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体思想与实践

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和平共处，体现的是以“和”为本的共赢理念，其理念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的传承与发展。“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体现的是共赢与共享，体现的是天下担当，对于解决当今国际社会的矛盾、分歧、纠纷和冲突，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指南，是对中国睦邻实践的总结与提升，体现的是亲诚惠容的睦邻观、富邻观。在古代社会，周边国家都曾在中国提供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公共产品中享受过中国发展的红利。在未来，中国发展的红利亦将辐射到周边，泽被周边。

一、命运共同体与“天下为公”

古代中国，崇尚和谐的先贤们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古代中国先贤们向往的大同社会和理想天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大同社会里，社会和谐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之上。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矛盾既有同一性，又存在斗争性。和谐统一是世界的根本特性，斗争性则蕴含于和谐统一之中。北宋哲学家张载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张载认为，所谓道就是太和，是指天地阴阳，宇宙万物和谐的最高层次。同时，和谐并不排斥差异和矛盾，所以，太和包含浮沉、升降、动静，宇宙在阴阳交合、刚柔相推的运动中抵达和谐。

古代中国是一个陆权主导的国家，农业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本。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与自然打交道甚多，既敬畏自然，也赞美自然、热爱自然。在生产技术低下的古代，农业耕作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多，农民渴望风调雨顺，对大自然充满敬畏之情。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即是尊敬自然、敬畏自然的现实表达，反映了古代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人生理想。《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说明古人对自然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产物。由于“天道”博大而不可违，人类就必须尊重自然并且遵循自然规律来行其事。故《文言·乾》中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其意思是说，圣人会了解自然界，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协调一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周易·系辞传》中有一句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意思是，天地最大的美德是孕育生命，维系生命的延续。宇宙的本真状态是和谐共生，宇宙涵盖了生命的发生和发展，体现着生命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有机联系。人类只有在实现生命秩序和谐的基础之上，才能理解生命的真谛，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人类，与宇宙万物一样，具有生长发展的本性。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应体现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类身上这些仁爱、正义、秩序、理性的美德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让世界更美好。宇宙的和谐需要依靠人类的美德，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宇宙的美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德性、有担当的人类能够促进宇宙的美好，无德性、无担当的人类则可能给宇宙带来沉重劫难。《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只有极端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展示其本性，才能带领大众发挥本性，最终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第三了。贤能之人参与天地万物的大化过程，体现了人类对万物前途与命运的关切，体现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包容胸怀，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命运与共的认知。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为什么汤因比这样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呢？这与儒家和谐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儒家和谐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不同群体、不同思想的兼容并蓄。儒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等和谐思想，能有效弥补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有效解决世界发展难题。世界各国国情各有不同，发展模式自然各异，但在生态保护和自然环境的合理开发上，世界各国必须要达成广泛的统一。和谐思想是我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基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构建平等、和谐、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在共同体框架下，世界各国一律平等，温柔以待。世界是人类的世界，不是发达国家任意摆布的世界。发达国家绝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让发展中国家为其所造成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买单。

中国的传统文化理想是“天下主义”。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顾炎武、王夫之对“国”与“天下”作了区分，认为国是指政权，天下是指文化，天下在国之上。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民族国家是一部分人的，天下是全人类的。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是从文明开化来划分的，重视的是政教礼乐，并不重视样貌特征，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与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和社会结构有关。秦朝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对后世中国的天下一统格局奠定了基础。汉朝在前代天下主义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天下主义世界观，奠定了统一格局的局面。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把“以诚待人”。“以德怀远”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把“协和万邦”作为它的理想目标。“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协和万邦”的要旨是道德教化为本，以修养自身为前提，并以此去感化其他邦国，反映了中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主张。中国传统天下观强调的是文化上的主动认同，而不是武力征服，其主导价值是追求秩序上的和平状态。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们比谁都懂得发展的重要、稳定的可贵。中国的发展进程得到周边国家帮助和支持，中国发展成果也为周边国家所分享。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亲诚惠容”和“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政策。在安全方面，中国强调共同安全，摒弃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片面安全观，主张以共同安全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方向和基础。中国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强调共同安全观念，是新时代条件下天下为公精神的高层次体现，与传统中国天下为公文化内核有着一脉相承的特征。

