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孟郊：一个痛苦的存在——论孟郊的精神生活
孟郊到老还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春风得意”，但他却潦倒困顿终生；他一辈子都在诅咒贫穷饥寒，可偏偏一辈子不得不与贫穷饥寒作伴。显然，他的精神生活难得潇洒豪迈，更谈不上雍容优雅，他来到人世像是特地为了体验不幸、痛苦、贫穷、凄凉，连不大喜欢他的苏轼也说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13]。然而，痛苦的存在使他得以走进生命存在的深度，使他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深至的认识和体验；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使他把身心都倾注于精神创造，并最终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诗人。正是苦难和不幸玉成了他，伤心的眼泪凝成了他那诗的珍珠。
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抒发自己精神的痛苦，而精神生活的痛苦又表现在他对悲惨人生的体验中，表现在他精神结构的情与理的分裂里，同时也表现在他精神的创造过程即“苦吟”中，因此，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本章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
四十三岁那年孟郊第二次考进士下第，他一气之下自朔方南游湖楚，《下第东南行》说“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看样子好像要仿效屈原行吟泽畔以抒愤。想不到，他到了屈原沉江的湘沅后，却又毫不讲理地把屈原给数落了一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怀古方踟躇。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诗题虽为“有怀灵均”，但屈原在他眼里却一无是处：他那些“惊采绝艳”的骚辞，只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情操的“贞亮”；那些“体物”之情“崎岖”激荡而又忧郁悲伤，有违君子“中正和平”的精神境界；三次贬官便形诸“愠色”，也未免太狷狭浮躁了点儿，哪有一点儿贤哲与时消息的度量？整日地满面忧伤，愁思郁结，与那些坦荡无闷的圣贤相去何其遥远；一个人到泽畔行吟以洁其身，把忠君之节也弃而不顾，至于沉江自绝其性，更弃绝了对父母必须履行的孝道。总之，他露才扬己，不忠不孝，虽然名忝君子之场，其行不过是小人之儒而已，生前是个喜欢猜谤别人又常遭别人猜谤的“小人儒”，死后更是个无人吊悼的死鬼。
孟郊这儿对屈原的责难，完全是跟着汉儒学舌，我们来看看班固的《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14]孟郊上面那首诗不只是把班固的散文换成了韵语，班固仅是不讲情理的指责，“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简直就是谩骂，班固尚且承认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15]，而在孟郊眼里这只是炫耀自己情操“贞亮”的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苛酷的批评了，连宋代那些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学先生也没有这样非难过屈子，朱熹还撰有《楚辞集注》八卷，把屈原作为志行高洁的典范。
令人费解的是孟郊自己也并不温柔敦厚，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中正和平过，他的情感更是一直在走极端：吟“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卧病》）[16]的是他，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也是他。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真正“春风得意”好像仅只登科后那一短暂的时光，他的一生屡屡被逼到人生绝境：“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商州客舍》）将他指责屈原的“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这句话，移以评他自己再切合不过了。他一生的悲剧是那个社会大多数寒士的典型，而他个人也用一生的潦倒不幸为代价，体味了一个正直无依的寒士生存的艰难，深刻地认识到了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因而他的意义不在于修得了儒家所推崇的那种近于麻木的中正和平的心境，而是他毕生用愤怒的调子，喊出了寒士心中的不平之鸣，在当时的士林激起了广泛的回响。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元和诗坛时说：“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17]由于他诗风的别具一格，更由于他对黑暗的“世道人心”的咒骂叫人拍手称快，他身边有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18]他不是不满于屈原的“体物情崎岖”吗？“矫激”比“情崎岖”走得更远。我们在此绝不想反唇相讥，像孟郊指责屈原那样去指责孟郊的“矫激”，相反，倒是认为正是这种矫激给他的诗情带来了深沉和“锋棱”[19]。对他非难屈原的心理动因的分析且挪到后文，眼下我们的焦点要集中于他矫激之情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上——他的矫激来自对举场昏浊的愤慨，来自对造成自己终生困顿的世道的不满，来自对“王门与侯门”的愤激。
