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集天下利器

相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经常处于迁徙之中。他们经常由东至西或由西至东，由北至南或由南至北，到处放牧，活动空间比农耕民族宽广得多，因此有更多机会去接触更多种类的文明。

而且游牧民族以狩猎为主要生活内容之一，经常为争夺水草而互相冲突，因而对侵略和战争习以为常。好的武器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如同好的农具对于农耕民族的意义，都是维持生计、提升战斗力和生产力的根本需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他们往往会优先关注并引进对方先进的武器技术。

13世纪的蒙古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丹尼斯·西诺尔（Denis Sinor）的考证，生活在13世纪初的蒙古人，其武器装备与1世纪时并无太多不同。但当他们走出蒙古大草原，对外发起侵略之后，就从敌人和被征服者身上吸收了更多的军事技术。比如，征服高丽之后，蒙古人利用后者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支水军在打败南宋——亚洲海洋大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们吸收了西亚的重装甲技术，比如链甲、头盔、胸甲、马铠等。正如语言学家所发现的，在蒙古语中，“胸甲”一词的发音（begder），与波斯语中“链甲”一词的发音（bagtar）近似。在征服北高加索一带的阿兰人之后，他们迫使擅长制造胸甲的阿兰人源源不断地提供这种防御装备。

据美国历史学家马丁内兹（A. P. Martinez）的考证，蒙古大军西征的时候是轻骑兵，但在波斯人的影响下，他们改装成了中型或重型装甲骑兵。这种改变在伊儿汗国尤其明显。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些改变，是为了适应地形的需要，是为了对付主要的敌人——马穆鲁克，同时也是应对国情变化的需要。

蒙古军队在装备上的变化，随后又影响到其他国家。比如，1252年，德意志帝国特使出访匈牙利期间，就对加利奇公国大公达尼洛的兵团印象深刻，因为整个兵团——从人到马——都装备了“鞑靼装甲”。而且这些“闪闪发光的武器”是依照蒙古军队的样式打造的。

加利奇公国是斯拉夫人在东欧建立的一个公国，其势力范围涵盖今波兰与乌克兰的部分领土。1240年，蒙古大军曾夷平这个国家，达尼洛大公被迫逃入匈牙利避难。有意思的是，1256年，达尼洛正是率领这支装备“鞑靼装甲”的兵团将蒙古军队驱逐出境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加利奇公国建立起了军事优势。事实上，四年之后，达尼洛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对军事技术的重视，体现在他们对工匠的态度上。蒙古大军每征服一个地区，都会将制弓手、制箭手、制作箭袋与弓袋的工匠、制造刀剑的铁匠，以及制造其他武器装备的工匠安置在特定的城镇中，直接受蒙古朝廷的监督。而且所有工匠都按劳付酬，至少原则上如此。

比如，蒙古帝国灭金之后，即在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等地集中安置工匠，命其制造攻打南宋的兵器。在诸多工匠之中，窝阔台大汗最欣赏的就是来自金地浑源（属山西）的孙威。

依《元史》记载，孙威擅长制作铠甲，曾特意制作蹄筋翎根铠进献窝阔台。为试验这套铠甲的防御功能，窝阔台亲自引弓射它，结果不能射穿，于是，“〔太宗〕大悦，赐名也可兀兰，佩以金符〔相当于千户长〕，授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工匠都总管……复以锦衣赐威。”

巴格达（中国古籍中称“报达”）也是一个例子。1258年，攻陷阿拔斯帝国首都巴格达之后，蒙古人杀害了他们的哈里发穆斯塔辛，屠杀了数十万无辜平民，唯独对工匠刀下留情。巴格达市区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蒙古人用来安置生产链甲、头盔和其他武器装备的伊拉克工匠。

然而，工匠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为了使他们尽可能接近战区，以提高战时的装备效率，蒙古人通常会将工匠们从一个地区送到另一个地区。

根据俄罗斯的编年史，1255年，很多制鞍匠、制弓匠、制作箭袋的工匠，以及各种金属匠，都迅速逃离罗斯国，以免被蒙古官员抓起来。他们的逃跑是经人刻意安排的，因为如果他们落入蒙古人手中，他们将不得不遵照征服者的要求制作武器，而且很可能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毫无疑问，蒙古统治者已经认识到，除了夺取敌人的武器，占有并改造敌人的军事技术，是提升自己战斗力的最佳渠道。这种战略在客观上又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尤其是军事技术的交流。比如，两种十分重要的进攻性武器，配重抛石机（counterweight trebuchet，即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造的石炮）和火药，就是在蒙古帝国时代，一个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一个从中国传播到西方。

不过，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军事史专家认为，西方的配重抛石机也可能起源于中国。

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抛石机已经作为武器出现。比如，在令周桓王姬林（前719—前697年在位）名誉扫地的“繻葛之战”中，郑庄公的军队就使用了这种武器。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左传》有记载：

