林奈和法国的布丰都在自然秩序的寻求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单就英国来看，博物学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被推向历史前台，在植物采集、命名和分类以及自然博物馆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为接下来一个世纪地质学、进化论等领域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

有一点值得注意，侧重实验观察的经验型科学最先实现了与博物学的共存和发展，甚至是合作、交融。英国经验型科学遵循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坚持的经验归纳法，因而也跟随培根把博物学收集工作视为自然哲学的基石。剑桥大学谢弗（Simon Schaffer）教授采用福柯式的概念分析方法，将博物学界定为一种科学实践方式或研究方法，解释了为什么赫歇尔（Friedrich Wilhelm Herschel）将自己的天文学工作称之为博物学，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博物学家（Schaffer，1980：211-239）。另外，数理科学家所批判的博物学主要是指朴素形态的博物学，在这一点上，重视理论的精致博物学与数理科学家们志同道合。

近几十年来，科学史家越来越注意到，博物学在18世纪的智识语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博物学扎根于英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之中，从那里成长、繁荣；反过来，博物学也对英国哲学、科学、文学等社会风潮，以及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范发迪所言，从人员参与、经费资助、成果数量以及政府、王室的参与程度来看，博物学都是那个时期英国人最为重要的科学活动之一，堪称当时的“大科学”（big science）（范发迪，2011，中文版序：4）。而班克斯则是引领这一潮流之人（基尔帕特里克，2011：163），于是，研究班克斯的博物学就成了科学史研究的恰当主题。

班克斯的专长是组织博物学活动，管理科学机构，而不是创新理论。他利用自己丰厚的家产，以及从王室、政府、东印度公司得到的资助，雇用并组织起庞大的博物学团队，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描述、分类、命名、采集或移植新物种。从今天的观点看，他更接近于业余爱好者（amateur），或准确地说，是一位植物研究及采集者（botanizer），而不是侧重理论研究的植物学家（botanist）。这种细分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向读者表明，班克斯并不是一位专注于理论，并在理论建设方面有重要贡献的植物学家——他不像雷（John Ray）、林奈那样，能为后世留下不朽巨著。但这种区分又带有强烈的辉格史味道，因为在班克斯生活的年代，并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也没有“植物学家”这个概念，在植物学采集、描述、移植与命名、分类、理论研究之间并无清晰明确的界限。作为享誉欧洲的博物学家，班克斯对当时流行的博物学理论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看法。

班克斯没有留下系统的理论著述，但他却是一位优秀的日记作家，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信写作者。据其书信编纂者钱伯斯（Neil Chambers）统计，班克斯一生大约收发过100000封书信，其中4000封是班克斯所写，长度从50~5000个单词不等，平均每封信约300个单词（Banks & Carter，1979：xxvii），现在有20000封左右分散残存于世（Chambers，1999：28）。他的一些会议记录保存在皇家学会档案馆，植物标本、植物绘画保留在伦敦南肯辛顿区的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近几十年，出现了一些收集和整理班克斯文献的机构，如澳大利亚的“班克斯爵士纪念基金会”（Sir Joseph Banks Memorial Fund）。建立初期，基金会致力于收集和整理班克斯的散落资料，尤其是存于澳大利亚境内的资料，后来它资助了“班克斯数字化工程”（Banks Digitisation Project）；英格兰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设立了“班克斯爵士档案馆工程”（The Sir Joseph Banks Archive Project）；林肯郡成立了“班克斯爵士学会”（Sir Joseph Banks Society），在资料收集和研究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成果最多的当属“班克斯档案馆工程”（the Banks Archive Project），它依托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自然博物馆，从社会募集资金。这个工程的目标是重新收集、整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班克斯书信，并按主题出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班克斯提供翔实的文献。

在这些新的文献基础上研究班克斯，可以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地还原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科学发展状况，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班克斯研究可以展现科学史中博物学文化的诸多细节，丰富甚至还原更加真实的近代欧洲科学史。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对博物学史一直很重视，但自从他创立科学史学科以来，大部分科学史家所关注的科学往往局限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数理科学或实用技术。即使有些科学史著作提及博物学，也大部分是在“内史论”研究框架下，考查博物学家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为进化论做出了贡献，或者说考察博物学家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通向了达尔文进化论。另外，随着科学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博物学作为对动物、植物、矿物和其他自然现象的综合研究，已经分化和衍生成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各自独立的学科。科学史家从今天的分科体制投射过去，探讨的是那些对今天学科有贡献的博物学部分，认识不到博物学本身作为整体的巨大意义。抛开传统科学编史的成见，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把博物学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可以重新看到博物学在近代认知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将班克斯的博物学工作作为科学史研究的恰当对象，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及博物学活动，也能更好地理解大英帝国中科学与社会的互动。

