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18、19世纪英国博物学的繁荣

英法两国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强劲的对手，在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哲学思潮等各个方面都展示出巨大的不同，沐浴其中的博物学也表现出了各自特色。总体来看，英国近代博物学更加重视经验，博物学家更多地致力于野外观察和收集工作，出版著作也多以描述不同个体的物种为主；而法国则更加注重理论创作，注重思考物种背后的关联。于是有学者认为，正如《百科全书》代表着法国启蒙运动一样，大英博物馆也是英国启蒙运动的典型成就（Sloan，2003：18）。当然，这里只是强调英法博物学各自的侧重点，不是要否认英国博物学家在理论层面的贡献，或者否认法国博物学家的观察和采集活动。帝国博物学在大英帝国的崛起，有18世纪欧洲范围内博物学繁荣发展的共因，也有自身特殊性的缘故。

1.1.1 近代英国博物学的复兴

在中世纪，英国就有许多人开始非常仔细地观察自然界了。12世纪后期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极为精确地记录了鸟类和鱼类的特征。15世纪伍斯特的收藏家威廉（William of Worcester）同样仔细地观察了鸟儿筑巢的习性。另外，教堂雕刻、人工刺绣以及图书都再现了大自然的完美。因此，1753年，当一部15世纪插图的弥撒书呈现在古文物学会会员面前时，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认为“所绘制的昆虫与花朵仿佛出自专业博物学家之手”（托马斯，2008：43-44）。但从整体看，中世纪的这种系统观察和艺术再现自然模式并不多见，教会和《圣经》毕竟才是人们获得自然界知识的正统来源。

“博物学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明出来的”，只是到了16世纪中叶，博物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学问，这些博物学家了解15世纪90年代至16世纪30年代之间先辈们的工作——恢复希腊与拉丁著作中对动植物历史和药用价值的描述，并在现实生活中辨识古人描述过的物种（Ogilvie，2006：1）。这些博物学家的工作促进了欧洲博物学的蓬勃发展，英国开始连续出现较为活跃的田野博物学家。到17世纪晚期，博物学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正式，数量增多，而且博物学开始进入主流学术圈。如特纳、雷，通过辛苦的观察，描述了大量的动植物，并时常与欧洲大陆的博物学团体相互交流，提高了博物学的地位（托马斯，2008：44）。1551年，特纳出版的《新草本志》是英国植物学史上的里程碑，开创了按照科学方法精确观察植物的新阶段。1597年杰拉德（John Gerard）出版《草本志》（The Herbal），详细描述了西红柿、“弗吉尼亚”马铃薯以及各种英国花园植物（狄博斯，2000：62）。

雷吹响了英国近代博物学复兴的号角。1690年，雷出版了《不列颠植物纲要》（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这位生性内敛的博物学家首次公开表明了他对实验哲学以及宗教、政治的态度。在序言中他惊喜地表示，“感谢上帝让我活到这个世纪”，得以亲眼看到社会安稳、人们恢复宗教自由，与此同时实验哲学取代了旧的经院传统。他指出，植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所有学科每天都有新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植物研究上：从平民百姓到王子和权贵，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补充他们的花园与庭园；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探寻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并为我们带回一切隐藏的物种”（熊姣，2015：16）。雷一生著作颇丰，出版了大量博物学著作，如《植物学新方法》（Method Plantarum Nova）、《剑桥郡植物名录》（Catalogue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英格兰植物名录》（Catalogus Plantarum Angliae et Insularum Adjacentium）等，对后世博物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植物学之父”“英国的林奈”等称呼，则体现出史学家对雷的植物学成就的认可与高度评价。需要强调的是，雷在博物学领域的贡献，远不止在植物学方面，他对动物、矿物也有详细和深入的研究。