现存《孟郊集》中应进士之前的诗作很少。四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江南和中原地带流浪，去长安应进士试他才得以深入社会，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而他人生一连串的悲剧也从应进士试开始。四十一岁那年，他觉得自己“才饱身自贵”（《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于是唱着“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湖州取解述情》），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满以为自己这只不轻举的白鹤，在“争浮沉”的“众鸟”中，一定会鹤立鸡群，旗开得胜。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韩愈在《孟生诗》中勾勒了他刚来长安应试时那副寒酸土气的模样：“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20]从孟郊拙于应酬的样子，韩愈知道他决不是出于“轩冕族”，可这位寒门孤士又自负才华，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就可平步“青云路”（《长安旅情》），所以“莫肯低华簪”去巴结公卿。这次考试落第的下场是可以预料的，但对孟郊来说却是次意外的打击，看到榜上无名后，他觉得痛苦羞辱极了：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万物根一气，如何相互倾。
——《感兴》
人生的道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此刻他没有想到“忠节宁见输”和“孝行焉能俱”这些他苛求于屈原的问题，现在他也想到自杀了，落第无论生还是死都是耻辱，但“死辱片时痛”而“生辱长年羞”（《夜感自遣》）。之所以没有去死，与其说是他缺乏自杀的勇气，还不如说是他对举场的丑恶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更不如说是对中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一诗说：“自念西上身，忽随东归风。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离娄岂不明，子野岂不聪。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词，仰寄高天鸿。”离娄是传说中能视百步之外的目明者，子野是能听千里之外的耳聪者，诗中用来指代主考官。自己这次下第不是考官不公平，也不是他们缺乏鉴赏力，而是自己这块至宝或这曲至音，绝非凡眼能别凡耳能通的，要等到非常之人才能识我这非常之器。可怜的孟郊要再碰次钉子后，才明白离娄既不明子野也不聪。
第二年，他又来到长安碰运气，可是仍然没有人识得他这块“至宝”，他又一次被拒绝于进士的大门之外，《再下第》说：“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久困举场使他面目枯槁，形容憔悴（见《下第东南行》），他悲痛得心如刀绞：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鹤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
——《落第》
不过他再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考官们是耳聪目明的离娄和子野了，他已看清举场的种种污秽，“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长安羁旅行》）。任凭你才凌屈宋、德齐古贤，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或靠山，如果不曲意逢迎权贵，等待你的结局肯定是“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下面一首写于他再下第之后，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痛苦的深度，也表现了他对上层社会认识的深度：
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虑险，平地生太行。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与我怀，离别俱回遑，譬如浸蘖泉，流苦已日长，忍泣目易衰，忍忧形易伤。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古人劝加飧，此飧难自强。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况是儿女怨，怨气凌彼苍。彼苍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惊叹，碧落空茫茫。
——《赠崔纯亮》
几次进出考场，始而自负激动，继而绝望痛苦，接下来便是明白真相后的愤愤不平：“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空携一束书，去去谁相亲”（《大梁送柳淳先入关》），“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佞侵”（《古意赠梁补阙》），“谁言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言浊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寓言》）。
