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一批欧洲的传教士作为先驱来华传教和传授西医学知识，并建立了一批教会医院，开办医学教育，编译医学著作。西医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发展以后，对中医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0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为美国传教医士洪士提反（Hunter SA）翻译的《万国药方》作序时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观点。近一个世纪来，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实验医学已经成为中医药研究最重要的手段；西方不但接受了中医药疗法，也开展了深入的中医药实验研究。但由于其理论明显地缺少与现代医学交流的共同语言而存在争议，在传统药物和针灸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有可能在一定场合下为医学再创奇迹。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验医学介入中医药的研究，一定会为中医药现代化注入极大的活力，沟通中西医语言，创造出统一的医学体系。

按照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和认识论，对一自然事物认识的初级阶段是“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解释是假说；而在实验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假说的证实与证伪才能构成一种科学理论，才接近于事物的本体。任何未经实验和实践检验过的假说都难以构成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我们将从“脉·经脉·经络——细筋·系·神经”演化的角度阐述中西医汇通过程中经络概念的内涵与神经的联系（朱兵，2004）。

中医学源远流长，随着20世纪后30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和湖北江陵县张家山汉墓竹简等医书的出土，使得人们对《黄帝内经》之前中医学的发展过程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从而能够明察中医学发展在更为早期、更为原始的面貌，特别是对经络学说的认识带来了新的、有价值的医籍注释。张家山汉墓墓葬年代约为西汉初吕后至文帝初年。马王堆汉墓因有随葬遗册木牍所记墓葬时间而知准确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因而这两部医籍的成书年代跨度不大，出土地理位置亦相距不远。

在这两个汉墓出土的4种中医有关“脉学”的古籍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乙本以及《脉书》中，从未出现“经脉”一称，而只有“脉”字。可见“脉”的命名更为古老原始，也就更为实质。“脉”在古文字学中有两种写法，即“脈”和“衇”（《说文解字》），这两个字完全符合古人的造字原则。因此，“脉”是一种解剖学词汇，是医学名词；它是身体有具体特征的有形结构，是对身体结构的写实描述，不是理论上的推导。在以上4种医籍中没有“经”与“络”两字，说明此时的经络系统尚未建立，只能看到其建立过程中的雏形，只是对身体可见或不可见的脉管走向及脉诊标本脉间联系的简洁描述。

虽然十二脉都由其特定的标本脉口联结（线）而成，如《难经》所言：“十二经皆有动脉”；但《医学入门》更进一步指出“经……界为十二，实出一脉”，说明身体十二脉虽然都有不同的脉口和标本脉相连，但都来自一脉。所以说，在本脉口诊本脉病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而后世脉诊基本上限定在一个脉口，即寸口脉也。

在两地汉墓出土的4种脉书中，其“脉”的起止点的位置也完全是临床观察的写实结果。从十一脉的起始部腕踝部来看，原来“深而不见”的脉（动、静脉）随着肌肉汇集成狭小的肌腱而离开深埋的肌肉间隙，与肌腱平行于腕踝部的皮下，在此不但容易触及脉管的搏动，有时还可以肉眼观察到附近皮肤及皮下组织的波动和脉的色泽。在腕踝部，脉管不但要分成数支进入每个指（趾）部，而且同时还要深入到该部肌肉层中，重新“深而不见”，故这些脉书的脉起止大多位于这些部位。在脉书中，古人并没有对脉的功能作太多理论上的解释或向指（趾）末端延伸。这些资料比成书较晚的《灵枢》（《经脉》）的可信度更高。

到了《黄帝内经》时代，“脉”的解剖生理学描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脉动进行了较为原始的理论演绎和推理。以脉行的路径为经脉，以脉行的分支横出的径路为络脉。而经、络两字，根据接近同时代的《说文解字》一书，“经”者，织也，从糸；“络”者，絮也。《医学入门》解：“经，径也，径直者为经，经之支脉旁出者为络。”将“彳”旁的“径”改为“纟”旁的“经”字，何故也？《说文解字》注糸为细丝也。而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认为“纟”更古体的形式为" ”。值得注意的是" ”即为”吕”，《说文解字》指出吕即为脊椎的象形字。因此“经络”两字既保留了丝絮的形状之义，又超脱了单纯径路线的束缚而赋予了神经系统的功能。直至现代，“纟”以篆体字的形式仍部分保存着古义脊髓遗留的痕迹（当然其主义仍是丝线）： ；以脉行的体表透视线以经、络命名，从而逐渐形成了经脉和络脉的概念。因此可以说，经络虽然不完全是临床观察的记录，带有思辨的成分，但仍包含汉字的生物学意义。《经脉》篇是《黄帝内经》书中形成较晚的一部分，与汉墓脉书的成书年代相差几百年；《经脉》篇的诞生是汉墓脉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经络学说的价值在脉书上已经基本体现，理论化的完善是经络学说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它已超越了临床最有价值的“规律”总结部分。《经脉》篇的诞生已经标志着经络学说发展到它的历史顶峰，自成书之后长达两千年间从未发生过大的变化。

