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连接的目的
一、连接旨在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
确定大前提是找法的过程，即发现法律的过程。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从案件事实出发，寻找所可能涉及的裁判规则，不应有任何的遗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找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寻找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则。而一旦寻找到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后，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涵摄，即完成了第三个阶段的任务。涵摄意味着在具体事实与抽象概念之间发现一种（部分的）同一性。
但是，就一个特定案件而言，在连接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则？在这方面，德沃金曾经和哈特就法律问题是否存在唯一正解展开过争论。德沃金认为，在案件审理中存在着唯一正解。“若有人主张没有惟一正解，则依道德上的要求来看，这种主张在道德上及法律上都应极不具说服力。”[1]他认为，即便是在疑难案件中，也存在着唯一正解，法官总能对法律的适用提供最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德沃金认为，所谓法律的完满，意指法律内含了任何案件包括疑难案件的最佳解决方案。[1]在其《法律帝国》等著作中，德沃金强调法律解释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法官在判决中应当尽力追求的、并且在完满的法规范内容实际上也可获得的结果。[2]在他看来，法官应受原则的拘束，法律原则总是能够提供道德论据，证明某一道德立论比另一个更正确。[3]但是，哈特认为，法官在适用法律中，不仅要执行现有法律，还要创造法律，在这一过程中，很难有唯一正解。[4]针对德沃金的意见，美国法学家波斯纳也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如果在“原则”的牌号下，法律的界定包括了法官用以判决棘手案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规范，那么，在像美国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就很难区分有时甚至无法区分什么是依法定案、什么是依照道德或政治偏好定案。法律被界定得越宽，“法治”就变得越不确定，而不是更确定。[5]波斯纳认为，在疑难案件中，不存在着非对即错的正确答案，而只是存在从实用主义角度上说“妥当”的答案。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观点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价值多元的世界上，可接受性最高的结论往往就是所谓的“唯一正确答案”。
应当承认，法学不像数学那样，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唯一正解，而是有可能存在数个可供适用的规范。在找法的过程中，当找到复数规范，即存在数个可供适用的规范，有学者将其原因概括为“裁判形成过程中的变动性因素（如对案件材料的不同加工、对法律制度的不同理解、法官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不同的法感情等）”[6]。笔者认为，形成复数解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于文本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如科因（Coing）认为，人类所有精神活动的成果，都必须透过语言而产生、存续，透过语言的媒介，思维与理解，方有其存在的基础，一切法律规范都必须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7]语言是表达法律的工具，法律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8]但是，语言本身固有的模糊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尤其是生活语言转化为法律语言的困难，都使得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准确表达立法者的意图。而且，社会生活不断发展，也使得法律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与社会生活发生一定的脱节。语言的局限性决定了文义解释的结论可能并不确定和唯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多样性和局限性。每一种法律解释方法都是独特的，但解释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有一定的顺序，但是这种顺序并非固定的、强制性的，解释者仍然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每个解释者可能会青睐不同的方法，而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解释结论可能并不一致。此外，法律解释中还存在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对不同价值的取舍。在法律解释时进行价值判断，主要是指依照法律的目的（法律总是意欲实现某种目的的）、冲突利益的衡量、社会效果的预测、正义的要求等指导对法律文字的理解，而不是仅根据文字的语义来解释。[9]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多元的现象，也会直接导致多元化的规则选择，最终产生复数解释。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许多现象并不是立法者所能预见的，立法者并未在立法时给出准确的价值选择依据，而法官在进行裁量时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解释。
由此可见，出现复数解释，是法律解释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出现复数解释时，就有是否存在德沃金所说的“唯一正解”问题。古人云：“法无二解”。其含义在于，法律解释只能有唯一的结论。我国所说的“唯一正解”，其目的就在于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在法律适用中，之所以需要寻求最妥当的裁判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是实现法的安定性的需要。法的安定性要求法官不能“操两可之说”，或者认为法律适用像拉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伸可缩。相反，法律的施行，必须具有充分的可预期性，应当避免随意裁判带来的不确定性，否则，将使当事人无所适从。法的安定性要求类似案件类似处理。正确执法要求法律解释只能是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用一个确定的解释结论进行裁判。法是共同生活的秩序，不能任由个人见解的不同各行其是，法律的安定性是法律不可缺少的要素。[10]为此，在法官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即便存在复数解释，也要尽量在其中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里的最密切联系规则的确定，就意味着可以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最充分地实现立法者的意旨。
