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刺禁论》曰：“刺中心，一日死……刺中肝，五日死……刺中肾，六日死……刺中肺，三日死……刺中脾，十日死……刺中胆，一日半死……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刺阴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当今一枚常用的针灸针并不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

那么历史上的针具是怎样的呢？

针灸器械的发展是经历过粗糙的砭石、草木刺、骨针，到金属针具演变。一般把新石器时期的砭石作为针刺的起源。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已经开始用锐利的小石片来刺激人体以治疗疾病，这即是针法萌芽阶段的砭石疗法。砭石最初是用来切开痈肿、放血，但随着工具的细化，也可用于按摩、热熨、浅刺等。植物的荆棘其实也曾经作过针刺工具。《尔雅·释草》郭璞注：“草，刺针也。”从文字上看，针字古体中有“箴”，箴字部首为竹，以表示材料为竹草之义。我们的先人还使用过骨针、陶针。商周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发明了青铜砭针。

1985年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了2枚青铜浅刺针（其中1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cm，针柄长2.2cm，宽0.6cm，厚1mm，呈扁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5mm，直径仅1mm，锋锐利，无圆锥状，经考证认为是2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的描述是一致的（图6-63A）。1978年，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出土了一枚战国时期的青铜砭针；其长4.6cm，刃宽0.15cm（陕西医史博物馆藏）。此针一端为针尖，腰呈三棱形；一端为半圆状刃。尖端用以刺病，刃端用以放血（图6-63B）。1960年，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出土了一枚西汉时期的青铜针（陕西省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藏），针体呈三棱形，末端尖锐，通长9.2cm（图6-63C）。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公元前113年）出土了4枚金针、6枚银针，长6.5~6.9cm，直径1.2~1.8mm，均比现在常用的针灸针粗。针柄略呈方形，约在其上中1／3交界处有一圆形孔，针体细长呈圆形（图6-63D），以针尖的形制来判断，可分为3种：三棱形的为锋针，用作放血；尖锐的为毫针，用作针刺；圆钝的为 针，用作点刺。银针残缺无法辨认（河北省博物馆藏）。1976年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约2mm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银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长分别为9.3cm、9.0cm、8.6cm。从外形观察，3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图6-63E）。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

《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第7期60~61页以“罕见的收藏——见证：远古针灸”为题发表张雅宗和王彤署名的文章，讲述20世纪90年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现身、张雅宗收藏的一枚“扁鹊针”。该针针体直径约3mm，长约13cm，针头粗钝，针尾铸成喜鹊形象，工艺精美（图6-64B）。针灸史学家王雪苔曾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品相最完好的扁鹊针，并称其为“天下第一针”。据张雅宗介绍，这枚针的存在证明了“扁鹊”是医术高超者的代称，是一种图腾的象征。

“扁鹊针”真的是针灸用针具吗？直径达3mm的针刺入人体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它是否更可能像是古代无论男女都惯用的发笄或发簪呢？笄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有，制作材料有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其用途是用来固定发髻。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了499件骨笄。按其不同笄头，可分为夔形头、鸟形头、圆盖形头、方牌形头、鸡形头、四阿屋顶形头6种。其中鸟形头笄334件（占总数的2／3），分两种样式，一种张口长喙，圆眼外突，头上有锯齿形冠，短翅短尾，笄杆细长；另一种在鸟头上刻羽毛状，有的在鸟头周缘刻曲线纹，通长12.5~14cm。如果见到扁平的鸟形物就是“扁鹊”，那么妇好墓中出土的300多件带鸟头型物的发笄足以表明这位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应该是扁鹊再世，而不是巾帼英雄！（图6-64A）

其实在我国众多博物馆中都展出有大量历朝历代的各种发笄（近现代多称发簪），其形制和大小与“扁鹊针”无异。各地各具特色的女性用品市场琳琅满目的发簪也比比皆是（图6-65）。

古代针具均为金属锻打而成，针体粗大而粗糙；汉以前的金属针直径都超过1mm，故有一定风险。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针具越来越细；20世纪初以前，国内外使用的针具仍然是锻打的（图6-66）。有了钢丝拉制技术后才形成了今天细而光滑的针灸毫针。但毋庸置疑的是，1~2个世纪前针刺是明显伤害性刺激的，唐宋以前的针刺是强伤害性刺激的。

灸法是常用的治疗技术；但古代的灸疗常常与“疼痛”相伴，携“灸疮”同行。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灸，灼也。”灸疗法主要是以艾炷在皮肤上进行灼烧，数量动辄几十上百壮，且医家每每强调灸必成疮才能奏效。《外台秘要》卷十九：“常使灸疮不差为佳。”如此看来，灸疗法一定会造成肉体的痛苦。将艾炷直接置于肌肤上施灸称为直接灸。直接灸分为非化脓灸和化脓灸两种，化脓灸又称为瘢痕灸。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记载的“天灸”就是利用某些刺激性药物，如毛茛叶、芥子泥、斑蝥、墨旱莲等贴敷在某些穴位上，使之发疱的治疗方法。古代医家认为，灸疮化脓方可治愈疾病。《小品方》云：“灸得脓坏，风寒乃出，不坏则病不除也。”虽然直接灸、化脓灸具有很好的疗效，备受古人推崇，但因其直接灼伤皮肉，疼痛剧烈，使患者难以接受。因此，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提出：“先服睡圣散，然后灸之……醒后再服，再灸。”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挑筋灸癖法》中指出：“用药制过的纸擦之，使皮肉麻木，用艾灸一灶……制纸法：用花椒树上的马蜂窝为末，用黄蜡蘸末并香油频擦纸，将此纸擦患处皮上，即麻木不知痛。”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中也记载采用服用曼陀罗花以解灸火疼痛的方法。