胡震享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21]因为他不是名场旁观者而是名场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名场种种丑恶现象的抨击就格外激切，因而成了失意于举场的寒士的代言人。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的子弟得以走上政治舞台，打破由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宰相于寒门”这一历史的要求，已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从前的世家大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这只是表明世族开始走向衰微，它的淫威余焰没有完全消失，门户等级观念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当朝主政的寒族又逐渐蜕变为新贵。他们一方面通过门荫爬上高位，一方面操纵举场堵塞寒门子弟的仕进之路。越到后来举场的流弊越多，考官既以此来结党营私，举子因而也借此卖身投靠，才学的较量恶变为利害的权衡。《唐摭言》卷二载：“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22]在当时出现这种现象一点也不足为怪：“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23]那种环境自然迫使大批举子出卖人格和灵魂，争相“驱使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24]。有时考试是为了障人耳目，中举者的名单考前就内定了。《资治通鉴·唐纪五七》载：“长庆元年三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25]文中提到的这些炙手可热的公卿子弟，即使“无艺”也照样高中。
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人，要么久困举场，如韩、孟；要么终生不第，如贾岛。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余年矣。”[26]他为自己“曾不得名荐书”而苦恼，忍受着白眼和侮辱，一次次卑躬屈膝地逢迎公卿，“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地献媚权贵[27]。他后来把自己比孟郊先中进士，一五一十地说成是比孟“奸黠”些的结果：“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28]贾岛是一个举场的牺牲品，“应怜独向名场苦，曾十余年浪过春”[29]，“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30]，这些诗句近乎凄惨的哀号。
可见，孟郊在名场的委屈、辛酸和痛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每次登科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寒士都名落孙山，老死牖下。他的一曲《古兴》自然能在举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楚血未干衣，荆虹尚埋辉。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归。
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时，孟郊已是扬名全国的诗人，通过广泛的社会交游，也干谒了不少当朝权贵，还被迫打通了一些“关节”，又有许多友人为他揄扬举荐，这才好不容易登科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毫不遮掩地表现了他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同年春宴》也写于同时，它真切地反映了那些登科者共同的心声——“郁抑忽已尽，亲朋乐无涯”。有唐一代特看重进士，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官场上要数进士出身的牌子亮，所以他自己一扫昔日的“郁抑”，亲朋也为他弹冠相庆。然而，进士并没有真正改变他潦倒贫困的命运。他等了四年才弄到溧阳县尉这顶头衔，到任后又完全适应不了俗吏的生活，《溧阳秋霁》说：“星星满衰鬓，耿耿入秋怀。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饱泉亦恐醉，惕宦肃如斋。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物，龃龉回难谐。”他和身边的黠吏关系很僵。因此“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丛条，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衮衮去，曹务多驰废。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东野竟以穷去”[31]。他晚年仍然过着依人作客寄食求衣的生活，他是在咀嚼贫穷和诅咒贫穷中挨过一生的。我国古代很少诗人对贫穷的感受比他更深切，因而他的言贫诗以其情感的真切和风格的奇峭而打动了历代读者。
贫穷摧残了他的身体，也使他的精神生活忧郁而又灰暗。我们来听听诗人自己的倾诉：
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倦寝意蒙昧，强言声幽柔。承颜自俯仰，有泪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
——《卧病》
这是一个“拙讷”正直的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写照：贫病交加，俯仰承颜。他一生四处漂泊求生，“十日理一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长安羁旅行》）。“贫寒”二字连用无疑有某种心理根据，贫穷的人对清寒格外敏感，苏轼以“寒”许郊虽含贬意，从诗境看却不无道理：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