第二，这是法律权威性的要求。当事人之所以将争议诉至法院，因为他们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地作出裁判。如果承认法律解释最终结果的复数性，则同样的法条可以有多种不同理解和适用，尤其是可能出现不同法院对同类案件作出不同的判决，容易使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受到质疑。当事人会认为，法官“操两可之说”，从而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怀疑。所以，“无论在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官都在寻求法律的唯一判决，作为寻求法律判决唯一的方法，该种行为没有被称为科学而是被认为一种艺术”[11]。
第三，这是实现法律统一性的需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是法制统一性的重要内容，不同地域、不同审级的法院，其对特定法律的解释应当趋于统一。法官通过寻求最妥当的法律解释结论，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裁判，可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同样的争议能够得到同样良好的处理。齐佩利乌斯（Zippelius）认为，相同案件相同处理的原则可以说是法律解释学的灵魂。而进行类型比较，就是要掌握被比较案型间的相同特征与不同特征，从而衡量是否应当作相同或不同的处理。[12]掌握寻找最密切联系规则的要求，也就是要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应当承认，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并不是说在任何案件中，都只有唯一正确的裁判规则。必须承认，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在某些特殊的疑难案件，尤其是立法者未曾充分预料到的新类型案件中，确实存在根据不同价值考量而可得出不同裁判结论的情况，但这与大量的常规案件相比，毕竟是少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不同价值之间经历了妥协与比较后，即便是这些疑难案件，也会慢慢达成共识，产生并固定下来最密切联系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作为连接的目的，是法官必须要尽力完成的任务。
当然，我们所说的最密切联系规则，是指通过该规则的适用，能够实现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法律意旨，产生大多数人可接受的法律效果。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的背景之下，不同的主体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不可通约性”，很难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只能依靠多数人的可接受性来确定其妥当性。还要看到，科学认识方法的特点就在于，追求真理的客观性。科学不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真理只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科学客观性必然导致每门科学的探究都具有相对性，科学的精神不是发现无法反驳的真理，而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理，进一步接近真理。所以，就连接过程而言，尽管我们要寻找最密切联系的规则，但这样的规则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即在某个特定时期、某种语境下，该规则是具有最密切联系性的，而在另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则很可能未必再具有最密切联系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解释中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原来认为的妥当的价值判断，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可能并不妥当。正如列贝尔所说的“解释的所有原则都有效地适用于阐释”，“解释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因此也许还存在更好的解释”[13]。连接并非要寻求绝对无误的解释，它也是在不断探索最合理的裁判结论。
总之，通过连接寻找到的规则越具有密切联系性，越能够体现严格执法的含义。因此，在进行法律推理时，首先要判断密切联系性，选择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连接，最终依法得出公正的裁判结论。
注释
［1］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70~79、201~214页。
［2］参见林来梵、王晖：《法律上的“唯一正解”——从德沃金的学说谈起》，载《学术月刊》，2004（10）。
［3］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186页。
［4］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68页。
［5］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28~29页。
［6］陈增宝等：《裁判的形成——法官断案的心理机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第186~197页。
［7］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吴越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第72页。
［8］See E，Kellaway，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Contracts and Wills，Durban：Butterworths，1995，p.16.
［9］参见陈靖宇：《论现代法律解释的基本理念》，载褚红军主编：《历史与变革：无锡法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萃》，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第463页。
［10］参见林文雄：《赖特布鲁的自然法论》，载《法实证主义》，增订3版，第19~20页。
［11］Geoffrey Samuel，Epistemology and Method in Law-Applied Legal Philosophy，Dartmouth Pub Co，2003，p.115.
［12］Zippelius，Der Typenvergleich als Instrument der Gesetzesauslegung，in：Jahrbuch für Rechtssoziologie und Rechtstheorie，Bd.2，1972，S.482 ff.
［13］转引自徐振东：《宪法解释的哲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