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倾情书写，抑或消费时光的另一种高端方式
我收拢着书案上这部厚厚的文稿，将它放进一个透明的塑料夹中。我曾经将整部文稿打开，按照它目录上的小辑制式分成了三份去阅读，而今我阅读完了，我要恢复这部文稿的作者最初将它寄到我手上时的原样，同时也让我这么多天来起伏不定的心情，恢复到原有的止水状态。
现在，书房里的灯光跟我多天前开始阅读这部文稿时的灯光稍稍有些不同，它有些亮，我虽面朝东坐，却知道这是农历3月15的月光泼洒到西墙壁上去的缘故。于是我扭回头，我的目光便引领着我的身躯穿过西墙壁，径直往西走，走呀走呀走，然后在一大片丘陵起伏之处停了下来。这便是八百里的辽西丘陵地界，它是我的故乡，同样也是我刚刚阅读完的这部文稿的作者彭曙辉先生的故乡。
辽西大地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人才辈出，特别是在古称川州的北票，有一位在19世纪中叶用蒙文写作的作家尹湛纳希，这位被后人誉为“蒙古族的曹雪芹”，通过《一层楼》《泣红亭》等作品，将自己的家族史演义得既波澜壮阔而又凄婉惆怅。因此，离开故土经年的我，每每回想起当初读尹湛纳希的心境时，便感觉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的熏陶，相伴于我直到当下。
这些年来，家乡的文友们聚会的次数多了起来，盖因家乡“以文学名义的雅聚”多起来的缘故。在一次次的以文会友中，我认识了彭曙辉。记得那天他把自己刚刚出版的第一部文集赠予了我，当时我并不了解他是个在职公务员，不过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便知道他作为北票市档案局长兼档案馆长，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的文字，有小说、杂文、散文和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平均每年的文字生产量都在30万左右。我问他是怎么安排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便说他不打麻将，不去K歌，很少应酬，业余时间基本都埋头在笔纸之间。于是我很感慨，眼前的这个人既做官人又当文人，莫非他有分身术？要知道，如今的官可不是那么好做的了，如今的文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了。
或许彭曙辉真有常人看不见的分身术，从第一次见到他到第二次与他促膝长谈，还不到三年光景，他的第二部文集又摆在了我的案上。我粗略算来，这两部文集加起来大概有60多万字，于是便想，像他这个年龄，而且还是这个职位，能在短短几年当中写出这么多文字，实属不易。
每次与曙辉见面，我都能感觉到他对人对文的认真态度，他看上去常是一脸严肃，偶尔说笑也讲究分寸，行为也很得体，这肯定与他从事基层领导工作30多年的经历有关。不论是在工商局、组织部，还是基层任党委书记、局长，他都会以文化人身份出现。一次听曙辉难得介绍自己，20世纪80年代初，他正是靠文字的力量支撑才走进机关，可以说是文字陪伴了他30多年。他的这种对文字的执着与追求，在当地文化圈里是被深深认可和尊敬的。
曙辉年近60岁，行将从一个官人变成一个纯粹的文人，这或许是他人生又一次关键的转身，因我一辈子从文至今，我热盼他的这次转身不仅华丽而且决绝。
曙辉的《杂家窝铺》文集三之《闲来听雨》，收入了近几年他创作的近百篇散文，每一篇都是他在为官的岁月中努力去找寻一种平常心态时的偶得。法国作家蒙田曾说过“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言语的一面真实的镜子”这样的话，读曙辉的散文多了，便感觉他的散文就是对众生的真实写照，同样是众生的“真实的镜子”，不过这其中偶尔也有几面磨砂镜，外延是他故意弄模糊了的毛绒边，而内涵则是他坚实的不可触碰的某种心思。他如此这般操持，是不想让读者太看清楚自己，比如《拾级而上的心事》，那里所蕴藏的焦灼不安与拿捏不准，以及某种纠缠不清之后突然间的条理清晰，这是叙述当中的一种意外的巧合吗？因曙辉制造的是一面磨砂镜，我因此而看不太清；曙辉制造更多的则是干净的水银镜，他的身与心，在这一面面纤毫毕现的镜子里，甚至从他的字里行间所释放出的情绪里，几乎都能被读者捕捉得到，比如《母亲在守望》《爸爸在哪，老家就在哪》和《孙女在用眼神说》等篇，那里的真实，是经过文字的流淌上溯到一张真诚的脸庞上的流露。
