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福州茶的贸易
根据1842年所缔结的《南京条约》，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上海迅速地繁荣而成为中国的重要商港，福州于1844年开放通商以后，九年间没有合法贸易，外国商船仅因鸦片走私贸易而停泊在此；直至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始由此港输出茶(当初英国之所以坚持开港的目的)注56，此后福州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尤其是1860年代至1870年代中期，因为“内地收购”的盛行，形成福建茶的黄金时代，“茶叶日盛，洋行采买，辏集福州”注57，洋行掌握茶贸易的主权，在茶的生产构造上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在贸易构造上，积极经营运输业，企图独占茶贸易的利益；换言之，他们控制中国茶(以福建茶为中心)的生产和贸易过程，更加强了中国的次殖民地经济化之色彩。反之，中国政府方面，则汲汲于茶税的征收，认为“惟思抚夷之费，取夷之柄，莫如于……举行茶税”注58，因而加重了茶叶成本的负担。使在1880年代，当英国所支配的世界市场茶价低落时，中国方面的茶商损失不少。
1.福州的茶贸易
(1)1853年以前福州贸易之寂寥
福州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经过一番折冲，英国领事李太郭(G.Tradescant Lay)始得进城，定居于城内南门乌石山积翠寺前的“江城如画楼”注59，这固然是因为英国领事的坚决要求，并且当时闽浙总督刘韵珂等认为“其城乃城中之山林，寺屋建于高阜，山上毗连城垣，居民互相隔绝，并无华夷杂处之嫌”注60；而其他各国商民则均在南台中洲等处租赁民房居住。注61福州绅民李有年等激怒，归咎于当事者处理不善注62，而藩司徐继畬(1795—1873)等亦认为“该夷之索要马头，无非欲广销货物，若能劝谕居民铺户不与交易，则该夷无利可牟，自必无所贪恋，弃之而去”注63。于是密饬署福防同知裕禄和保泰两人邀集绅耆，嘱令密约居民商户，公立议单，不与英人相通，广泛地展开“罢买”(boycott)运动。⑤但是“福州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与广东情形迥不相埒”注64，竟未奏效。
另一方面，福州的地理形势也限制了商业运输，因为“福州港道口门最狭，沙浅复多，各国小船虽往来无碍，而大船易于搁浅”注65，所以英国货船到此，都在港口外熨斗洋面停泊，用船拨货进口，极为不便。⑧故在开港后九个月期间，英国来船极少，即偶来一二只，亦因民间无人与之交易，旋即他往。注66开港三年中，只有外国商船七只停泊，其中三只为英国国籍。注67而当时外国船只来此的唯一目的乃是从事走私鸦片，交易额年约二百万元注68；或作缉捕海盗船舶的武装护卫。注69故福州虽经正式开放，实际贸易甚少。因此英国当时竟有意以温州来代替福州注70；道光三十年(1850)又有以福州换易台湾之议注71，这是当初英国坚持开放福州时所意料不及的。徐继畬所谓的“缘福州一口，英人本视为鸡肋，特因强求而得，不得无端拋弃……早已逆料其不肯株守”注72，正可说明其时的英国态度。
再者，早在1845年，中国茶商已愿意以西方输入品为茶代价的一部分，但当地人厌恶改变其习俗，以致影响茶贸易；而且沿海的海盗也阻碍了福州贸易；更重要的是外国资本的洋行犹豫着是否在广东和上海以外的港口建立分行注73，因此当时不但停泊的船只少，并且茶叶仅为外国货船驶回本国时的货物之一，没有专门装载茶的船。注74
(2)茶贸易之兴盛