其次，班克斯研究可以展现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有助于展示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动机和利益链条。班克斯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家学会主席，对英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政策、科学管理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继承和发展了皇家学会精神之父弗朗西斯·培根的学术理想，致力于实现科学的功用。他用管理博物学的方式来改造皇家学会的自治传统，使科学发展与帝国扩张、商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科学与帝国的共生模式，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科学交流与竞争，深远地影响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模式。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科学史家法拉（Patricia Fara）高度赞扬了班克斯的这一贡献：“他把科学放在了英国商业和政治帝国的中心，意义深远影响重大。作为皇家学会的领袖，他或许缺乏牛顿、达尔文甚至林奈的魅力，但他作为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仍然值得被长久地纪念。掌管皇家学会40多年，班克斯促进了科学的繁荣、帝国的强盛和扩张。他建立起的科学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延续至今。”（Fara，2003：18）

再次，班克斯研究可以更好地展现博物学在近代殖民扩张中的作用。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动植物资源的全球流动就随之开始了，深刻影响着全球的生态格局和政治格局。班克斯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博物学帝国的重要掌舵人，其活动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美国著名史学家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为《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30周年版所写的前言中，高度评价了库克船长与班克斯的太平洋探险，及其随后所实现的生态交换，认为其意义和价值完全可以与哥伦布探险所带来的新旧世界生态交换相媲美。实际上，在帝国探险和扩张的背景下，博物学的海外活动，不只是探求事实的学术研究，更是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

最后，在科学研究方面，班克斯与普利斯特列、赫歇尔、富兰克林等英国著名的数理实验科学家有大量通信往来；在科学管理方面，班克斯与学会秘书布莱顿通信更为频繁。论文通过对这些信件的考察，尝试描绘出当时科学成果的交流方式和展现模式，勾勒出科学家身份的认同模式；另外，信件还透漏出，那些看似与博物学无关的数理科学家，其研究方式或研究旨趣也可能渗透着浓厚的博物情怀。

比如富兰克林在英国期间，曾在班克斯的帮助下在朴次茅斯进行了一场波阻尼实验。因为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读到过老普林尼提及的一次海员的科学实验，即通过将油倒入海中来阻止波浪。《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刊登了富兰克林与几位科学家进行的系统性对照实验，认为水面表层的油膜会减少水面与海风之间的摩擦力，以此阻止小波浪的形成进而防范了大波浪，于是海面就平静了（Franklin，1774：452-453）。1783年班克斯致信富兰克林，信中提到了这次科学实验：

我不能错过这样相互帮助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尝试将鲸油倒在海面上。你一定对布莱顿博士还有印象，他曾站在海岸记述实验的过程和结果。（Banks & Chambers，2007a：84-85）

接着班克斯还简要汇报了新的行星的发现，字里行间谦虚内敛，但也略带着掩藏不住的自豪感。班克斯认为作为政治家的富兰克林在哲学（科学）上着力必然不足，因此最后，班克斯“吹捧”富兰克林，希望他的哲学（科学）能像其文学和政治一样光彩亮丽。（Banks & Chambers，2007a：85）

0.2 帝国博物学的认知与实作

从词源看，大卫·米勒教授似乎首次明确提到了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Banks's imperial natural history），他在《班克斯爵士：从编史学的立场看》（Sir Joseph Banks：An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一文中指出，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活动、农业改革实践，以及他管理皇家学会时表现出的政治特性，构成了完整的故事，全面刻画出班克斯的形象（Miller，1981：290-291）。但大卫·米勒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详细的界定。从语境来看，他所指称的帝国博物学，强调的依旧是班克斯如何将博物学与帝国扩张结合起来。

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在认知和实践两个层次上，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为全面分析帝国博物学提供了恰当的案例。考察王室和政府对待博物学的态度、利用博物学的方式，关注贵族阶级与日益坚定自信的中产阶级科学家的紧张关系，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这类博物学家的研究方式、认知理想、政治企图和商业目的。只有将班克斯的职业活动放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了解班克斯的工作模式，理解帝国博物学进路。