另外，现代植物学家将雷作为“英国植物学之父”，并非抹杀他之前的研究者如特纳等人的工作，而是为了突出他与前人的不同。植物学史家认为，在雷的著作里，有对系统分类和物种概念的清晰界定，而之前的植物学一直是本草学和园艺学等实用学科的附庸。正如托马斯所说，早期博物学的“动机既实用又功利：植物学肇始于力图认识植物的功效，主要为了药用，不过也为了烹饪与生产。人们确信植物界的每一部分的设计都为了服务于人类利益，正因为此，科尔巴奇爵士才能发现槲寄生的药用功效……动物学的目的同样追求实用。皇家学会鼓励研究动物，其初衷是要断定它们是否对人类有利，或作为食物，或作为医药；这样或那样的用处是否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学会秘书奥尔登伯格认为，知道驯服哪种动物可供人类使用，如何进行动物之间的交配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哲学问题”（托马斯，2008：16-17）。因此，“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植物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在约翰·雷看来，他只是复兴古代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研究传统”（熊姣，2015：40）。

雷与牛顿生活在一个时代，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但雷的博物学成就很快就被牛顿的自然哲学光芒掩盖了。因此，科学史家在研究近代科学革命时，往往忽视雷的贡献。数理实验科学家认为，对自然的好奇与热情只能让人们感到快乐，但不属于真正的精神探索活动，而浅薄的自然知识也无法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概念体系。斯蒂芬（Leslie Stephen）在他那本著名的《18世纪英国思想史》（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恰当地描述了该世纪早期博物学的地位：“（博物学）被轻蔑为对臭虫、甲虫等知识的追求，而博物学爱好者的活动也成为艾迪生（Addison）、薄柏（Pope）、斯威夫特（Swift）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等人取笑和粗鲁讽刺的对象”（Stephen，1962：322）。实际上，牛顿本人并没有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如此激烈地抨击博物学。相反，牛顿也参与过一些博物学活动，而且不只是流于表面。比如，他对昆虫、卵石、植物或贝壳外形具有很强的辨识能力，而不仅仅是知道它们的名字。牛顿曾经多次复述过弗朗西斯·培根派的观点“博物学确实可以为自然哲学提供资料”（转引自Gascoigne，2009：557）。

除追求系统化的理论博物学外，猎奇、收集、存储、展览、商品化等较为朴素的博物学形态，在该时期也一直存在着，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8世纪上半叶的皇家学会会议上，一直保留着公开报告或展示新奇事物的习惯，这从侧面说明了学会成员对博物学收集传统和研究方式的默许。绝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些活动只是为了娱乐会员。相反，这种报告和展示活动在当时还发挥了许多其他功用，比如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会员之间文明对话的能力，或者起到某种教育作用（Da Costa，2002：147）。

到18世纪中叶博物学开始繁荣起来，英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引介交流或博物实作的方式，延续、发展并促成了独具英国特色的博物学。

1.1.2 经验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影响

经验主义是具有浓厚英国特色的哲学思潮，是英国最强烈、最持久的哲学传统。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思想开明，科学昌盛，工业兴起，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各国。其中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哲学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反对笛卡尔式的唯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考究才能真正认识世界，而不是从先验的第一原理出发，通过演绎得出真知。实际上，英国中世纪的唯名论传统，使英国率先在经院哲学家内部发展出重视经验科学的思想。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认为，“没有经验，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被充分认识”，“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证实”。他论证了实验科学三方面的优越性：实证性、工具性和实用性，尤为重要的是他对科学实用性的强调，认为实验科学不仅是其他科学的工具，而且是达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且他还宣称，如果国王和教皇能支持科学研究，那么科学家就可以发明出许多打败敌人的军事武器。这些主张超越了那个时代，因此其思想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但他却启迪了后人的智慧（赵敦华，2001：170-172）。英国的经院哲学很快衰落，继之而起的新哲学抛弃了传统的守旧、思辨，从中吸收了重视经验的因素，便诞生了近代的经验论立场。