福州商务的否极泰来是在1853年。因其时太平军兴起，“粤贼扰两楚，金陵道梗，崇安茶商停贩”注75，无法运茶到广东或上海，故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派遣中国买办携带巨资到距福州250里(miles)的武夷茶区去采购茶叶，并将之装船，顺闽江而下，直达福州，获得空前的成功。因此其他洋行起而仿效，福州开始成为茶贸易的中心，茶贸易安定而迅速地增加，且运输茶的船只(tea clipper)亦以此为起点，展开横渡印度洋的航行竞争。注76
福州之所以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是因为茶叶在此地比其他贸易港，能较早准备妥当以便装运注77，而武夷的功夫茶在英国最受欢迎，且自武夷茶区至福州的费用比福建运茶到上海的费用为轻。注78并据摩士(H.B.Morse)表示，甚至在扬子江开放以后，安徽南部的绿茶仍由福州输出(从福州输出的茶包括安徽、江西和福建的茶)。注79在1853年至1854年中，输往英国的有5955000磅，往美国的为1355000磅；1854年至1855年则剧增为：往英国的是20490000磅，往美国的有5500000磅。到1857年时，福州的输出茶高达31882800磅，而占全国总输出量的34.5％(其中6000000 磅输向美国，英国的进口量为美国的3.5倍)。1860年上半期，由美籍船只所运输的茶有12160600磅，价值2749470元，英籍船只所装载之总量约倍之。1863年时，在全国总输出量的170757300磅中，福州输出了52316784磅(占30.6％)。注80英美船只在运输茶上的竞争，使福州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而各洋行的竞买，使茶的生产获利多，故如后将述，茶山日辟，米之收获减少，导致1858年竟有大量的米自福州进口，此后米成为福州的输入品之一。注81至于鸦片走私，依然如昔，因此稍可平衡茶的输出总额，但福州并无苦力船的停泊。注82
如第二节将述，“内地收购”方式在福建极为盛行，福州茶的大部分皆由买办直接到内地购买，但亦有小部分是在口岸采购。这些交易决定于预期的数量与价格，茶的品质亦为重要因素。在1850年代末期，价格的低降显示出低品质的茶被运往口岸以便输出。而因为福州茶市场的供不应求，使洋行不得不冒险从事内地交易，因此市场如能确保品质佳的茶的供应，则“内地收购”的数目应会减少注83，1860年代以后，由于需要增加，“内地收购”越来越被重视，故各大洋行不仅在口岸竞争，并且在内地产茶区亦发生竞买现象。例如1862年，因为福建“内地收购”的竞争现象非常严重，而欧洲市场的价格又非常低落，因此琼记公司(Augustine,Heard & Co.)决定放弃内地竞争，只在通商港口的茶市场购买注84，这一方面固然亦由于“内地收购”之危险性大，万一有所损失，又无法得到赔偿。注85在这之前，琼记曾于1860年派唐隆茂携带250000元(墨西哥银元)从福州深入武夷山区去交易，以半箱(half-chest，有关箱的重量，参见67页注释①)5至6元的价格购买了50000半箱。此时正当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扩张其势力，英法联军二度挥兵北上，因此通往上海的路途被阻，故顺闽江而下，运到福州出口。注86佛暾(R.Fortune)曾表示，福州之兴起是太平天国所导致的“好结果”。注87
(3)品质影响茶贸易-英美洋行的合作
当时，购茶的重要常识之一是产量的估计，这是由数家洋行根据往年的输出量而统计的，例如琼记公司曾与洋泰洋行(Birley,Washington & Co.)、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 & Co.)合作，而旗昌洋行则拒绝合作。注88另一个重要知识是茶品质的确定，因为中国与英国的标准不一，故雷氏洋行(Rathbones & Co.)为了建立各贸易港之茶品质的标准化，在1860年代与洋泰洋行及其在广东、香港、福州、厦门和汉口的分行联合，时常交换茶之样品，以期建立有一定评价的样品制度和决定品质的方法。注89