对经络学说提出的挑战来自于西方医学的传入，即人们在认识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后，来阐释经络的“行血气，濡阴阳，治百病”的功能。经络学说揭示的是沟通人体体表与体表上、下之间，体表与内脏内、外之间特异联络、调控和反应功能；而神经系统的作用完全是这种联络、调控及反应功能的另一种可反复检验的生物医学理论。

翻开《灵枢》，我们常可读到这样的句子对经络循行的解释：“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此处的“系”字，在《说文解字》中，作名词用，是细丝之束之义；作动词用，为“联络”之义；系字也从“经”（在晚清的第二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系”字也曾作为“nerve”的汉译名词，见后）。在《灵枢》中，关于经脉与脏腑的联系，仅用属×、络×，缺乏其他文字说明，但基本上还是反映出经脉沟通了体表相关经脉与内脏的联络功能。从经穴的主治来看，也基本表现出了相关经脉所具有的沟通内外联系的作用和反应发动作用，具有了现代生物医学的神经系统功能。到了清代，也就是在《黄帝内经》成书千年后的王宏翰和王清任注意到视觉、听觉、嗅觉及其他感觉都与大脑相关。王宏翰撰写《医学原始》（1652）一书的感官生理学资料主要取材于西方传教士的著作。虽然王清任在其传世之作《医林改错》（1830）中从未提及他的这些解剖学实验和认识的来源，但从文字上可以看出，除了他亲自做了些粗略的解剖学实验和临床观察外，还受到西医学术传入的影响。因为在他的生活时代，西医解剖生理学知识传入中国已近200年，作为一代有创新思想而又久居京城的名医，西医学术传入的信息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影响。

成书于明代1576年间的《经络全书》（后编·枢要·常经编第六·三·胃）中，在论及太阳经与阳明经与“目”的联系中有这样一段话：“太阳细筋，散于目上，故为目上网也；阳明细筋，散于目下，故为目下网也。”这里“细筋”二字也见于其他中医古籍之中。“筋”明显属中国医学典籍中的解剖学词汇。《说文解字》注：“筋”，肉之力也，从肉（月）旁。应该是包括解剖学上的肌肉、肌腱和韧带部分（而在日语当用汉字中，“筋”与肌相通）。而“细”，微也［从糸囟声（《说文解字》），其细字的篆籀古文的右边田字即为囟］，“细”的古义是脊髓的象形文“ ”和脑的象形文“囟”字的组合，因而是脑髓功能的代表（范行准，1989）；因而细字古义还含有心智“神”的意义。“细筋”即微小之筋，有可能特指包括神经干在内的小束状组织。“细筋”一词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过程中，最初成为了西医学的“nerve”汉译名词。

在医圣希波克拉底之后的时代，科学和医学的中心（公元前4—前1世纪）转移到埃及都城亚力山大里亚，自然科学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到了实证的阶段，解剖学和生理学开始奠基。作为生理学和病理学创始人的埃及医生爱拉西斯拉特（Erasistratus，约公元前310—前250）是发现神经的第一人。而同时代的著名医生希洛菲利是第一位系统研究脑和脊髓解剖的医学家，描述并命名了神经，“神经”就是通过他采用的希腊文“υενρου”一词而确定下来。他还发现了神经通路，观察了神经和大脑以及脊髓的联系，懂得神经传导感觉至神经中枢，并司管运动。他提出了脑是神经系统的智慧所在（参见Rey，1993）。

