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帝国博物学“科学”地位的确立

博物学在西方学术界有着悠久的历史，与许多科学门类一样，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既是自然哲学传统的奠基者，也是早期希腊博物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留存下来的著作中，“《动物志》是典型的博物学著作，其余的动物学著作如《动物的器官》《动物的运动》等则既有自然哲学（探寻原理）的成分，也有博物学（搜集现象）的成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塞奥弗拉斯特继承了博物学传统，在植物学领域颇有建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博物学传统信奉‘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的观念，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均是一个巨大链条上的一环，此链条体现了等级原则和连续性原则，历来博物学家的使命就在于把新事物放置在存在之链合适的位置上”（吴国盛，2009.08.25）。因此，与更加重视数学、强调理念世界的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加重视对生活的感知和经验知识的积累。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是古罗马时期博物学的集大成之作，英文中Natural History这个词组就来自这本著作。普林尼为后人提供了百科全书的写作模式。之后，经过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博物学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博物学在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边界虽然模糊，但依旧可以按照时间和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草创期，以亚里士多德和老普林尼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准备期。第三阶段是林奈和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 de Buffon）的奠基期。第四阶段是直到19世纪末的全盛期。第五阶段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衰落期。”（刘华杰，2010：66-67）而班克斯大约处于三四阶段之间，他早期习得林奈分类体系，之后收集到大量标本，大大填充了林奈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博物学家随船探险传统，直接惠及了伟大的进化论博物学家达尔文。

与西方近代数理实验科学相比，博物学与人类的“生活世界”距离更近。因为博物学知识主要来自生活经验，来自与生活环境的直接交往，历经时间检验，成为当地最有效、最可靠的地方性知识。英国有发展博物学的肥沃土壤，也有着伟大的博物学传统。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在《新大西岛》中积极鼓吹他的帝国事业：“我们这个机构（指所罗门宫）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培根，1979：28）对他来说，博物学研究是征服自然界的有力工具。这位近代科学实用化的倡导者，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英国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皇家学会的发展模式。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经验主义、自然神学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博物学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林奈体系的传入，使博物学作为一门“科学”逐渐兴盛起来，博物学在实用层面也逐渐得到政府的承认和资助，成为政府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农业改革和航海探险事业上，帝国博物学有了发挥作用的更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