福州在“内地收购”盛行之后，茶贸易之数量与年俱增，直至1870年代晚期，均居中国输出茶的第一位，也居中国政府收入最多的贸易市场之首位。例如1861年居总输出量的46.2％，1865年占有42.9％，1871年则占总量之38％，1875年为39.6％，直至1880年，仍居总输出量之38.2％。注90
在1865年以降，茶品质已开始降低，这是因为茶叶的高价，使茶庄急于脱手，乃至于筛分不仔细或包装时混以茶末以增加重量，故虽然茶叶本身的品种良好，但由于再制过程的粗略，所以当运送至英国时，因品质降低而遭受批评。注91在1870年代初期，因为英国商人将廉价的福州茶和印度茶相混合而成为适当的浓度，价格不差，所得之利比不混合他种茶的纯粹中国佳茶还大，所以对于福州普通茶的需要似乎可以继续存在，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中国茶商未谋求品质改良，又因制造时不精心，使许多茶叶破碎，产生不少茶末，因此丧失茶叶本来的香味；而且烘焙工夫不足，又混合各种品质不一的茶，更使其原有的特殊芬芳消失殆尽，于是茶叶在被运到市场之前，茶商乃加些临时的香味，这些“速成”的芳馨并不能持久，运输至外国市场时，更受批评，再加上国际上竞争者的出现，故茶价更形下落。所以，自1860年代初期因为茶的输出贸易而繁荣的福州港在1876年以后逐渐消逝其往昔盛况，交易双方的运输者亦不再寄以期待。注92
(4)外国资本影响福州市场
如第二节将述，福州茶生产的资本依赖外国资本，往往洋行融资给钱庄，钱庄贷款给茶栈，茶栈为了及时获得茶，预先支付茶款给茶庄，使其转借山户；在洋行派遣买办从事内地收购时，则贷款给茶庄，再转贷山户。在贸易金融上，福建茶的主要顾客是英国，因此英国的金融状况影响福建的茶市场，例如1857年，英国商业危机引起制造市场不景气。并且由于数家银行宣告倒闭，贸易公司被认为没有信用，故减缩了1858年至1859年交易时所必须使用的汇票，因此那季的茶输出亦减少。再如，1866年6月10日，由于一家英国银行破产和伦敦信用状况不稳，这年福建茶后期的交易和前期的交易差距不少，而汇兑率在最后三个月中降至极低，造成茶栈存货的大损失，可能高达2500000两。注93又如1875年6月，来自英国的电报表示有四家与中国往来密切的公司已停止支付，其他公司将采取同一步骤，因此使得福建的茶交易中止，为茶栈带来极大的损失，后来不得不降低价格，英国乃再购买，船只才开始运输。注94
即使在海上运输方面，亦为外国资本所支配。1850年代后期至1860年代后期，由茶快速船(tea clippers)担负运输工作，福州成为茶贸易中心后，大都以此港为起点，满载茶叶回国。经营者皆为外国资本，而在1860年代初期，由于英美两国的竞争，英国在华洋行乃成立联合账目制度(“joint account” system)联合运输茶叶，以对抗美国资本的琼记公司和旗昌洋行；后者因此放弃当初设行的主要原则-抽取佣金事业(commission business)的基本原则，而加强其协同企业。注95这种茶快速船的竞争现象在1866年至1867年达到高潮，然而对于英国而言，是有害无益的，为了早日将茶叶装上船，故竞相购买，造成在中国的高价出售(例如1867年福州之茶每担高涨3两)和伦敦市场上一时的存货滞销的情况，因此伦敦商人只得廉价出售；得利的是中国方面的茶栈和茶庄等茶的制造者，他们获得以往所梦想不到的高价，而欧洲消费者亦能享有廉价茶的供应注96，由此可以想象往昔外国茶商获利之大，即使连续不断的亏损，茶贸易仍进行着，交易之数目也不断地增加。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大型轮船逐渐取代快速船，因海路缩短，福州和伦敦之间航行所需时日自120日减少为50至60日，并且危险性降低，而洋行的联合运输使许多载茶的轮船能同时抵达伦敦。注97