弗朗西斯·培根不仅大力鼓吹新的科学实验方法，还将博物学纳入了他的科学认知过程当中。他认为，过去的哲学总是建筑在一个较为狭窄的实验史和自然史之上，用过于微小的实例作为证据来做出断定；或者材料已经准备好，却没有相应的理解力或哲学思维去处理，只靠记忆去对付。博物学是通向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基石（培根，2006：69-70）。从弗朗西斯·培根的这种描述看，博物学是一种广义类型的历史，它与人的记忆力（faculty of memory）有关，必须与理解力相互配合才能产生出有用的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仅仅是某种形式的描述（description），是对植物、动物、矿物甚或人的行动、行为的系统观察与研究（Gascoigne，2009：540）。弗朗西斯·培根继续论证道，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是会采摄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是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再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应该是这样，它既不是完全或主要依赖心的能力，也不是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置于理解力之中（培根，1986：75）。

弗朗西斯·培根“相信如果他手里有比普林尼的《自然史》篇幅大六倍的《自然史》，他就完全能够给出一种新的正确的自然哲学，解释自然界所有的现象”（吴国盛，2009：235）。而17世纪英国主流观点通常把博物学看作自然哲学的近义词，因为它们都重视经验和观察，以此削弱经院学派的冥思之风。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侧重点不同，博物学描述的是事物的多样性，而自然哲学（物理学）探究的是事件的原因。但科学史研究表明，正是这一区别，构成了新科学成功的先决条件和新旧科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之后的皇家学会遵循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保持着博物学研究传统。早期皇家学会的主要代表大都持有与弗朗西斯·培根相似的观点，他们同样把博物学描述成收集活动，而把自然哲学看成理论化体系。著名化学家玻意耳（Robert Boyle）亲身实践并大力倡导实验方法，由此奠定了学会初期的发展基调。1666年，玻意耳写信给奥尔登伯格，坚决反对把自然哲学视为博物学的基本原则，而坚持弗朗西斯·培根派的观点，即确认博物学可以增强和匡正自然哲学体系，同时暗示博物学需要更加理性、更加理论化。玻意耳主张，只有保持这样的关系，才有可能更加富有成效地进行实验：

（博物学）是一门重视区分的知识体系，它可以提醒观察者更加重视实验过程中丰富多样的现象，比如实验环境，而这些是常人容易忽视的；由此可能让他的实验比别人更进一步……也将使得描述更加精确和完整。（转引自Gascoigne，2009：556）

1763年，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出版了《一个崭新又精确的博物学体系》（A New and Accurate System of Natural History），该书在开篇高度赞扬了博物学，“在所有有用或有趣的学科中，博物学是最值得人们喜爱的。其他科学要么结果可疑，要么建立在纯粹的思辨之上。只有博物学，每一步都是实在和确定的”（Brookes，1763，Preface：ix）。布鲁克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追溯了博物学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著作对每一个物体的描述都尽可能清晰明白。因为，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愉人耳目，也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是要带给读者关于自然最纯粹、最简明的形象（Brookes，1763：xv）。

此外，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也构成了帝国博物学的思想基础。之前史学家在考察启蒙运动时，主要关注法国。诚然，相比其他国家，法国启蒙运动更为典型，规模更大，但英国在同一时期甚或比法国更早一些，也经历了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主要有两方面特征：一是进步观，这是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二是相信人类通过自己的自然本能——理性（reason），已经完全能够了解自身及其周围世界。当然，这里的理性不同于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兹所谈的理性，而是泛指人类的认识能力（Gascoigne，1994：31-32）。

班克斯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的种种变化，他说，“相比16世纪，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更舒适、更文明了”。对班克斯这类精英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启蒙意味着，要通过观察和研究来认识自然，消除无知，并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确切地说，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航海探索和海外发现就成了典型的启蒙活动，因为它们能为本国民众提供切实可见的异域资源，如动植物标本，或者可栽培在英国植物园的域外植物；同时，这些活动也可能会给英国乃至新世界的民众带来切实利益，更为实际的是，这些活动可能进一步拓宽英国的商业利益之门。