美国堪萨斯大学环境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在其生态史名著《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中，区分了18世纪两种非常不同的生态观，并分别以两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为代表。一种是阿卡狄亚式（Arcadia）传统，它以塞耳彭的博物学家怀特（Gilbert White）为代表，倡导人类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要求人与自然界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处，核心理念是以生命为中心。第二种则是帝国（imperial）传统，弗朗西斯·培根最为热情地颂扬和鼓吹了它的价值，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是该进路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愿望是要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作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核心理念是自然为人服务，以人类为中心（沃斯特，2007：19-20）。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时两种迥异的道德观。

沃斯特从生态思想史角度使用“帝国”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以人类为中心，主张物为人用的观点。班克斯作为林奈信徒，其学术研究和理论旨趣都符合沃斯特所定义的帝国性：班克斯极力主张用自己的博物学知识，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在践行这一理念时，班克斯又将博物学活动与大英帝国扩张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博物学活动具有了另一层次的帝国性。沃斯特在著作中似乎无意扩展“帝国”内涵，但是班克斯在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工作无疑大大扩展了沃斯特意义上的“帝国”含义。具体来看，这种广义的帝国博物学在认知层面和实作层面的特征如下：

首先，帝国博物学作为博物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理所当然地具有认知层面的特性。这类博物学家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活动方式，同时，有着与怀特式博物学家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知识诉求。作为博物学家，怀特的视野是地方性的（local）、“狭隘”的，他更加关切当下的、身边的生活世界。与之相比，帝国博物学家的视野则是全球性的（global）、异域的，他们着眼于帝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热衷于从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里，搜集外来珍稀物种，并对其进行命名、分类，以填充、验证、修改并传播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从研究方式看，帝国博物学家更多需要借助国家力量和庞大的博物学网络。另外，两类博物学家还有着不同的知识诉求。怀特把塞尔波恩近郊视为一个复杂的、处在变换中的有机生态整体。在怀特看来，造物主创造了自然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并不和谐一致的生物都可以相互利用。而帝国博物学则更注重系统分类和命名，希望能借助对未知世界物种的认识，建立起自然的秩序。或许在他们看来，自然之秩序与帝国之秩序是对等的。

因此，在帝国博物学的认知目标中，渗透着明显的政治道德观，指导和推动着欧洲近代的殖民化进程。帝国博物学在为殖民扩张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体制化。这是一个对称性的过程，就像人要控制自然，一个国家也要建立对边界以外其他国家的统治，况且帝国博物学能够为此提供知识支持。林奈的这种功利主义强烈反映了同时代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家以及英国农业改革家的价值观。而大地主出身的班克斯，从年轻时代起就成了林奈信徒，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最为重要的博物学家和农业改革家之一。如果说弗朗西斯·培根利用科学开发自然资源的呐喊只停留在空想或者方法论陈述阶段，林奈在乌普萨拉植物园（Uppsala Garden）的活动只是寻求瑞典的自给自足和上帝之自然经济体系，那么，班克斯所实现的博物学与帝国活动之间的结合，是真正发生在帝国贸易和扩张的背景之中，且主要靠帝国主义和博物学、政府机构与科学组织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的共同“进步”。即使那些表面看来与帝国无涉的采集、展览、分类与命名活动，也处处透漏出班克斯开发自然资源的野心，同时，这些活动还向世界尤其是英国在欧洲的对手宣示了大英帝国在全球的主权范围。