——《秋怀十五首》之二
这种清寒瘦劲的诗境，是诗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独特感受的结果，苦涩贫寒居然还这样富于诗意、这样耐人咀嚼回味，在唐诗中的确别具一格。由于他受够了贫寒孤单的煎熬，所以特别渴求和珍惜人间的温暖，如《答友人赠炭》：
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绳子总是从细处断。倒霉的事都让孟郊撞上了，举场挫折、仕途坎坷和贫病折磨之外，晚年又接连遭受丧子之痛。十岁的大儿子病死，接着小儿子又一个个夭折，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夺走了他的一切寄托和安慰。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老来丧尽子息不光是一种情感惨痛，断子绝孙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折磨，他的许多悼子诗催人泪下，白头人哭黑头人实在凄惨：
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
——《悼幼子》
此儿自见灾，花发多不谐，穷老收碎心，永夜抱破怀，声死更何言，意死不必喈。病叟无子孙，独立犹束柴。
——《杏殇九首》之八
韩愈特作《孟东野失子》以质问苍天：“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32]一个正直而又富才华的诗人，竟然落得“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贾岛《哭孟郊》）的结局，这不是用一句“自古诗人多薄命”就能敷衍的，这种遭遇本身就是对世道的抗议。孟郊清楚这是末世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去问苍天而去责世道：“儿生月不明，儿死月始光。儿月两相夺，儿命果不长。如何此英英，亦为吊苍苍。甘为堕地尘，不为末世芳。”道尽了他对社会的愤怒与无奈。孟郊的不幸激起了世人的不平和同情：“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33]
中国诗坛上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的主将中，元稹晚年与宦官勾结，在朝廷过起宰相瘾来。白居易晚年也是官运亨通，《序洛诗》自称其时的诗歌创作“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34]，他安然享受着“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的闲适生活[35]。韩愈晚年官场上也有点左右逢源，早年的愤慨不平一变为降心顺俗，原先抵排释老那种纵横驰骋的气势也消磨殆尽，开始逐名利耽声色佞权贵，有意抗俗而以文为诗，一反平弱柔顺而奇险恣肆的诗歌很少出现了，兴趣转向那些细腻委婉的近体小诗：“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36]“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37]他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朝官的余裕与风雅，既然没有什么“不平”，自然也就不会再“鸣”了，为皇都妆点太平还来不及哩。这个社会把它的文人逼向人生的歧路口：要么与它同流合污，至少是与它周旋敷衍，这样就可以分得一杯羹；要么保持自己的节操和人格，因而就忍受终身落魄潦倒。半是没有碰上机遇，半是不肯趋炎附势，“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上达奚舍人》），一生沉沦不偶，他的晚年生活自然不如韩、白风雅：“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可胜。鷕鷕伸至明，强强揽所凭。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劝药左右愚，言语如见憎。”（《秋怀十五首》之十三）他一辈子都是个寒士，因而一辈子为寒士鸣不平；他从来没有从上层社会分得红利，因而不可能与那个社会和解，一辈子都是那个社会的诅咒者。“君子不自蹇，鲁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鲁山道莫伸。天地气不足，鲁山食更贫”（《吊元鲁山十首》之三），这是悼人，也是自悲；是哭他人，也是骂时世。
现在轮到别人指孟郊的脊梁骨了。苏辙对孟郊的愤激与哀鸣很有点看不惯，他在《诗病五事》中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当为‘即有碍’——引者注），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而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死，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38]这和孟郊当年指责屈原是从同一个角度，也是操同一个腔调，而且同样都不近情理。要是孟郊能听到这段指责，又能记取自己当年对屈原的非难，他是挺身替自己辩解呢，还是低头默认苏辙的批评？
二
恐怕孟郊也会茫然失措，默认既不忍而辩解又不能，因为指责屈原面“有愠色”、情“积忧愁”的孟郊，与自己“沉忧独无极，尘泪互盈襟”（《病客吟》）的孟郊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在孟郊的精神生活中，情与理远不是相互配合的手足兄弟，而是经常彼此拆台的对手和冤家。