1582年，当中国的明代统治已走到末期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兼科学家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于1595年在江西南昌著成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生理学内容的《西国记法》一书（利玛窦诠著，朱鼎瀚忝定），专述记忆与脑的关系：“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原本篇第一）。”此说与中医“心主神明”的论点背道而驰。1623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Aleni，1582—1649，1613年来华）著《性学觕述》，对神经系统的解剖学论述较为详尽：“脊骨生二十四双之筋，十二双带动觉之德于左自背而下至腰、以至足，在右亦如之；盖脑髓所生动觉之细德，其从头至足者在各肢有本所俱动觉之德也。”在论及听觉原理时指出：“论闻之具，人脑有二筋，以通觉气至耳，耳内有一小孔，孔口有薄皮稍如鼓面，上有最小活动骨锤，音声感之，此骨即动，气息来则急动，缓来则缓动，如通报者然。”“脑为五官之根源，由细细筋管传觉气于五官，又由此细管复纳五官所受物象而总知之，总知所处在脑中。”（范行准，1943）另一位杰出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1620年来华）于1629年著《主制群征》，论述脑神经有六：“肇始诸筋，筋自脑出者六偶……一偶逾颈至胸下垂胃口”，这其中至少包括了一对迷走神经；此处之“筋”应为神经。

来自意大利“灵采研究院”的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1620年来华）精通医学，编译了《人身说》一书，并与传教士罗雅谷、龙华民一起共同翻译了《人身图说》。1643年，两书合编以《泰西人身说概》书名将之刊印。据认为，该书并未见到刊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仅是该书手抄本的缩微胶卷；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也是手抄本（转抄年代不详）。注明为：耶西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在该书中，已将“细筋”特指为“神经”了，因为此书中已有专门论述肌肉的肉块筋部，肌腱的肉细筋部，韧带的肯筋部。《人身说》书云：“细筋是纯分，其体合三者而成，乃皮与骨髓肉筋是也。其用为分布觉动之力，夫筋不觉不动，全赖灵魂之气，力以觉动之，凡有体有髓有皮之，有细筋”；“细筋中无空处，只有气而无血，故为身体不能觉不能动者，因无气则无力也”；“细筋都生于头上，或从脑从髓而生”；“细筋为主知觉之司”。在解释视觉产生原理时写到：“由人脑从颈体生二细筋上合为一，分为二枝到双眼。”

因此可以说，“细筋”是西医传入中国初始对神经、特别是外周神经的转译专用名词。由于外国传教士将这些书翻译为中文时，都有中国学者作为助手，故不但与中医的解剖学名词作对应，在阐明生理功能上也尽量采用中医学术语，与中医的生理功能系统尽量相吻合地对译。“细筋”作为中医经络沟通体表经穴与脏腑联系的带有解剖学和生理学功能的词汇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出现在早期的西医传入中国的医学著作中了。

出版于1692年，由王宏翰撰写的《医学原始》中，试图将“格物致知”的儒家思想与西方医学相融合（参阅艾儒略的《性学觕述》），并结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1658年来华）的西方天文学理论，将中国的五行学说与西方的四气学说进行比较研究，采用西方科技知识和医学原理评述中医理论。在该书中，有关感官生理学内容，虽然有所发挥，但内容则基本抄录于《性学觕述》有关章节。其对“神经”一词的描述，也采用的是“细筋”、“细细筋管”或“细细脉络”；对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谓之“知觉之细德”，神经系统的运动功能谓之“能动之细德”，而“动觉之细德”即为神经系统之功能。

然而，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明代解体。明末传入的仅有浅显解剖学知识的西方医学并未对中医学体系产生太大的影响，继而西学东传的浪潮很快又沉寂下来。随着雍正禁止传教，中国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直到19世纪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学才伴随着洋枪洋炮和传教士的大批涌入而重新进入中国，即所谓第二次西学东渐。此时的西学已耳目一新，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西医学已发展成一门成熟的科学，医学领域的一流教科书已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英国传教士合信（Hobsen B，1816—1873）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译，于1851年出版了解剖生理学著作《全体新论》。1866年，英国人艾约瑟（Edkins J，1823—1905）翻译Foster M.的 Primer Physiology为《身理启蒙》。1878年柯为良翻译出版《格氏解剖学》。1897年，美国传教士博恒理（Porter H.）用中文写成《省身指掌》。1904年，英国牧师高士兰（Gousland PB.）翻译 Handbook of Physiology一书，命名为《体功学》，由上海博医会出版。在这些书里所使用的大多数汉译名词都不统一。其中多数名词都被稍晚传入的日本医学教科书已使用的当用汉字词汇代替。