其次，帝国博物学在实作层面关涉的是科学与帝国扩张、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家对科学帝国主义的研究已经日趋深入了。作为一个概念，科学帝国主义强调科学和帝国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生关系，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中，科学进展与帝国扩张这对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二元路径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反馈机制。科学研究的进展可以促进或者阻碍帝国扩张的速度和范围，反之亦然。如航海学、制图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天文学等表面看来与帝国活动无关的认知学科，却在有意无意间促进了欧洲的殖民扩张活动；反过来，帝国扩张也为这些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如果突破传统科学编史学的局限，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即将科学定义为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哈丁，2002：13），那么博物学就被纳入了科学的范围，在科学帝国主义的框架下研究博物学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顺理成章。近几十年来，科学史家越来越注意到，博物学在近代全球生态格局和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尤其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开始向全球扩张，并试图建立殖民地，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传统帝国，各自成立了专门的殖民机构和贸易公司，相互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抢夺殖民地，掠夺资源。相比数理实验科学，博物学在这一时期与帝国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博物学更贴近人类生活，更具有实用价值，能切实增加国家财富，提高国家影响力。因此，博物学与帝国殖民活动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科学史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思考和研究一个看起来已无新意的问题：为何欧洲会在历史上崛起？为何西方帝国能轻易地战胜土著而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克罗斯比和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路径都不同，他有意识地降低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新旧世界对抗中的作用，独辟蹊径，深入人类生存的生态方向，率先揭露出鲜为人知的另类生态史、文化史和人类史。对史学界来说，克罗斯比的贡献不在于提出了新问题，而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问题的路径。1979年布罗克韦（Lucile Brockway）的《科学与殖民扩张》（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al Gardens）一书，则是研究大英帝国殖民扩张与博物学活动之间关系的代表作。

在英国，班克斯不是博物学与帝国活动相结合的最早提倡者和开创者。从英国探险队开往新大陆的那一刻起，认识和开发当地动植物资源就成了船队任务的一部分。“英国植物学之父”特纳（William Turner）在他的《新草本志》（A New Herbal）中，向他的资助人陈述了植物研究对国家的好处（Drayton，2000：27）。而另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斯隆（Hans Sloane），也致力于推进博物学与帝国活动的结合，以此提高英国的经济和贸易，他在美洲殖民地成功生产出了经济作物胭脂虫红和巧克力（Sloan，2003：23）。博物学家埃利斯（John Ellis）在西佛罗里达的博物学工作也给大英帝国带来了切实利益。

班克斯生逢其时，在竞争激烈、最需要把博物学知识与帝国活动相结合的时代，充分利用了皇家学会主席的身份，成功地将博物学知识推销给了王室和政府。班克斯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把帝国欲望、商业诉求和贵族喜好有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力量强大的殖民地博物学网络。因此，班克斯虽然不是帝国博物学的奠基之人，但却称得上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除发表过一篇关于玉米枯萎病的文章，以及几篇关于实用园艺知识的文章外，班克斯就再也没有出版过原创性理论著述。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国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揶揄班克斯“从来没有因为著作而获得名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价一个人对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只看论文和专著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甚至现在仍然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确有人以其他方式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班克斯就是典型的一位。科学技术事业、科学文化不仅仅是认知活动，即使仅从认知的层面讲，班克斯也促进了认知的进步，他留下了大量科学通信和日记。

“但班克斯却是位名副其实的信件型著作家和日记作家……与之通信的人达3000多个。”（Banks & Chambers，2000，Forword：xi）这些通信清楚地展示了他的帝国博物学思想。如1789年，班克斯在给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主席霍克斯伯里爵士（Charles Jenkinson，first Baron Hawkesbury）的信中陈述道，从印度地区带回的植物标本提供了一些机会，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提供了新的作物，他说：“我坚定地认为，给一些地区提供新的可食用蔬菜品种，是对当地居民最大的恩惠，如果它们能够繁荣生长的话。”（Banks & Chambers，2010：86）

另外，从筹划和参与的活动来看，班克斯明显具有将世界自然资源为英国所用的思想。班克斯生活的年代，正值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但他却早已具有了利用科学知识——主要是植物学知识——来驾驭自然界，以提高大英帝国利益的想法。1797年班克斯成为国王乔治三世枢密院中的一员，有了更多向王室兜售帝国博物学的机会。之后，他策划了施恩号（Bounty）的太平洋之行，目的是将塔希提岛上的桑科植物面包树（breadfruit，Artocarpus altilis）移植到西印度群岛，以解决殖民地庄园中黑奴的口粮空缺；他还多次试图从中国引进茶树和制茶技术，以便在印度生产英国所需要的茶叶。

0.3 班克斯原始文献的简要说明

如上所述，班克斯一生发表文章不多，除那篇关于玉米枯萎病的文章外，只在《园艺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上发表过几篇实用性短文章，涉及草莓种植，美国越橘培育，西班牙栗树之园艺管理，以及苹果、无花果等水果育殖（Tomlinson，1844：88），具体如下：