孟郊早年曾从名僧皎然游，后来又与不少僧人和道士交往，并同淡公、清远、悟空、献上人、无怀、智远等有诗唱和，愤激之余还扬言要去当隐士：“本末一相返，漂浮不还真。山野多馁士，市井无饥人。虎豹忌当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贪竞者，日与患害亲。颜貌岁岁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祸，取富不取贫。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君子隐石壁，道书为我邻。寝兴思其义，淡泊味始真。陶公自放归，尚平去有依。草木择地生，禽鸟顺性飞。”（《隐士》）“因思蜕骨人，化作飞桂仙。”（《终南山下作》）“愿逐神仙侣，飘然汗漫通。”（《游城南韩氏庄》）老来他还十分感伤地说：“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自惜》）行将就木了才开始惊觉儒教误身，因而和老妻一起读起佛经来：“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读经》）然而，他始终是个儒家信徒，在人生道路上跌碰了一生才“始惊儒教误”，这句诗本身就道出了他的主导思想。他和许多道士相过从，却认为神仙之事怪诞不经：“岂知黄庭客，仙骨生不成”（《伤哉行》），“蓬莱浮荡漾，非道相从难”（《送无怀道士游富春山水》），因神仙之事不合儒家之道，所以直接告诉道士“相从难”。对禅师更是敬而远之，《夏日谒智远禅师》一诗说：“吾师当几祖，说法云无空，禅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静鬼神去，身与草木同。因知护王国，满钵盛毒龙。斗薮尘埃衣，谒师见真宗。何必千万劫，瞬息去樊笼。盛夏火为日，一堂十月风。不得为弟子，名姓挂儒宫。”他明白地告诉对方，不愿跟他一起参禅礼佛，自己已“名姓挂儒宫”了。
的确，儒家思想是他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他在《上常州卢使君书》中说：“道德仁义，天地之常也。将有人主张之乎。曰：贤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无其位，则周身言之可也。”他更常常在诗中谈仁说义：“因冻死得食，杀风仍不休。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刀头仁义腥，君子不可求”（《寒溪九首》之六），“尧圣不听汝，孔微亦有臣。谏书竟成章，古义终难陈”（《寒溪九首》之五）。他“无其位”自然不能将仁义“周天下而行”，但他多次表白要用它修身：“为于仁义得，未觉登陟劳。”（《立德新居十首》之四）他还声称要以仁义为指导自己创作的准绳：“驱驰竟何事，章句依深仁。”（《自商行谒复州卢使君虔》）刘言史《初下东周赠孟郊》也称赞孟郊的诗歌“修文返正风，刊字齐古经”[39]。
他甚至将儒家的某些思想推至极端，认为“君子耽古礼”应“如馋鱼吞钩”（《魏博田兴尚书听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诗》），他有少数诗像冬烘先生的枯燥说教。他有一首诗写被抛弃的女性，虽然也流露了对去妇的同情，但诗的重心不是控诉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幸，却干巴巴地宣扬从一而终的古训：“君心匣中镜，一破不复全。妾心藕中丝，虽断犹牵连。安知御轮士，今日翻飞辕。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去妇》）被清人选入《唐诗三百首》的《烈女操》更是陈腐可笑：
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这简直是宋代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滥觞。张籍《赠孟郊》一诗恭维他说：“君生衰俗间，立身如礼经”[40]，岂知这正好暴露了孟郊的迂腐僵硬。
波澜不惊或心静如井水的这种和平中正，是他所企慕的一种最高精神境界，韩愈称他“杳然粹而清，可以镇浮燥”（《荐士》），这与其说是对孟郊人格的评价，毋宁说是道出了孟郊所追求的人生态度。屈原多次表白自己的才干和节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41]，感情更是忧愤无端，不断地指斥朝廷小人，常将自己的高尚反衬权奸的卑劣。这些在儒者眼中都有损温柔敦厚之旨和中正和平之情，有此汉儒把屈原当作“王泽竭”时的“变风变雅”，孟郊也非议屈原“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甚至把他说成是“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见前）。
然而，孟郊在理性上推崇的东西，在情感上又拒斥甚至厌恶它，他的情与理经常处于分裂之中。他刚才还在攻击屈原有伤温柔敦厚，自陷于不忠不孝，转而又歌颂起屈原来：
楚屈入水死，诗孟踏雪僵。直气苟有存，死亦何所妨。日劈高查牙，清棱含冰浆。前古后古冰，与山气势强。闪怪千石形，异状安可量。有时春镜破，百道声飞扬。潜仙不足言，朗客无隐肠。为君倾海宇，日夕多文章。天下岂无缘，此山雪昂藏。烦君前致词，哀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声缘凤凰，凤兮何当来，消我孤直疮。
——《答卢仝》
这首诗赞美的东西正是前首诗否定的东西，此刻他又从个性和体验着眼主张不平则鸣，强调直气和狂狷，只要直气不亏就是“入水死”又何所妨？对社会和人生的痛苦体验使他的感情愤激忧伤，诗的调子急促苦涩，并发誓说“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晚雪吟》）。
孟郊这种情与理的分裂，一方面说明儒家伦理和诗教在中唐社会的苍白，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唐社会的病态。一个走向衰微和解体的社会，必然要搅乱它的精英分子精神上的平衡，造成他们灵魂或人格的分裂。那个“世道”不仅使孟郊这种恪守仁义道德的寒士在现实生活中吃尽了苦头，也使他的灵魂饱经磨难。他屡屡招来器量褊窄和气度拘促之诮，这些批评大体上也符合实际，孟郊的心胸的确算不上宽广，为人也够不上豁达，精神更谈不上平衡，要是将他与盛唐诗人相比这一点就更为明显。然而，病根仍植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天地气不足”（见前）。这种现象并不限于孟郊一人，中唐诗人一般都不具备盛唐诗人那种开阔的胸襟、傲岸的气势和健全的人格。