班克斯对他的奋进号之行评价甚高，认为大英帝国，甚至是他自己，开创了科学探险的先河。班克斯的自我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夸张的成分，并带有强烈的英国中心主义色彩，他完全看不到或者故意忽视了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在科学探险活动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从他开始，科学探险活动才引起了科学界和政府的关注，才与启迪民智、富国强兵的国家启蒙策略联系在一起。

博物学家福伊斯特（Johann Forster）多次提及太平洋探险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大英帝国应当是这个世界上启蒙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的海外探险走在了欧洲各国前列。之后，他的儿子小福伊斯特进一步明确了海外探险和启蒙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库克等人的活动“让这个世纪得以沐浴在知识和启蒙的气氛之中”（Gascoigne，1994：32-33）。

探险活动不仅开阔了英国人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也推动了实用科学的发展。其中，经济作物的采集和移植就是最具启蒙色彩的活动，而以邱园为核心的植物园则成了推动启蒙运动的实体机构。邱园园长艾顿（William Aiton）于1810—1813年间编辑出版了《邱园植物名录》（Hortus Kewensis），里面列出了邱园中栽培的所有植物，以及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标本。在书的序言中，艾顿感谢了乔治三世，感谢了这个充满着启蒙精神的开明国君。因为国王不仅资助了植物园的活动，而且使邱园变成了实用知识的原产地。比如，在班克斯爵士的筹策之下，英国绵羊品种得到了极大改进（Aiton，1789a，Dedication：iii-iv）。

班克斯通过自己的帝国博物学网络，将代表着启蒙运动精神的帝国博物学活动发挥到了极致，也难怪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t）在1786年给班克斯的书信中，开篇就将两个至高的荣誉献给班克斯——“慷慨大方的科学资助者”（the liberal patron of science）、“自然知识的开明培育者”（the enlightened cultivator of natural knowledge）（Banks & Chambers，2007c：132）。加斯科因（John Gascoigne）将其著作命名为《班克斯与启蒙运动：实用知识与上流社会文化》（Joseph Banks and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Useful Knowledge and Polite Culture），就是要恰如其分地说明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活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托宾（Beth Tobin）也认为，班克斯的这种植物学思想与实践恰恰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班克斯决心尽其所能地消除一切物质、习俗的地方性与特殊性，同时赋予它们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适性。18世纪末的植物学家努力工作，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建立起大英帝国对世界植物资源的统治。他们建立或采用某种统一的体系，将动植物从它们鲜活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中隔离开来。从这一点看，班克斯主导的博物学也构成了帝国主义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些植物学家向世界展示了：植物界只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他们所掌握的林奈命名方法与分类体系，所有的地方性知识顿时失去了意义（Tobin，1999：189）。

1.1.3 自然神学与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

自然神学根源于古代，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盖伦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中世纪以后，自然神学是指通过研究《圣经》以外上帝的第二部作品——大自然，而获得启示，从而证明上帝聪明睿智的学术领域，比如那些设计论的论证。随着新兴自然哲学的增长，从自然中所发现的设计论论据，逐步取代了先验的宗教证据。大法官弗朗西斯·培根、主教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实验科学先驱玻意耳等皇家学会的早期创立者认为，创造物与《启示录》一样，可以揭示上帝的存在。苏格兰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热情地宣称“自然的作品处处都在充分证明一个神”。玻意耳甚至声称“狗腿结构中所表达的技能要比斯特拉斯堡钟所展现的技能更加美妙”（汉金斯，2000：3）。

于是，能够展现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自然神学，便在科学文化及道德开化方面变得更加重要。人类可以从神的创造物的性质，比如丰富性、完美性、精妙性或者和谐性中去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和属性，这便促进了学者对自然的认真观察和详尽描述。从雷的《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1704）到佩利（William Paley）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1802），这种传统一直没有断过，而且这两部著作在当时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再版过多次。雷援引自然作为上帝的中介，既保留了上帝的智慧与仁慈，又对世界中偶然出现的明显错误或失败进行了解释。佩利这部名著的副标题是“从自然表象中收集到的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的证据”，书中用到大量的博物学和解剖学证据来论证他的观点。

