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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药膏贴敷法治疗
皮肤药膏贴敷法(emplastration)治疗的历史应该比文字记载的历史要长。在古埃及医学纸草文中有详细的记录。在Ebers医学文献里,列举了上百种皮肤药膏贴敷疗法,也是当时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引自Smith,1930)。如消化不良类疾病的治疗,古埃及人都是采用外治法。驱逐腹部变硬的治疗采用鼠李落叶泥面、猫粪、红丹、西瓜、甜啤酒、葡萄酒混合制成膏剂敷用;腹部炎症时将亚麻茎碾碎和鲜奶混合贴敷腹部。在肢体骨头疼痛时,将黑刀石泥脂、蜂蜜、硝石混合成糊膏贴敷在患处。小腿疾患用西鲱鱼头内之物浸泡于蜂蜜作局部外用。治疗风团用母牛脑、砖泥、亚麻子汁、枣椰子汁与蜂蜜加热调制成膏剂局部敷用;助分娩时在妇女背部涂搽薄荷油;激活肢体的神经组织采用牛脂肪调成糊状局部贴敷。
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皮肤膏药贴敷疗法同样比比皆是。在1516年意大利出版的一本教科书中就有膏药贴敷疗法的插图(图2-15)。
图2-15 插图描绘的是盖伦时代的医生对患者受伤的小腿采用膏药贴敷疗法
从左侧站立人准备的制膏材料中有宰杀鸟类的场景来看,膏药应含有动物的成分
药物穴位贴敷疗法也是我国中医外治法的手段之一,一直使用到今;而采用的药剂也成为中药“丸、散、膏、丹”四大制剂之一(图2-16)。
图2-16 膏药也经常作为古代中国郎中药铺的标识和幌子
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专著《五十二病方》,有“蚖……以蓟印其中颠”的记载,即用芥子泥贴敷于百会穴,使局部皮肤发红,治疗毒蛇咬伤。书中还有创口外敷即有“傅”、“涂”、“封安”之法,所载的酒剂外涂止痛和消毒的资料,当为酒剂外用的最早记载,为后世所广泛应用。春秋战国时期,对穴位贴敷疗法的作用和疗效已有一定的认识,并逐步运用于临床。《灵枢·经筋》记载:“足阳明之筋……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 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被后世誉为膏药之始,开创了现代膏药之先河。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列举的各种贴敷方,有证有方,方法齐备,如治劳损的五养膏、玉泉膏。华佗在《神医秘传》中治脱疽“用极大甘草,研成细末,麻油调敷极厚,逐日更换,十日而愈。”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治疟疾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临发时,以醋和附子末涂背上”,并收录了大量的外用膏药,如续断膏、丹参膏、雄黄膏、五毒神膏等,注明了具体的制用方法,如采用狂犬病的犬脑组织外敷伤口治疗狂犬病等。唐代孙思邈在《孙真人海上方》中写道:“小儿夜哭最堪怜,彻夜无眠苦通煎,朱甲末儿脐上贴,悄悄清清自然安。”宋代《太平圣惠方》中记载:“治疗腰腿脚风痹冷痛有风,川乌头三个去皮脐,为散,涂帛贴,须臾即止。”《圣济总录》中指出:“膏取其膏润,以祛邪毒,凡皮肤蕴蓄之气,膏能消之,又能摩之也。”初步探讨了膏能消除“皮肤蕴蓄之气”的中药贴敷治病的机制。明代《普济方》中有“鼻渊脑泻,生附子末,葱涎和如泥,罨涌泉穴”的记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收载了不少穴位贴敷疗法,并为人们所熟知和广泛采用。如“治大腹水肿,以赤根捣烂,入元寸,贴于脐心,以帛束定,得小便利,则肿消”等等,另外吴茱萸贴足心治疗口舌生疮、黄连末调敷脚心治疗小儿赤眼至今仍在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