由于明末传入的西方解剖生理学并未成为成熟的学科，翻译也存在大量的不妥之处，如将“nerve”译成“细筋”，极易使人错误地联想为“细筋”与筋、肌是同一类组织。在晚清西学东传的过程中，该词还出现在合信于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和艾约瑟1886年出版的《身理启蒙》中，“nerve”分别译成“脑气筋”和“脑筋丝”，并进一步解释为“如绳如线如丝”与脑相通。但清末在汉译“nerve”一词时将主宰精神活动的“脑”和功能联系有关的“系”字与织成细绳的“丝”和“线”字组合成新词而略去易引起误解的“筋”字。在《省身指掌》一书中将“nerve”译成“脑线”，“nerve fiber”被译成“脑丝”。清末留日学者丁福保在1901年和1903年连续的《卫生学问答》一书中都是采用“脑筋”一词。而在1904年出版的《体功学》中则分别译成“系”和“系丝”。1903年，留日学者汪荣宝和叶澜合编了一本阐释日中汉词的著作《新尔雅》（上海明权社出版），书中已出现“神经”一词，其意与现在含义无异。在丁福保于1904年翻译日本斉田功太郎撰写的《高等小学生理卫生教科书》中已经熟练地使用“神经”一词了（该书1905年由上海文明书店再版）：连接于（脑脊髓）各部为细纽形者，曰神经。丁福保在1903年还著有《蒙学生理教科书》，3年之内连出10版，可见影响之广。但其初版已难觅得，不知是否已采用“神经”一词。可以认为，这两书是“神经”一词在我国医学书籍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在1909年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著作中和1909—1910年鲁迅编撰的《人生象敩》书中也采用“神经”了，并确切注明脑气筋东人译为脑髓神经；鲁迅先生将神经纤维译作“ ”，正如前述，” ”已是古体代表脊髓脊椎的“ ”字的近代体了。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在明末传入的西方解剖生理学，或是在晚清西方医学科学的东传过程中，如前所述的“细筋”或“系”等转译“nerve”的名词，都曾出现在中医古籍论述经络学说带有结构、联络、调控和反应功能的章节中。

因此，中医经络理论的近代研究，似乎同西方医学的引进有关。江户时期的日本首先在东方打开国门而成为西方科学技术东传的首要登陆地，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被引进。1773年（日本安永二年，乾隆三十八年）日本著名医学家杉田玄白编译日耳曼帝国大学Johan Adam Kulmus（杉田采用的音译名为：鸠卢谟斯·玉函）于1733原著的 Anatomische Tabellen（人体解剖学）为《解体新书》（1774年出版）；该书对西医传入日本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众多的解剖学名词由其首创和奠基；该书在1822年（日本文政五年，道光二年）重订出版。杉田玄白为汉医学家，该书引用了大量此前的中医文献资料。除经典著作外，作者还引用了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邓玉函出版的《泰西人身说概》和熊三拔（意大利传教士，1606年来华）撰写的《泰西水法》（约成书于1612年），点评了中国学者王宏翰所著的《医学原始》。而这些著作正是西学东渐初始传入中国的产物。因而可以认为，杉田在翻译西医著作中广泛吸取了当时汉医学的最新成果。由于该书由杉田玄白亲自用汉字定稿，而又是得到日本政府正式承认的科学语言，因而此书对日中两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杉田玄白在翻译荷兰《解体新书》时首先创用了“神经”一词，从而将中医的“经”加之与神经活动有关的“神”同西方医学的“nerve”联系在一起。

杉田玄白在该书卷首篇中对解剖学名词翻译三原则（直译、义译和对译）作了举例说明。义译的举例为“神经”一词（此前日本有采用对译即音训译法将荷语神经“zenuw”译为“泄奴”，或将英文nerve译为“湼卢虚”；我国学者严复1898年在译《天演论》时将nerve音译为“湼伏”）：“泄奴：即神液通流之经也，译曰神经，义译是也。”在《卷一·身体元质篇》第三项下专门对“神经”作了描述：“神经，白色劲质，形如线缕，出于脑髓及脊髓，分布于一身，蔓延于诸部，无所不至，无所不达矣。身体所以知觉活动以为百尔运营者，皆此经之官能之由焉。”对脑各部及外周神经名词的翻译大部分为现代所采用，部分也有所更改（如杉田译为的“走散神经”现中日两国都采用的是“迷走神经”）。在该书卷一篇中所设“翻译新定名义解”，对部分名词作了充分的注释。如对“神经”一词的注释竟达2页半约360余字：“神经是灵液通流之经隧也，白色，筋条，宛如紧撚麻丝。细管，其中空松，仅可通针线而已，而中充白髓，白髓即所谓灵液也，外包以膜。”在解释为何译作“神经”时，作者写道：“按此物汉人未说者，故无正名可以充者，虽然彼所谓神、若灵、若精、若元气等，皆谓此物之用也。”