盛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激起了一代士人对功名的狂热追求，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那时社会的理想和个人的追求也趋于一致，因而他们积极地内在于自己的时代，具有高度的现实献身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对自己的才能更为自负。浪漫豪放的李白自不必说，他认为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全才：“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还称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42]，就是富于现实感的杜甫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43]，读一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44]的诗句，就不难感受他那目空一切的气势。因为他们把自己与社会同一起来，以拯世济时为已任，所以盛唐诗人眼界宏阔，胸怀博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45]，“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46]。每个人都希望能进用于国家，连终身不仕的孟浩然也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47]，王维也认为“圣代无隐者，英灵尽归来”[48]。自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赍志以殁，有的举场失意，有的久沉下僚。不过，落第后最让他们难为情的是“耻作明时失路人”[49]，最多也只委婉地叹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50]，甚至落第了还认为时明主圣，只怨自己“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阳尘”[51]，安慰落第者的诗歌也“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52]。在盛唐几乎听不到晚唐落第者那种咬牙切齿的骂詈：“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孟郊，见前），“下弟子不耻，遗才人耻之”[53]。盛唐人也有失意的纵声怒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54]，表面上看它与孟郊的“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是说同一个东西，即人生的道路坎坷难行，但细读就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认为现实社会毕竟大道通天，而我个人却命途多舛；后者则尖锐地指出“出门即有碍”，祸根就在于“天地”本来不宽——社会严重地压抑摧残了寒土。盛唐诗人精神平衡，不管个人是达是穷，他们照样昂扬开朗，生活得潇洒豁达，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兴致浓厚地去品味生活，畅快地纵情山水。
中唐社会江河日下，安史叛军赶走了唐玄宗，也惊醒了一代士人的美梦。乱后藩镇割据，权贵腐败，朝政日非，士人全无盛唐人那种时代的自豪感，几乎每个人都觉得生不逢时，于是人们开始与社会疏离，不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是龟缩于自我的小天地之中。个体与社会分裂了，个体自身的精神结构也随之分裂。白居易是中唐最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之一，口口声声喊着诗歌要为君、为民、为事、为物而作，但他的新乐府基本上是诗人理性观念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对社会的冷静的观察与思考，但见不到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诗中见不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再看看杜甫那些忧时念乱的诗歌，既是叹世同时也是忧生，时代和诗人相互同一和内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55]，“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56]。待到白居易大写感伤诗或闲适诗时，他又使自己从社会中抽身而逃，“世事劳心非富贵，人生实事是欢娱”[57]，“忘却人间事，似得枕上仙”[58]。他的《琵琶行》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题材相近，有人认为写法上也脱胎于杜甫，但二者所抒发的情感却大不相同。白通过流落寒江的琵琶女，大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表达自己对谪官流放的愤懑；杜则是抒写因见到昔日梨园弟子的剑器舞姿而引起的今昔盛衰之感，诗人至死都“不肯忘情于世”，诗“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59]，诗情富于巨大的历史深度，诗中情感与理性和谐均衡，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血肉相连。白居易那些凭理性写成的新乐府则缺乏个人的情感体验，而他的感伤诗、闲适诗又完全缩进了自我，理性与情感、个体与社会在白居易那儿是分裂的，难怪他缺乏杜甫那博大浑厚的气象。