当今世界，社会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需要解决问题的全球性、创新性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关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正是创新性思维的具体体现。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积极态度和创新性思维，体现了共同体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荀子·天论》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名言，强调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优秀传统。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环境与国家治理协调考虑，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庸之道的“太平和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在中国文化中，中庸强调中正平和，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方法论上体现了中庸之道。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倡议和新观点，例如，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总结提出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等。这些新理念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庸思想与和合思想，并贯穿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方面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与中华文明的伦理精神都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理念上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华传统文明强调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自先秦开始，诸子百家皆以追求天人合一为使命，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千百年来，尽管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但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一直绵延不绝。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与压制，但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依然沉稳内敛，并未改弦易辙。在全球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汲取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弘扬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并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发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推出了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公正无私”的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天下和谐、安全、发展为指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均衡发展，方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优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此，国家间彼此信任，世界安全发展，各文明间彼此交相辉映，美好的新世界才能真正地形成。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已将国际社会联结为一个整体，整个世界正日益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经济体在交往合作中增进友谊，但也在竞争中加剧了矛盾。人类在开发自然中获得了收益，但也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中国传统智慧“天人合一”论来应对当前全球性问题，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和谐、共生、共荣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于，中华文明精神将与时代潮流和多样化的国情相结合，不是简单地复兴古老的文明，而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在新的时代创造性转化和提升，最终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伟大文明。

二、命运共同体与“和而不同”

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相通。中国古代的“和”文化，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性质不同的物体实现和谐之后，能够衍生出万物，如果物体完全一致，则无法发展和继续。儒家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道家认为，事物具有多样性，在对立中展示统一，才使世界充满活力。中国文化历来尊崇物我相与、阴阳平衡、融合共生的理念，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的共商、共建、共享具有内在一致性。

“和而不同”就是通过协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民族等，促使世界达成和谐统一，使各个文明、各个文化、各个民族在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协调，实现共存共荣的圆满和谐。“和而不同”朴实地揭示了事物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内在关系，肯定了事物的多样性统一，指出了多样性的相辅相成。将“和而不同”思想从自然领域延伸至社会关系领域中，人类应以“和”的准则处理问题，调和思想，协调矛盾，使世界万物处于和谐状态。因此，“和”不仅强调“和而不同”，而且包含“和解”的含义。如，《易经》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其含义为，顺应自然变化，合理调处矛盾冲突，创造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确保太和境界，确保人类利益恒久常新，世界获得和谐安宁。许慎的《说文解字》将“和”解释为：“和，相应也，又和调也。”意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使之达到平衡状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其要旨在于通过协调“不同”，达到和谐统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和”文化的理想状态，“万物并育”与“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与“不相悖”是“和”。古人所讲的“协和万邦”，体现的是不同文化、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制度的“万邦”之间和睦相处，这样的“和”是“不同”文明间相互包容的“和”，是尊重差异的“和”。坚持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合吸收各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充实完善自身文化体系，传承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理念，促使古代中华文明大放异彩。

在历史长河中，众多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古代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时，强调相互依存、和平共处。今天，在中国与周边地区，文化、文明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汇聚交融，组成了多彩多姿的区域文化。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其意为，天下万物千差万别，这是客观情形。不同文明只有特色之别，而没有优劣之分。在文明交流中，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在交流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中包容互鉴、共同发展，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中奏出和谐乐章，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推动文明的共同进步。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地球村”，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各国须以“和而不同”的胸怀，秉持文明互鉴的理念，推进世界融合发展的态势。当今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荣损与共、和合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发展，又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良好方案。中国与世界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发展，推进各国经济、文化等融合共进，营造和平、和谐的美好世界，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未来的趋势。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之一。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对中华民族无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行为规范上都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所谓“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高；大海容纳百川，故能成其大”。正是拥有了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拥有了巨大的包容精神，才有了今日充满生机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并存的复杂时代，如何解决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和平共存，都需要“和而不同”这种包容文明观做指导。“和而不同”思想造就了繁荣多彩的古代中国文明，在当代，基于“和而不同”新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发展提供借鉴，为建设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发挥积极作用。

依据“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意蕴，中国的崛起不会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相匹配，中国与世界是一种阴阳关系，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之中。“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是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基础。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命运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寻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平相处之道，寻求国家间的整体利益，关注人类共同发展，是解决世界冲突的关键所在。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来看，尽管世界各国利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但各国完全可以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有序竞争，以恢宏的视野，寻求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托起美好、共同的未来。如果缺乏阴阳一体、和实生物的认识论，很难达成共建、共赢、共享的认知，也很难为世界赢得美好的未来。