（1）马铃薯引入英国的时间初探，以及对印度山小麦的报告（An attempt to ascertain the time when the potato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country，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Hill-wheat of India）

（2）娇弱植物逐步适应英国气候的恰当技巧（Hints respecting the proper mode of inuring tender plants to our climate）

（3）恢复一种过时的草莓管理技巧（On the revival of an obsolete method of managing strawberries）

（4）美国蔓越莓在斯普林格罗夫地区的种植方法（An account of the method of cultivating the American cranberry at Spring Grove）

（5）甜栗树或西班牙栗树的园艺管理（On the horticultural management of the sweet or Spanish chestnut-tree）

（6）论罗马人的温室，以及我们花园中所生长着的罗马人种植过的水果清单（On the forcing-houses of the Romans，with a list of fruits cultivated by them now in our gardens）

（7）一种名叫斯普林格罗夫的新苹果（Account of a new apple called the Spring-Grove-codling）

（8）新芽上成熟起来的新无花果树（On ripening the second crop of figs that grow on the new shoots）

（9）英国首次出现苹果树昆虫（O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apple-tree insect in this country）

在著作方面，班克斯编辑过四本书，分别为：《胡斯顿遗迹》（Houston's Relics），由胡斯顿（William Houston）所收藏标本的注释编辑而成；《肯普弗画册》（Icones Kampferiane），根据德国旅行家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从日本带回的植物图谱编选而成；《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原作者为罗克斯伯勒（William Roxburgh）；最后一本是《英国草地实察》（Practical Observations on the British Grasses），根据柯蒂斯（William Curtis）的第四版编辑而成（Smith，1975，Preface：xi）。这些著作多为编译而成，在内容方面并无很大的创新之处。

班克斯所留下的书信、日志和会议记录，却为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日志方面，班克斯遗留下来的成果令人惊叹，其中最重要和最吸引学者关注的当属奋进号航行期间的日志，它内容丰富，包含了大量的动植物观察记录以及对土著居民行为、语言、风俗等的记述。这些日志至少有五个不同的版本，足见它的重要意义和学界对它们的兴趣。胡克（Joseph Hooker）的《1768—1771库克船长第一次远航期间班克斯爵士在奋进号上的日志》（Journal of the Right Hon.Sir Joseph Banks During Captain Cook's First Voyage in H.M.S.Endeavour in 1768—1971）一书出版于1896年，是最早的版本。比格尔霍尔（John Beaglehole）的《班克斯的奋进号航海日志，1768—1771》（The Endeavour Journal of Joseph Banks，1768—1771），增加了编者对某些资料的注解，是最全面翔实的一个版本。

班克斯留下来的书信更是汗牛充栋，准确地说，班克斯帝国博物学网络的构建，主要得益于其书信交往。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曾这样强调书信对研究历史的价值，“没有什么资料能像真实的信件那样，给出关于那个时代的恰当思想；而且，历史等待它们来盖棺定论”（Chambers，1999：27）。其实，书信一直是早期皇家学会收集自然情报的重要方式。政府资助皇家学会的制度是从1850年开始的，在此之前，学会一直保持着经济独立，日常运行主要依靠个人资助或缴纳会费。因此，受经费、机制等因素的制约，皇家学会自身的实验活动并不多，实验数据的获取主要依靠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科学工作者的书信报告。同时，皇家学会也收到来自国外博物学家的大量书信和动植物标本。从18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帝国扩张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将远方新奇之物与自然趣闻带回英国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国内贵族阶层的时尚。

此时的博物学，已不只是自然哲学的原始资料积累阶段，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在皇家学会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皇家学会利用海外探险者、海员、商人或者安排专门的猎人，跟随王室、海军部队或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去往遥远的地方。这些人按照资助者要求寻找新奇物种、手工艺品等，然后通过博物学书信、绘画等形式，将这些“事实知识”（matters of fact）介绍给学会的专家。皇家学会从第一任秘书奥尔登伯格（Henry Oldenburg）开始，就将动植物收集、矿产勘探、海洋学、大气学等宽泛意义上的博物学，与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探险家、海员以及殖民工作者相互联系起来，编织成学会的信息收集网络。博物学书信，对皇家学会会员了解异域自然风情和动植物资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从第一任秘书开始，皇家学会就重视通过书信往来收集博物学方面的珍奇异物，但在学会成立后的近百年里，这种传统却时断时续。1677年，奥尔登伯格逝世后，他建立起来的博物学通信网络以及在会员间宣读、讨论海外书信的模式基本上被废弃。直到1690年斯隆当选为学会秘书，这种方式才重新得到启用。斯隆本人也利用通信网络，收集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之后构成了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基础。1713年斯隆退位后，学会与外界书信交流的模式再次被遗忘，收到的书信被毫无秩序地堆积在一起。