北宋李唐绘《灸艾图》中可见受治者痛苦之极。《灸艾图》为我国最早以医事为题材的绘画之一，又称《村医图》。画中描绘乡村郎中为壮汉治病的情况。郎中坐在小板凳上，用艾条熏灼患者的背部。患者痛苦之状跃然纸上（图6-67），需要他人将其束缚而不能动弹，孩童不敢观其形而躲避于大人身后。

“温和灸”为今人采用的常规灸法，《旧唐书》提及的“气海常温耳”不是指温和灸。“温”是温度的泛称，至少应区分为温、热、烫3种。“温热”灸法除局部微循环有改善外，其功效有限（理应如此，不然的话洗个热水澡，器官活动都会发生不必要的变化），而“烫”灸（使皮肤灸温达到44~48℃＜50℃）才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当然，瘢痕灸温度更高，但已经不是常规使用的灸法了。

艾蒿作为灸材从历史和当代都不是唯一的选择（其实在《神农本草经》中并没有收录艾蒿）；虽有利弊，“八木之火”也是古代常用的灸材。由于艾绒是古代官方认定的作为保留火种的材料，医疗使用取之方便；加之来源广泛，燃烧匀润，气味幽香而成为通行天下的主要灸材。艾绒化学物质和“艾燃烧生成物”的皮肤和呼吸道吸收的药理作用研究都是碎枝末节之事——其他燃烧物不也有类似之物吗？植物的根、枝、茎、叶、绒具有不同的燃烧动力学参数（如燃烧速率、燃烧温度），热能也不同，这是影响辐射能的主要原因（燃烧时物质分子内电子能级跃迁是发出不同波长光谱的关键）。无烟艾不如有烟艾的热力学原理其实很简单——木材燃烧产生高温烈焰，而无烟木炭燃烧却温绵柔润，这些细节问题应该都不是影响灸疗效应的主要因素。

作为宠物，也许还有拟人的艾灸治疗。但在明代《元亨疗马集》中大型动物的兽医治疗就基本不用艾灸，而惯用麸烫灸、燃酒灸和烧烙灸了，为“烧铁烙之”、“火烧铁器烙之大效”的用法在该书中比比皆是；以泥筑圈，灌之烧酒而燃之是治疗牛马风湿病的常用疗法（图6-68）。这些无艾灸法同样有效。

概言之，灸疗的关键因素是施灸温度、面积和时间，再多的附加研究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基本常识。过于强调艾绒的特殊理化作用，与灸法起源也背道而驰。

针灸是非常讲究手法操作的艺术，流派纷呈，各具千秋。娴熟得体的手法是取得较好临床疗效的基本要素，针灸名家都有其独特的、得心应手的手法技巧。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就是如何采用与针灸效应相关的各种感受器的适宜刺激方法，使之引发其组合激活的最大或最佳形式，发挥更充分的脑整合和调控效应，以感觉生理学的观点，探索各种感受器激活的适宜刺激方法和参数，才是刺灸法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与细纤维传递相关的感受装置和针灸效应密切相关，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探讨的重点。一些标新立异、带神秘色彩的手法操作仅是故弄玄虚的自娱自乐方式，事实上也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和仿效。

针灸刺激的信息是以一组组在时间和空间序列组合神经信息的编码形式发挥着对机体功能活动的整合与调控，了解针灸手法的传入信息编码可以量化针灸作用及机制和对神经信息的处理过程。为了研究针灸与神经信息编码形式的关系，朱兵等（Gao等，2012）在一项针灸手法的研究中，将针灸名家各具特色的针刺手下工夫克隆到广泛吸纳各种传入信息的脊髓广动力型神经元上，并对不同手法的编码进行分析，得到了很有价值的手法数据。他们进一步将这种手法的编码信息固化到计算机芯片里，形成了各种手法对传入神经特异刺激作用的译码波形（图6-69）。这些携带针刺手法的电信号不是外加电流，而是生物体自身的神经传入信息编码脉冲，遵循生物反馈治疗原则。在此基础上，他们研发了新型“生物信息针疗仪”。生物信息群组编码不是电脉冲发生器发出的单一脉冲，感受器不易发生适应，从而保持连续的、多变的刺激状态。在临床使用确实可以部分模拟手法针刺的效应。通过对每种针刺手法神经编码信号分析，延迟时间和嵌入维数的计算表明，不同手法对应波形的吸引子都是特异的，并且不同手法表现出不同的混沌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