孟郊的这两种分裂更甚于白居易。科举对于盛唐文人来说，虽然有追求富贵利禄的一面，但更多是献身于社会和国家，是与“耻作明时失路人”联系在一起的；科举对于包括孟郊在内的中唐文人来说，则主要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主要是希望挤进上层社会，韩愈就坦率地说过艳羡那些“蒙采擢荐进”者的“光耀”[60]。孟郊在《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坐主吕侍郎》中赤裸裸地说：“松萝虽可居，青紫终当拾。”他在洛阳依郑余庆时，对在长安做太祝的张籍羡慕不已，因为在长安能见皇帝，即使见不到皇帝，听到天子的“辚辚”车声也是幸福的，“未见天子面，不如双盲人。……有时独斋心，仿佛梦称臣。梦中称臣言，觉后真埃尘。东京有眼富，不如西京无眼贫。西京无眼犹有耳，隔墙时闻天子车辚辚”（《寄张籍》）。孟郊的诗情真挚，他从来不故作恬淡。有一年寒食他在河南济源县，春游时忽而嫉妒起长安落花来：“长安落花飞上天，南风引至三殿前。可怜春物亦朝谒，唯我孤吟渭水边。”（《济源寒食七首》之五）落第与登科纯以个人的穷通为怀，所以落第后沮丧失望，登科后马上就得意忘形，因而显得偏狭而局促，生活态度也不可能豁达坦荡。
作为一个服膺儒学的信徒，孟郊一生都迫切希望入世，但他的气质和个性又不合于那个社会，恪守儒家仁义道德而耻于逢迎。“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61]，这样，他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得头破血流，这位希望入世的诗人又时时忘不了骂世：“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拆辀不在道，覆舟不在河，须知一尺水，日夜增高波。叔孙毁仲尼，臧仓掩孟坷。兰艾不同香，自然难为和。”（《君子勿郁郁士有谤毁者作诗以赠之二首》之一）他精神生活中有一种强烈的迷古倾向，有时赞美“怀古风”（《劝善吟》）的少年，有时称扬“耽古礼”的君子（见前），他认为“古人结交而重义，今人结交而重利”（《伤时》），因而主张为人应该“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诗老失古心，至今寒皑皑。古骨无浊肉，古衣如藓苔。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秋怀十五首》之十四）。韩愈在《孟生诗》中描述他说：“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62]神往古代是由于灰心于现实，美化先贤是为了针砭当世。可见，这位“古貌又古心”的诗人与那个社会是何其隔膜和疏远。
孟郊的精神生活充满痛苦和矛盾：他明明知道自己与上层社会格格不入，却又要拼命挤进这个圈子；他的身心都胶执于当世，却又恶狠狠地咒骂它；他本来就厌恶官场的虚伪应酬，却又急于希望通过科举得到官场的承认和上层的接纳；他沉浸于社会却又不能与社会和解，说真的，他甚至自己就无法与自己和解，他整个一生就是一个凄苦而又矛盾的存在，所以他的诗歌中怒张多于和谐。
盛唐诗人是盛唐那个伟大时代养育出来的心智健全的肖子，到唐朝开始走下坡路，并在各方面日益显露出来衰微的病态的时候，它在诗人精神上也失去了平衡，由父辈的雄强博大一变而为琐屑狭隘，由父辈的昂扬开朗一变而为内向退缩，于是精神也就显露出般般病态：轻俗、奇僻、苦涩、迂执、险怪……“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它的成员的灵魂分裂是以各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的，因为这种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每一种方式里。”[63]无论是逃避自己的时代还是内在于自己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折光。孟郊精神生活中的分裂和痛苦，是中唐社会的病态在他精神上的缩影。
三
写诗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既是一种精神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
盛唐诗人多的是冲口而出的天才，多的是真力弥满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写诗看重一挥而就的天才，激赏“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64]的逸才，崇尚“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65]的豪迈。就像为人的潇洒豁达一样，他们的诗歌创作过程也伴随着畅快和愉悦。当然，这并不是说盛唐人写诗都是率尔成章、全不着力，相反倒经常是“意匠惨淡经营中”[66]，但他们是刻苦而非痛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刻苦中包含着说不尽的兴奋与自负。
孟郊对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心境也有深切的体认，“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送别崔寅亮下第》），盛唐诗人大概是那种“高歌”的“达士”，而他自己无疑属于“苦吟”的忧人，还是先听他的自述吧：
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
——《夜感自遣》
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日愁疑在日，岁箭迸如仇。万事有何味，一生虚自囚。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游。