再者，1871年海底电线敷设后，上海、香港能立刻与英国取得联络，而促使中国茶商和茶栈更能确实地预测茶的交易情况。注98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洋行因为自己拥有轮船，并且电报设施发达，故能于接到订单后立即采购，从而影响了中国茶市场的价格。注99且伦敦方面的汇票亦可以利用电信通讯来兑换注100，更增强了洋行在茶贸易上的影响力。
如后面将述，大洋行利用预付制度来控制茶栈与茶庄；而银行成立后，在福州，小洋行或洋商也得到汇丰和渣打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 China)分行的约为30％的预先支付之茶款(利息7分至7分5厘)，他们再贷款给茶栈(利息7至8分)，茶栈再以一成8分的高利贷给茶庄，而输出时又一定由洋行经手注101，因此外国资本操纵了福州茶贸易的主权。
总之，福州茶贸易受英国的影响极深，在1870年代中，输出量除了1873年以外，均达85000000至90000000磅，而价格却在1870年代后半已开始显著的下跌，这固然是由于中国茶制造者不求改良品质，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向为收买者的英国洋行变为茶的总经销者而引进逐渐扩展的印度、锡兰茶到他们所操纵的世界市场上，这种以中国茶为中心的国际竞争，造成英国市场上供过于求的现象，因此茶价下跌极速。故在1880年至1881年时，中国输出茶达于巅峰，福州茶的输出虽然仍占全国的30％以上，但此时英国的需要已减少，所以中国茶的总输出量亦随之减少；另因俄国对砖茶的需要增加，湖南茶的重要性逐渐凌驾福建茶。再者，茶贸易为福州最主要的输出贸易，因此福州贸易有似昙花一现，随着英国需要的转移而凋落。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福建茶鼎盛时期固然汲汲于茶税的征收，即使在其日步下坡时，仍毫无对策，依然苛征重税。
2.茶税
(1)沿革与内容
在中国，茶税的征收始于8世纪末(唐德宗建中年间)，与盐税同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到了宋代，为了筹备防卫辽、金、西夏之军费，在当时茶的生产地即现今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各省实施茶的专卖，谓之榷茶；在广东、广西、陕西、四川各省则为自由贩卖，但不许贩至其他地区，四川的茶后来为了与西蕃交换马而实施专卖。北宋初期，湖北、安徽、河南等地产茶的园户，经政府贷款以经营茶山，园户为国家隶农；其他地区，则政府征收茶税，剩余之茶全部卖给政府，政府于交通要地设立榷货务，商人以钱或金帛缴纳给京师或地方之榷货务以换取茶交引，以此茶交引在生产地的榷货务或茶山领取茶叶。换言之，政府支配了茶的生产与流通。后来，渐渐允许园户与茶商直接交易，即由茶商缴纳消费税以领取茶引，再向有登录的园户买茶以贩卖，并设关卡以检查茶引之有无。注102元、明、清皆沿用此法，唯取消了对于园户之取缔。茶引也表示茶的重量，在清朝，一引为百斤。这种仅征收茶税的情形并非专卖。注103
至于福建，“向不领引，并无征收茶课，惟崇安之武夷山产茶，听商贩运于经过关口，照则例纳税，多寡不一，汇入商税项下奏销”注104。而所征之税，大致可分为四种注105：
①起运税：由产茶地方官按百斤征银1钱，火耗银3分5厘，正耗补水银均1分，共银1钱4分8厘5毫，发给执照。
再者，向来征收茶税时计重不计价，无论茶之优劣，皆以百斤为准则，而科以一律之税额。唯对于劣茶则定折扣宽减之例。例如茶头为六折，碎茶为五折，茶片为三六折，茶末茶梗茶子茶粉为二四折。装茶之箱，咸丰年间，定为装净茶60斤，而只作55斤核收，同治四年(1865)因加抽军饷税，又减5斤，只作50斤核收。