可以认为，杉田玄白先生在翻译西文“nerve”一词时详考了中医学的相关内容，也从人类的智慧所依附的器官及智慧的化身“神”的崇拜确定了nerve与心智相关的含义。取之以智慧之“神”，充之以流注之“经”，合之乃神经也。汉学家高柏（Kuiper，1993）认为“zenuw”在荷语中有神灵（divine）的含义，联系中医学中常见的经络（meridian）所具有的无所不在的分布形式，符合“神液通流之经”之义，即divine-meridian，译为神经。就“神”一字也与现代神经词意相关，《说文解字》注其偏傍“礻”义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指的是人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相当于神灵；而右侧的“申”字古义也指脊椎（吕字中间加一竖）。19世纪中叶，普林先生在《译键》一书中，提出“白脉（相对于血管的红脉）”一词较之“神经”一词更适宜，从而奠定了“经脉”与神经、血管功能相关的文字转换基础，并开创了用西医学理论解释研究经络学说的先河，并对此后的经络研究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然而，“神经”一词在汉字词汇中早已存在，但据《后汉书》（方术传序）解多称道家密书。在明代1537年高武所撰《针灸聚英》书中的歌赋亦有“神经”一词（两处）：“细按神经亦云可”、“细按神经亦可救”，但此处用法与“nerve”没有关系。该歌赋取材于明代陈会的《神应经》（1425）一书，为了编写七字成一句的歌赋，每个病症要配对成双数的句子，改编撰写了内容为“仔细按照《神应经》的针灸处方和方法就可治疗该病或曰就可救命”的意思，按七个字断句缩写成以上两句，分别加在两处歌赋中。此处“神经”一词应该是《神应经》书名的缩写，乃突出其针灸疗效之佳，以神应之；“神经”即《神应经》之书名。1592年由方有执编撰的《伤寒论条辨》（本草钞）书中亦有“神经”一词，也是《神农本（草）经》书名的略语。

①《神应经》（腹痛胀满部）原文：小腹急痛不可忍及小肠气，外吊肾，疝气，诸气痛，心痛：灸足大指次指下，中节横纹当中。灸五壮，男左女右极妙，二足皆灸亦可。《针灸聚英》（杂病歌·腹痛胀满部）改编文：小腹急痛不可忍，兼治小肠气吊肾，疝气心痛诸气痛，足之大指次指下，中节横纹灸五壮，男左女右无虚假，两足皆灸无所分，细按神经亦云可。

②《神应经》（杂病部）原文：溺水者，经宿可救：即解死人衣带，灸脐中。《针灸聚英》（杂病歌）改编文：溺水死者虽经宿，细按神经亦可救，即解死人衣带开，急速把他脐中灸。

联通上下文，不难看出：此处神经一词是《神应经》的歌赋简缩。

根据汉语语言学界的音韵学研究，将其同印欧语系的古词源对比，揭示出两者在史前所存在的音义两方面的相似性（参考藤堂明保，1979；谈济民，2001）。这的确是件有趣的事！

汉语经脉的“经”字上推到先秦时代的上古音是构拟的 ^*kəŋ音，成为语音最大公约数“kəŋ”，“茎”字的上古音是构拟的 ^*həŋ音，再进行h到k的音转后也成为语音最大公约数“kəŋ”，字义都是“管道（茎中是空的）”。而西语中的“cane”，也包括“canal”和“channel”上推到闪语是构拟的“kanna”，进行词根化便成语音最大公约数“kan”，其义都是“管道”和“通道”。以上两个“语音最大公约数”（kəŋ和kan）显示了该汉英两词在语源上的相似性。

汉语“脉”字上推到先秦时代的上古音是构拟的 ^*mbək音，进行mb到b和g到ŋ的音转进行简化后成为语音最大公约数“bəŋ”；而英语中的“vein”上推到拉丁语是构拟的“venam”，进行词根化便成“ven”，再进行v到b的音转后语音最大公约数“bən”，其义都是“叶脉”和“水脉”。以上两个“语音最大公约数”（bəŋ和ban）显示了该汉英两词在语源上的相似性。

从日本杉田玄白创译“神经”到中国医学界开始采用，竟在一水之隔间等待了130年，其主要原因是西方医学著作已经出版流行，可见认同之艰难。随着20世纪之初留日的改革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大力倡导，并经清廷认可，大量翻译由80%汉字构成的日文书籍，使得文字同源的日本学术著作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中国，使得从西文翻译的、有大量音译的学术名词马上沉寂下去。又100多年过去了，万众百姓对神经一词已不再陌生。对经络针灸的研究，也正沿着该词汇所固有的内涵在深入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