但是，用博物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不是自然神学研究的唯一方式。在17、18世纪，运用理性在宇宙中寻找证据，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方式并不是博物学。诚然，博物学家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现数以万计的理由，比如可以通过鸟羽的艳丽及其精妙结构，动物摄食器官与食物的完美契合，或者鱼类眼睛对水下生活的适应，来彰显上帝仁慈的设计。但与之相比，来自天文学的论证似乎更加完满，更能令人信服，因为天体及其运行的完美，更能体现造物主的仁慈和智慧。博物学的优势在于，只要认真观察，一个未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神学家也能推动学科发展；但是若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数理科学训练，就几乎不可能发现天文学规律。

如果说自然神学的再次兴起为博物学复兴提供了一种契机，那么，长期以来基督教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则为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奠定了坚实基础。至迟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开始，英格兰人就坚信，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其他物种要从属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这种假设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基础。他们本着这样的精神来解释《圣经》对创世的描述，主张伊甸园是为人类而准备的乐园。即使人类堕落，上帝也只是略加惩罚，然后就恢复了人类高于动物的优越性。托马斯还援引《圣经·创世纪》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相对于动物的高贵地位，“凡地上的走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托马斯，2008：6-7）。这种赤裸裸开发利用自然的态度不仅停留在理论界和思想界，而且深刻影响了英格兰人的生活。他们大肆捕杀动物，开采资源，不仅毫无愧疚之心，而且每成功向前迈进一步，都高唱凯歌，因为这表明人类高质量地完成了上帝交给的使命。就连当时最为著名的科学家玻意耳，也对敬畏自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妨碍了人类帝国对低等生灵的统治（托马斯，2008：12）。

在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文化中，人类的优越性成了神圣计划的核心。哲学家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极力主张“万事万物主要为了人类福祉而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自然界万物只是在对人有意义、有价值层面上才具有了自身存在的必要，这是造物主赋予它们的使命。弗朗西斯·培根附和了这一思想，他说，“如果我们注意终极因由，人类可以被看作世界中心，因为如果把人类从这个世界抽取出去，余下的就会乱套，漫无目的”（转引自托马斯，2008：8）。弗朗西斯·培根的陈述指明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核心位置，以及该时期万物因人而在的宗教精髓，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弗朗西斯·培根极力宣称要用科学开发自然来为人类谋福利，也进一步解释了沃斯特教授为什么选择弗朗西斯·培根作为帝国博物学进路的代言人。

英国基督教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公开反对膜拜水井、河流，把异教徒信奉树林、溪流、山川为神灵的信念排除出去，留下一个完全去魅的世界，供人统治与驱使。难怪美国史学家小林恩·怀特将基督教称为“历史上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托马斯，2008：12）。“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出来的”主张，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思想界已经不像前两个世纪那么强烈了，但它依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班克斯虽然不具有浓厚的宗教观念，但社会大背景以及世世代代传承的基督教教义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成为班克斯利用自然资源为大英帝国谋利的一个原因。

1.1.4 林奈体系在英国的传播及博物学成为科学

18世纪上半叶雷的思想统治了博物学界，整整半个多世纪里，英国博物学家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理论创新。他的《不列颠植物纲要》多次印刷，尤其是1724年由牛津大学德裔博物学家迪勒纽斯（Johann Dillenius）匿名修改的第三版，多年来一直是英国标准的植物学教材，直到1762年哈德孙（William Hudson）著作的出版。林奈在1736年访问过英国，给迪勒纽斯和切尔西药用植物园（Physic Garden at Chelsea）的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Stafleu，1971：199）。因为对于英国这样一个追求绅士文化的社会来说，林奈赤裸裸地把植物的繁殖器官与人类的生殖器官进行类比让人耻于接受。但到了下半世纪，在一些翻译家和解释者的努力下，林奈语言中那些容易引起争论和比较淫秽的词语逐渐减少（Fara，2003：38-42）。