五年〔公元前707年〕王〔指周桓王）夺郑伯〔指郑庄公〕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伯〕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双方〕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 〔郑伯〕命二拒曰：“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在《范蠡兵法》中，“旝”指的就是飞石。《墨子》记载：“方石去地尺，关石于其下，县丝于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挈也。丝绝，引也。未变而石易，收也。”

西方最早记载抛石机的典籍，是拜占庭帝国皇帝莫里斯（539—602年）撰写的《策略》。这本书记载了一种能发射石块的弩炮，这种武器基于一个转柜之上。7世纪时，阿拉伯人也使用了抛石机。与中国古代的抛石机相同，它们都是以人力牵引为动力。据说，为阿拉伯人的抛石机提供牵引动力的人，少则需要50人，多则需要250人。

配重抛石机出现于11至12世纪。以巨石或极沉的金属作为配重，以巨石或金属的重量作为发射石炮的动力，它能将100千克重的石头抛出275米远。这种抛石机还改良了瞄准技术。

根据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尼克达斯（Niketas Choniates）的记载，116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卡就将配重抛石机用于攻打匈牙利的城堡。而据美国历史学家切维登（Paul E. Chevedden）考证，拜占庭在1097年围攻尼西亚时已使用这种武器。

切维登认为，配重抛石机的出现，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结果。在13世纪初对圣地耶路撒冷的争夺战中，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广泛地使用了这种武器。

这种武器很快就引起了西征的蒙古人的浓厚兴趣。1220年，成吉思汗大军在攻打布哈拉时，曾遭到对手配重抛石机和燃烧弹的密集反攻。毫无疑问，蒙古大军在攻陷布哈拉或其他配备这种武器的战略城市之后，会缴获不少这种既能攻城又能防御的重型武器。

最令历史学家和军事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在于，蒙古人何时建立了自己的配重抛石机兵种。

事实上，在1219年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经见识过石炮的威力。1205年，成吉思汗大军入侵西夏时，首次遭到防御工事、城墙、石炮和火药武器的挑战。不过，那种石炮还是原始的牵引抛石机。

不久之后，成吉思汗建立起了自己的石炮军。这支新兵种的首席设计师是蒙古人唵木海。《元史》记载道：“〔唵木海〕与父孛合出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成吉思汗〕尝问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对曰：‘攻城以炮石为先，力重而能及远故也。'”

这段对话很可能发生在1214年。这一年，蒙古国太师木华黎起兵南征。在他出发之前，成吉思汗曾对他说，“唵木海提出的攻城用炮的计策很好，你如果能任用他，有什么城池不能攻破？！”

随后，成吉思汗授予唵木海金符，即千户之职，还让他随军出征，担任炮手达鲁花赤。唵木海挑选了500多人进行教学训练。在蒙古未来征服各国的战役中，这些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蒙古设立石炮军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蒙古在华北的军事目标的改变，从延续千百年的不时袭击，变为有野心的征服之战，表明蒙古人有永久占领汉地的打算。

根据曾在1221年访问蒙古首都哈剌和林的南宋特使孟珙的记载，蒙古大军当时已有多种攻城机械，除了攀登城墙所需的移动云梯、有助于靠近堡垒的隐蔽通道，还有装置了炮座的抛石机。

窝阔台及蒙哥当政时期，石炮军的规模逐渐扩大。《元史》有载，“始太祖、太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炮手，管领出征，壬子年俱作炮手附籍。”

正是在“俱作炮手附籍”的壬子年，即1252年，这些石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年，忽必烈率军征讨西南少数民族。随军出征的有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合台。在攻打金沙江附近的白蛮部落期间，有一处山寨地势险要，蒙古大军久攻不下。于是，“兀良合台率精锐立炮攻之”。

次年，旭烈兀奉兄长蒙哥大汗之命率军西征。根据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旭烈兀出发之前，特地“遣人到契丹去取射石机手和火油投掷手，他们从契丹取来一千户射石机手，他们用石弹可以把针眼变成骆驼的通道，因为用筋和胶如此结实地固定射石机架，以至当他们从下向上瞄准时，石头不落回来”。

据另一位13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Rashid al-Din）所写《史集》的记载，1259年，旭烈兀大军在攻打叙利亚的阿勒颇（西亚制作抛石机的军事重镇，位于今叙利亚西北部）时，遭遇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在四十昼夜中同堡内驻军作战，双方用石炮发射石头”。