——《冬日》
这是一种受罪遭难式的创作，精神既刻苦更痛苦。“心与身为仇”几乎是一种自我折磨，最后甚至因过分着力而折腾得了无兴味。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孟郊写诗的精神状态：“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67]他的“钩章棘句”是这样艰苦，简直像是要把心肝胃肾都掏出来似的。
他之所以要呕出心来玩命似的写诗，是因为他要获得“诗成鬼神愁”的惊人效果，只有苦吟才能“入深得奇趣”（《石淙十首》之七），“铿奇”（《奉同朝贤送新罗使》）、“新奇”（《送淡公十二首》之八）、“奇险”是他苦吟的目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元白与韩孟，生当盛唐诗的高峰之后，为了不让李杜等人的光芒所掩，他们积极地为诗歌寻找新的出路，于是元白朝平易通俗这个方向发展，韩孟往奇险这一方向探求。其实，韩孟等人既是在为诗寻找出路，又何尝不是为自己的前程寻找出路呢？白居易、元稹都是少年得志，元稹十五岁明经及第，二十七岁举制科，对策第一，白居易也是二十多岁进士及第。他们那些婉转动人的诗篇早已流传人口，一个是风流的元才子，一个为才高的白学士，因而他们用不着再炫博逞才地以奇惊人，作诗大可以坦然地“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了[68]。盛唐文人仕进之路多门，许多人根本不进举场受罪，通过漫游和隐逸这些“终南捷径”，让当权者来征辟所谓“在野遗贤”，可到了中唐“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矣”[69]，大家都不得不挤在科举这道窄门内，通过考试来冲破云雾见青天。当时从民间到朝廷都尚怪，韩愈在《谁氏子》中说“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70]，吏部由于“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71]。为了迎合世俗及考官的味口，韩愈有意在诗文中“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之于耳也”[72]。写诗的深处存在着一种非诗的动机，孟郊对此从来就不遮遮掩掩：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叹命》
他的诗歌结体古奥，打破诗句的常格和开拓诗的新境，在结构和遣词上别出心裁，有个人审美趣味的原因，也有世俗的功利目的，况且审美趣味的形成也与时尚有关。由此可知，他诗思的痛苦是与入仕不得的痛苦连在一起的。
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世俗的荣华富贵，他的一生没有尝到“文字利”（见前），反而因此“文字穷”，难怪他要大发牢骚了：“恶诗皆得官，好诗抱空山。抱山冷兢兢，终日悲颜颜。”（《懊恼》）由于诗歌没有使他达到现实的目的，他就把怨气发泄在诗歌创作上：“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相悲与相笑，累累其奈何”（《哭刘言史》），“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愤激之余他还发誓洗手不再写诗了：“终当罢文字，别著逍遥篇。”（《偷诗》）
不过，他不可能不写诗。他对诗歌发牢骚泄怨气，可他的这些牢骚和怨气仍然要用诗来发泄，离开了诗他一无所有。他没有元稹的高官，没有白居易和韩愈的显位，没有高车大马，老来丧尽子息，甚至没有一点天伦之乐；他饱尝了人间的饥寒，受够了权贵的白眼。年过花甲的孟郊痛心地认识到：
至亲唯有诗，抱心死有归。
——《吊卢殷十首》之三
于是，他将全部身心都用在写诗上，“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自惜》）。越到老来诗越是成了他精神的唯一寄托，他的痛苦、他的愤怒、他的不幸都通过诗倾吐出来。“倚诗为活计”（见前），苦吟成了他存在的方式，儿子死了后诗成了他最亲的伴侣：
无子抄文字，老吟多飘零。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斗蚁甚微细，病闻亦清冷。小大不自识，自然天性灵。
——《老恨》
上面我们指出过孟郊精神生活的这一矛盾：希望得到上层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可又对这一社会极度厌恶。他写诗的动机也存在着相应的矛盾倾向：既想用诗来干世，同时又以诗来避世。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说他“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73]由于专心于苦吟诗篇，不屑于世俗名利的追逐，当别人在蝇营狗苟的时候，他却在诗国中流连忘返、从容自得，让世俗的名利都给别人拿去吧，我有诗就足够了。老来看清了诗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后，他多少有点自负地说：
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
——《出东门》
在痛苦而又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诗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伴侣，是他生命唯一的温暖和力量，尽管他有时对诗大发牢骚，但最终还是通过诗而肯定自己，也是通过诗而实现自身的。苦吟对他虽是一种精神的磨难，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安慰；他没能用诗获得世俗的利禄，却在诗国里享有千古令名；他没能在政坛上呼朋结党，却在诗坛上开宗立派。这是幸呢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