1753年，林奈出版了《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著作很快就传到英国，得到了一些大博物学家的认可。据考察，大不列颠岛上第一位真正接受林奈体系的人是爱尔兰博物学家帕特里克·布朗（Patrick Browne）。帕特里克·布朗曾在巴黎和莱顿研习过医学与植物学，其间接触了林奈理论。1756年，在牙买加岛从医九年后，他回到英国，并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牙买加的居民与博物学》（The Civi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这本书几乎是按照林奈体系来分类的，并大量引用了《植物种志》里的短语，只是作者没有采用林奈的双名法（Stafleu，1971：202）。之后，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菲利普·米勒、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马丁（Thomas Martyn）、博物学家哈德孙、医师李（James Lee）以及伊拉斯谟·达尔文都先后接受并传播了林奈思想。特别是1768年菲利普·米勒第八版《园丁词典》（Gardeners Dictionary）的出版，表明林奈体系在英国有了坚实的基础（Gascoigne，1994：88-90）。林奈体系为什么能在英国如此快速地被接受和传播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林奈体系是根据植物的雄蕊、雌蕊等性器官的形状与数量进行分类，更易于标准化操作。因此，之前博物学备受批评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特征，在这种新体系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1736年，植物学画家埃雷特（Georg Ehret）根据林奈性分类体系绘制了24纲图，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极大地体现出了林奈体系的优越性（Stafleu，1971：203）。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一些博物学家自信地认为，博物学与自然哲学一样，可以用于探求自然之规律了（Gascoigne，2009：561）。

另一方面，与其他分类法相比，林奈分类体系更加简单明确，便于交流和传播。这既迎合了大航海时代新物种呈几何式增长对简明分类学的需求，也迎合了未受过专门植物学教育的公众追求高雅知识的诉求，现在他们也可以像某些贵族和王室成员那样从事博物学活动了。于是，林奈植物学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中产阶级乃至普通民众的休闲活动。

截至19世纪初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著作，不仅博学多识的绅士，就连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如妇女、工人也都可以接触到林奈分类体系。“纯化过”的林奈分类体系意味着，植物学成为适宜女孩学习的少有科学科目之一，并且它也鼓励母亲带领女儿进行户外的植物采集和观察活动。女性作家开始写作一些简单的入门书，所有年轻的孩子，不论男女，都熟悉分类系统的基本原则。在曼彻斯特周边，纺织工人建立了非正式的植物学学会，他们在当地的酒吧碰面。这些技工兼植物学家先把收集到的植物堆放到桌子上，然后对照林奈的教科书来确认他们的标本，通过这种机械式重复，即使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也能习得植物的名字。一个织工如此用心地学习林奈的24个纲：他将其写在一页纸上，并将纸固定在织机上，这样，只要坐下来工作，就总有机会查看一番（Fara，2003：45-46）。

林奈体系不仅大大提高了博物学活动的普及程度，也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博物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持续增长。介绍植物学、园艺学等相关主题的著作，特别是关于英国本土植物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著作以林奈分类与命名体系为理论根基，进行编排和汇总，如1762年哈德孙出版的《英格兰植物志》（Flora Anglica），对当时英国博物学发展和林奈体系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后，班克斯依旧清晰地记得这本书，以及当时对该书的狂热程度。林奈学会的创始人史密斯和他的植物绘画助手索尔比（James Sowerby），用13年时间（1790—1803）出版了16卷的《英格兰植物学》（English Botany）。在著作的序言里，史密斯强调，本书是为了激励更多人去从事植物学事业，鼓舞这个国家中想推进博物学事业的每一个人。提及此书的出版，班克斯也感慨博物学在18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飞速发展（Gascoigne，1994：107-108）。定量化的统计结果更清晰地显示出18世纪后50年博物类著作出版数量的增长速度。图1.1是爱丁堡学会收藏的一个表格，它记录了1700—1800年间关于植物、园艺及相关主题出版份额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上半叶，博物类书籍的数量时升时降，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从60年代起，博物类文章的出版速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最后10年的出版量甚至超过前50年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