拉施特还描写了两位石炮发射能手的高超技术：

城中有个箭无虚发的石炮发射能手。他用石头射死了很多人。异密们〔军事长官们〕无法对付他。巴忒剌丁·鲁鲁〔某个已臣服蒙古的西亚国家苏丹〕那里也有个很机灵的石炮发射能手。他把那人叫了来，那人便架起一座高大的石炮来对付城中的石炮。双方的石炮同时射出石块。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碎裂成小块。双方都为两位炮手的高超技术惊异不止。最后，外面的石炮被焚毁了。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是：兀良合台和旭烈兀大军所使用的石炮或射石机，到底是牵引抛石机还是配重抛石机？基于拉施特提供的史料进行判断，牵引抛石机的概率更大，因为在遭到装置有瞄准设备的配重抛石机攻击时，“异密们无法对付他们”，以至于最终要依靠被征服的西亚人的帮助。而西亚人架起的那座“高大的石炮”，则很可能就是配重抛石机。正因为双方的抛石机都配有瞄准装置，才上演了“两块石头在空中互相撞击”的好戏。

换句话说，尽管蒙古人早已建立起石炮军，但在旭烈兀出征之前，即1253年之前，他们很可能还没有掌握制造和操作配重抛石机的技术。

毫无疑问，在总结西征经验并与兄长忽必烈分享这些经验时，旭烈兀不会忽视配重抛石机的重要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在1271年的时候，忽必烈才会想到要向阿八哈——旭烈兀之子——借调制作配重抛石机的专家，本篇篇首出现的那两个西亚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才有机会为忽必烈效力。

正是在这两位武器大师的努力之下，蒙古人的石炮（牵引抛石机）升级为配重抛石机。据《元史》记载，1273年，忽必烈下令修建正阳东西两座城，设置大炮（配重抛石机）200多尊，与南宋军队作战。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攻克襄阳城的战役中，这种石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蒙古人的征伐及统治下，不仅西方的武器技术得以传入中国，中国的武器技术也得以传入西方，比如火药武器。

关于火药和火器的起源，学者们争论过很长时间。西方人曾经一直认为，火药是德国方济各会修士、炼金术师施瓦茨发明的，时间大概在1313年至1353年。直至20世纪初，这种说法才被有力地驳倒。荷兰汉学家施列格在一篇文章中引用大量证据，证明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hp Needham）作了很多贡献。

据李约瑟考证，最早提到火药的文献要追溯到9世纪的中国。大概在1000年左右，中国出现了使用火药的炸弹或手榴弹。不过，由于那时的火药质量不高，要么引信燃烧过程太长，要么突然燃烧导致爆炸，因而没有广泛应用于军事上。1100年左右，中国人已发明了火枪，但仍然无法克服化学过程忽快忽慢的缺陷。几十年后，因为掌握了经提纯的硝酸钠的比例，火药武器才真正发挥出作用。1232年，蒙古大军攻打金朝首都汴梁（今开封）时，就遭遇了这种炸弹或榴弹。

学者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则是，火药是在何时、由何人传到西方的。

中西方专家试图从语义学的角度证明，火药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的。1240年左右，阿拉伯人开始将硝石——火药的重要成分——称作“中国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还用“药”这个词来指“火药”。实际上，13世纪之前，中国人已将“火药”简称为“药”了。

美国历史学家奥森（Thomas T. Allsen）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火药传到印度次大陆的时间，大概是13世纪中期，在1267年前后传到西欧，但直到14世纪，西方人才得见完整的火药方剂。

李约瑟认为，将这种军事技术传到西方的，主要是西方旅行者及其中国随从。美国历史学家奥森则认为，很可能是蒙古军队在西征过程中，将火药和火器技术带到西方，而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其一是蒙古军队的内部交流；其二是通过在战场上的应用。

蒙古军队中，既有西亚的穆斯林，又有东亚的汉人，双方很可能互相学习军事技术，汉人可能学习穆斯林的配重抛石机技术，西亚穆斯林可能学习汉人的火药技术。而后，火药很可能通过穆斯林传到欧洲。至于战场应用，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期间，火器就派上了用场。比如，1220年攻打布哈拉时，蒙古人就动用了火箭。奥森还注意到《元史》提到的一场战事：1220年，成吉思汗的将军郭宝玉（唐代名臣郭子仪后裔）攻陷挦思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附近）之后，驻扎在暗木河（即中亚的阿姆河）。敌人在河边有堡垒十余座，还“陈船河中”。郭宝玉待风涛暴起之时，“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

不过，蒙古人当时所用的“火箭”，与真正的火药武器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奥森认为它会改变西方人的观念。

火药和火器传到西方之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改良之后的火器，首先是以加农炮的形式出现，然后是以手枪的形式，但出现的时间各有不同。加农炮出现在印度的时间是1442年，出现在伊朗和中亚的时间更早一些，大概是在1360—1370年，但具体年份并不清楚。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火器大概出现于1350年，至1380年已经很常见。俄罗斯编年史首次提到火炮是在1382年。

不过，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佩西（Arnold Pacey）所说，技术转移是文明间的对话过程，接收方会基于自身的经验、条件和需要，来考虑是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技术，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火药传入西方约两百年之后，即15世纪中期，加农炮才成为攻城略地的核心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