不过，曙辉胸中所有的类似这样的情绪，通常的释放是有节制和分寸把握的，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气息与笔触上的共通之处的节制与分寸把握。在这部文集中，他有节制和分寸地说人，有节制和分寸地说情，有节制和分寸地说事。人及情，情及事，事及人，以此轮回道出人世间的友情、亲情、爱情，而诸情所到之处，因角度不一而必然感悟不同。从写亲人、写朋友、写同事到写螳螂、写飞蛾、写小鱼，能透出他对生命的独特观感；从写花草、写风雪、写山水到写离散、写重逢、写失落，把一个熟悉的人，一缕难忘的情，一件普通的事，通过质朴而无需铺垫的语言直接记叙下来，同样能透出他对生活的独特关照。
《枣树蔫》《飘落的树叶》《阳光下的冰雪路》《寻找宁静》《我的香椿树》《不愿走出那道门》《闲来听雨声》等这类文字，是以物、以景、以事道出曙辉为官的心境，在看似随意而婉转的叙述里，藏着一颗官心面对一条官道的波澜不惊。
“昨天两个人在葡萄架下或联想世界或畅想未来，今天自己在葡萄架下想两个人的故事，遥祝远方的她，畅想明日的清晨。曙光是点亮新一天的标识灯，能把前天、昨夜的风凉与心动融进光明之中。葡萄架把小花园点缀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相思葡萄架下》），则是曙辉的一些情感的即景即时地抒发。
“行走的这条冰雪路，头顶的阳光依然闪耀，脚下的潺潺流水是冰雪在阳光作用下融化的感动回报。让冰雪路少点坎坷，阳光一直在努力。只可惜，月球、地球那么不公平地转动，曲扭着一次次方位的标准，周期的轮回，常常留给争取阳光的人更多不确定。”（《在阳光下的冰雪路》），从这段话里，能深刻地透析出曙辉从政之路的艰辛、艰难，因此他时时告诫自己，尽管前方阳光普照，却还要小心脚下的冰雪路。
而在《不愿走出那道门》中，从一个侧面说着退出工作岗位的复杂心态。“离开那道门已是午时。回望大院，冬日暖阳，被树木遮住阳光的大路小道上走向那道门的人群中不会有和自己一样心境的人，所以步伐轻松、随便。各类款式的鞋子踏着通往门的路，迸出许多杂乱的响动，这是从大院里经常能传出的声音。”
如此看来，散文也似我们的国画一样，在词语上也需要刻意的笔墨留白，同时也需要刻意的强烈笔墨聚集。如此看来，曙辉做到了这些，他用既刻意留白又强烈聚集的文笔，在安顿生命的同时又去反思生命。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说：“时之圣者也，时之凶者也。”的确，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我虽接触过很多大小官员，却从不愿去琢磨、分析或评判他们如何，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扶摇直上或垂直降落，他们所有的“悲欣交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要做我自己的“戴月荷锄归”者。可是，当我看到通过景、物、事透出官味的作品，也还是要有意识地关注一下。曙辉的这部文集里，有关这类的作品不少，它们或深或浅地刻上了曙辉为官30多载的心迹，比如他以自己钟爱的书写方式，给自己强诉人间至简的大道，甚至给自己强行点拨人间至繁的迷津。尽管未成精品，但作为奔波于官场大半辈子的人而言，这已是曙辉自觉行走在文学之途上所抻拽出的一条明亮的光标了。
可是，当我看到这部文集后面的这几篇散文时，心情随之也暗淡下来。从《用治病钱出本书》《我身边朋友你们怎么了》《胃，哭吧》到《老病心治》，通过曙辉在其中的坦诚叙述，我知道他在即将退休之年得了重病，我很理解他为什么急于出这本文集了，他要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就如同自己从政30多年一样，能再次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始终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拯救生命，文学的伟大就在于它的不离不弃，在于它庇护着在路上的最广大的文学同仁，他们虽走走停停，却绝不后退。就像福克纳在他的诺奖致辞中所言：“当命运的最后钟声敲响，当傍晚的最后一抹红色从平静无浪的礁石退去，甚至不再有其他声音，（只要）人类的无尽的不倦声音还在争鸣，我就绝不认输。”
一个人的心弦靠什么得以拨颤并发出悦耳美妙的声音，它或许是置放在时间的光谱之上才能得以实现。在当下如此曼妙的消费时代，文人必然靠消费文字而怡然自得并且无所顾忌，尽管这条高端的消费之路有长有短，但毕竟是因有了这样的文人，而令这世界无比精彩。
而曙辉的《闲来听雨》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的文人。
魏国松
（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