缺乏体制保障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学会秘书或其他管理者的好恶，通常决定着书信能否进入会员例会或书信内容能否在杂志上刊登。直到18世纪中期，利用书信收集信息的方式才逐渐走向制度化。1752年，皇家学会成立论文委员会（Committ of Paper），正式代替学会秘书或其他个人，专门审核来自各地的书信。

利用海外探险者等收集博物学资料的传统在18世纪下半叶得到加强。“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取得了世界霸权，不断向北美和太平洋地区派出舰队进行科学勘探和殖民扩张。1778年，班克斯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后，借助王室和政府的力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通信网络，为皇家学会在全球搜集博物学资源奠定了基础。目前保留下来的班克斯书信有2万多封，联系人遍布北美、亚洲、南非、澳洲等地区，内容涉及博物见闻以及其他科学门类的进展，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普利斯特列、卡文迪什、戴维、伏打、富兰克林、布丰等人都与班克斯有着长期的通信往来。

钱伯斯曾任伦敦自然博物馆馆长，现任职于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是目前为止最富成效的班克斯书信编纂者。他分类出版了两部信件集。第一部是《班克斯爵士的科学书信集》（The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1765—1820）（6卷），2007年出版，主要描述了与班克斯有关的科学技术进展与交流，通信作者既包含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大科学家和技术发明者，也包括大量博物学家、学会管理者以及政府高层。第二部为《班克斯爵士的印度与太平洋地区书信集》（The Indian and Pacific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1768—1820）（8卷），已于2014年5月完成全部工作，主要描述班克斯与英国海军部、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皇家学会会员以及分散在太平洋诸国的博物学家、传教士等的通信往来，对研究博物学史、帝国扩张史、18世纪英国探险史有重要价值。钱伯斯对遗留下来的约20000封班克斯信件进行了分类、制图，并进一步归纳和分析。如图0.1和图0.2，分别按照年份和书信的主要内容进行统计，同时比较了班克斯寄出去的信件与收到的信件。

目前已经出版的书信还有1958年道森（Warren Dawson）出版的《班克斯书信集》（The Banks Letters），书中囊括了当时收藏在英国的7000多封信件。这是后人第一次大规模编辑出版班克斯的书信，在早期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之后出现的班克斯传记多从这本书信集中寻找材料。然而，该著作并未对信件的内容进行分类，只是简单按照通信者姓氏以及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更为不便的是，书中信件并不完整，多是道森归纳的成果。因此，信件只能呈现原始信件的主要内容，更多的细节被删除了。

与之相比，1979年卡特出版的《1781—1820年间与绵羊和羊毛有关的班克斯书信》（The Sheep and Wool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1781—1820）则不存在上述两个问题。1787年，受国王乔治三世所托，班克斯负责秘密引进西班牙良种绵羊美利奴。该书收集了与绵羊引进相关的一些书信，以及后来班克斯在羊毛工业发展中所参与活动的信件。与他通信的人包括自耕农、地主、商人、海军、政府工作人员等，通信再现了班克斯为成功引进美利奴绵羊所做的各方面工作。

贝斯沃斯（Kalipada Biswas）的《班克斯关于建立加尔各答皇家植物园的原始书信》（Th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Relating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Calcutta）是本小册子，介绍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与班克斯的关系。达·考斯塔（Emmanuel Da Costa）的《1772年冰岛书信》（Letters on Iceland in 1772），记载了班克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的书信，内容涵盖班克斯及其助手对冰岛动植物、化石、文物及风土人情的观察和记载。

从学术层面看，皇家学会在弗朗西斯·培根思想指导下，搜集到大量的实验事实和众多的异域奇观。博物学书信为早期皇家学会会员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动植物、矿物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将皇家学会乃至整个英国的科学秩序移植到新地方。在此意义上，自然秩序的建立与帝国秩序的形成也彼此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