中国文化有宽容与包容精神，“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是说中国文化有顺天法地、包容万物的情怀。“和而不同”需要尊重差异，正是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吸收、融合，成就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在信息化的当今世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多元化的文明在全球化、现代化世界中交流碰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兼容天下的意识，对促进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交流与融合，对缓解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都能起到极大的作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准注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和而不同”思想穿越历史年轮，随时代发扬光大，升华为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彰显其重要的价值。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和为贵”，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应多学习、交流与互鉴，而非征服或者诋毁。“同”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新事物。“和”具有发展性、创造性，通过异质性的事物的相生相克，相互矛盾的事物的相成相济，才能营造新天地，达致新境界。

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包容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阐述了对话协商、共建共享的重要性。例如，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各国人民需要加强友好交流，携手合作，同舟共济。”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了“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级别会议，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指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筑就了日内瓦多边外交大舞台。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沟通协商、共同掌握、共同书写、共同治理、共同分享等词汇，体现的正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中华文明智慧。

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命运共同体兼顾特殊与普遍、多样与统一、多元与融合，既是外交理念，又是文化理念。文化的多样性普遍存在，文化融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趋势，文化交流能达致1+1大于2的效果。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以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有助于世界理性地理解中华文化，有助于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更好地交融。命运共同体体现着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终极目标，表达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人民面前最珍贵的善意。

三、命运共同体与睦邻实践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交流交往的历史上，中国秉持“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打造了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亚洲区域的大国，在引领亚洲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正如学者总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规律时所指出的那样，“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

在古代，中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文化的辐射力、文明的影响力，不断与周边交流融合，中与外的概念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以“和”为本始终是中华文明处理对外关系的外交底色，因此，中华文明和平交流的历史，促成了中国与周边区域共生共荣的发展共同体。据《国语》记载，西周在遭遇西戎的骚扰时，祭公主张“耀德不观兵”的思想，劝周穆王不可穷兵黩武、滥用武力。“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采用以德服人的方式，怀柔边远部落，以达到“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的统治效果。这种怀柔政策与孔子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中国与周边区域经贸人文交流源远流长，是一部友好交往史。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果向周边国家输出，周边国家的文明成果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共同进步。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21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丝绸之路，推动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均受益匪浅。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史。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正因如此，古代的亚洲地区，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缔造了古代东亚的命运共同体。

以“和”为本，使中国的文明进步走在世界的前列，也成为亚洲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走上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辐射性。亚洲地区以中华文化为中心，构成了中华文化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体现在中华文化的对外辐射，还体现在外部文化的输入，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向或多向交流，文明互鉴，互为发展。纵观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历史，尽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曾经有过嫌隙，也有过战争，但在整个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是支流，和平友好交往是主流。承载物质文化交往的丝绸之路，更是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展示和平发展的橄榄枝之路、经济贸易的黄金大道、文化交流发展的繁荣之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互动规模与内涵的不断延展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必然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已经日益形成一个共同体，合则共利，斗则俱伤，只能在“互动”中共生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本质揭示，是对古老丝路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化主张兼容并蓄，强调文明间的和睦共处。在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与睦邻思想占据外交的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王朝在对外交往中，注重维护自身安全和独立，反对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与古希腊罗马和近代西方的殖民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独秀在论析中西文明对外关系上的差异时指出：“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秦汉以来，中国与边疆民族友好交往，融合互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原王朝同边疆民族和周边国家交往的历史，总体上是以相互吸收、相互依存、相互借鉴、和平共处为主。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形成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繁荣发展的区域景象，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东亚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中国古代文明观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人民崇尚和平，主张“和而不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思想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有“协和万邦”的历史传统，对待周边邻国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包容互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的原则，正是包容互惠的生动写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睦邻关系，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把发展、稳定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21世纪以来，中国明确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这是中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胡锦涛指出：“中国自古就有亲仁善邻、崇信修睦的优良传统。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着力加强同亚洲各国互信合作，积极推动缓解热点问题，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宁。”

中国秉承睦邻友好政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共筑中国与周边和谐稳定的区域结构，为区域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积极推进区域共同发展。

当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谋求开放创新、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秉承互学互鉴、互帮互助的发展理念，是国际交往的理想目标。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习近平总书记引证的“海纳百川”一词，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论析的是包容精神带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互惠合作。“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差异性和整体性的统一思考，也是对中国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和发扬。当今世界，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荣损与共”、利益相连的“连带效应”，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人类未来发展是世界发展的唯一出路。“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追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相互帮助不同国家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

在荣损与共的时代格局下，各国需超越一己私利，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加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世界秩序向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发展和繁荣富裕。中国倡议包容互惠、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容乃大”观念的延伸与发展，是顺应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有识之举，是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命运共同体”为合作导向，能够走向共生、共荣、共发展的道路。否则各行其是，“无世界秩序，人类或被摧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具有规范世界和平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