②运销税：咸丰五年(1855)以前，称为落地税，即由竹崎关(在侯官县，距福州60里)经过者，验照后，箱茶百斤收制钱18文，袋茶百斤收制钱23文；由北岭关(在闽县，距福州20余里)经过者，验照后，无论何种茶，每百斤概收制钱29文。咸丰五年以后，税额更改，于扼要之处设关卡注106，每百斤征运销税6钱，每钱加收火耗银1分2厘，正耗每钱均收补水银1分，共银7钱3分9厘2毫。
③厘金：于咸丰八年(1858)开始征收，每百斤为银6钱3分6厘3毫，每钱收火耗银1分，正耗每钱收补水银1分，共银7钱7分。
④军饷捐：在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四年(1865)，闽省筹办防剿，先后奏定，每百斤共征军饷银6钱9分8厘，以后逐年照征，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为茶业衰落，故减军饷税银4钱被补水银4分。
总计政府所征之税，每百斤为银1两9钱8厘5毫，而于贩运必经之要道设局卡以检验征收之，有分局14，分卡21，总共有35处，而以税厘局总其成(设于同治四年，1865)。茶税征收之时期与茶叶之运销有关，大概2月开始，以3、4、5月为旺季，6、7月次之，10月为极淡之月，而各局卡于11月1日关闭，以后纵使有零星茶贩，均由附近厘局照章收税，归入厘金报解。
(2)征收之方法
可分为三种：
①报票：茶商一时难筹巨金时，以此票抵完纳现银。每届茶市将起，各茶商另请殷实号店连环保结，赴财政局请领报票。起运后，经过首卡时，报明茶之重量和应缴纳之税银，俱载票内，报票系两联，一联为分卡存根，一联为茶商执据。分卡之存根按旬缴财政局，茶商之报据至经过次卡时，验明符合，即将此联交次卡委员，亦由该员按旬缴财政局，财政局于4、5月时按期派员赴各行栈收银，如有延欠，由连保摊赔。
②茶照：为三联，系已完税厘之据，当茶商交报票于次卡时，由该卡将票载各数另填照内，截一联为分卡存根，亦按旬解财政局，余二联换给该商，一为缴查，一为执据；俟再过次卡验明，由是卡将缴查截下，汇缴财政局，其执据为再过前途各卡查验之用。
③分单：因为茶照所载均系总数，故又按每百斤另给分单，亦系三联，一为存查，一为执据，一为缴查，大致与茶照相同。
至于支付之法，向以二九二库平足银为准，大宗茶庄或茶栈均用报票，故各局卡并无收受现银之事，因此平色一律，纵有零星小贩，全年征收不过百两上下，所收银元照标载重量补水银1分，小洋则各地市价不同，铜元则照常用七五核算及折合纹银，亦随地异价。福建省局卡35处，委员专办者17处，由地方官征收者一处，其余17处均由厘金委员兼办。委员专办者下设司巡书役等，茶商有时串通司巡以漏税(以多报少)，或者“茶商多有散赴别县置买，绕道(耳目不及之地)出贩”注107。
福建省之茶叶优劣不一，概以重量计，每百斤科以1两9钱8厘5毫之税，实在有失公允。再者，福建茶一入他省，所经过关卡仍照他省税章完税，是一茶而二税矣。至于输出国外者，既在本省纳税，必再报税，海关方准运售海外。
(3)关税
海关之税，可分为二：
①海关正税：1844年以后，福州正式开放通商，闽海关亦征收茶税注108，但最初十多年，并未按照所规定之标准：
福州自设关以来，征收茶税，每担一两五钱，或一两，或不及一两，较上海之每担按照税则征银二两五钱者，大有区别。注109
因此两江总督怡良上奏，请旨饬下福州将军、闽浙总督，严查偷漏短税，责令按照税则，划一征收。所征税额为每百斤2两5钱。而同治八年(1869)，与英国商议修改条约时，曾一致拟改为5两，但以英国反对而作罢。注110
②子口税：咸丰八年(1858)之《天津条约》规定子口税，税额为正之半，即1两2钱5分：
通商各港口，在货物流通之总路，应设关卡，土货抵卡，即留在卡内，俟完清子口税，即该卡一面应发过卡准照，一面放行。后有商人欲将该货下船出口，即应将过卡准照呈交海关，海关令其完交出口正税；傥有商人欲将货下船而无过卡准照者，应由海关令其补还子口税后方准缴纳正税下船出口。注111
因为以重量为计算之法，所以过秤之办法亦非规制不可：
即若茶叶一项，傥海关人役与英商意见不同，即于每百箱内，听关役拣出若干箱，英商亦拣出若干箱，先以一箱连皮过秤，得若干斤，再秤其皮得若干斤，除皮算之，即可得每箱实在斤数。注112
如前所述，在福建，“内地收购”盛行，洋行派遣买办深入产茶地区去采购茶叶，但是在茶叶被运抵福州之前，并不被视为输出之商品，故负责运输的茶庄得支付所有的内地税。注113再者，自武夷地区到福州的通过税比江西的产茶区到九江者之税额为重注114，这是因为各省规定不一；例如福建茶的竞争者湖南茶的情形是：
湖南自咸丰六年办理茶捐，洋庄红茶，除山户厘金外，经茶商采做成箱者，每箱收银六钱；咸丰十一年，添设东征厘局，加收三钱。……若复添设落地税名目，于商民俱有不便，且大箱征银一两四钱，二五箱征银七钱。注115
但事实上落地税之征收对象是茶庄，“事在商贩未经交易之先，既与关税无关，亦与卡厘无系”注116。
(4)茶税之重与其弊害
因为茶为福建的唯一大宗输出货物，所以闽海关和各地局卡自此所获得之金额不少，例如弹压太平军而设的厘金自不待言。同治六年(1867)，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捻军时，由胡光NFDB4贷兵饷于上海洋商，亦由关税项下拨还，当时贷军饷120万两，各海关分摊偿还；闽海关24万两，粤海关24万两，浙海关42万两，江汉关12万两，江海关18万两。注117同治中兴时期，于马尾设船政局制造轮船，亦由闽省茶税项下拨款：
查本年(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间，闽浙督臣李鹤年等奏闽省轮船，经费不敷，请按月添拨等因，业经臣衙门会同户部奏准，除原有经费外，自同治十二年正月起，由闽省茶税项下按月提拨银二万两在案。此后经费，当可无虞支绌。注118
后来船政渐著成效，要奖励有功人员时，亦从茶税项下拨款：
户部查此项加奖监督洋员匠(日意格等人)并回费等项，共需银十五万两，既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与保约合同原议数目相符，自应赶紧照数筹拨，俾得及时遣散，拟于闽海关福厦二口，及内地征收起运运销两项茶税，并茶叶加捐军饷项下，提拨银十五万两。相应请旨饬下福州将军、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即在臣部请拨款内，如数筹拨，解交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按原议数目，分别给拨。注119
由此可知，清朝政府把茶税视为所谓“富国强兵”的中兴政策的手段之一，丝毫不顾及山户与茶商立场；且于税厘、税捐之外，复有其他名目的杂捐，例如延平府局另有七款验费，为各局卡所无者注120：
一验照费：由该局完税换照时，每照一张收制钱五百文。
二验箱费：每大箱收制钱四十文，小箱递减。
三验票费：每报费一张收制钱二百文。
四找单费：每分单一张收制钱二百四十文。
五验船费：每茶船一张收制钱一百六十文。
六小验费：每大箱收制钱十文，小箱递减。
七补底费：每钱一千收制钱八文。
以上七款均按月连同正项解缴财政局。
其次，乡绅也与政府合作，一有事，则倡导抽茶捐以为经费，例如光绪八年(1882)，福州士绅禀准抽收善举经费，每茶百斤抽银3分。注121
总之，福建以茶叶为输出之大宗，当武夷红茶大量输出时，当权者并不鼓励茶农和茶庄讲求种植和焙制技术的改良，只是一味以征收茶税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之支配手段，茶贸易鼎盛时，曾征银93万余两(光绪十二年，1886)注122；因为茶税正项与海关税之外，又附加不少名目，以致成本过重。当福州茶市场开始时，洋商必多方抑勒以杀价，于是茶庄和茶栈时有折本之虞，亏折之后，复思取偿，翌年乃群相低减毛茶之价，放大秤法以欺压山户，阻碍了直接生产者“民富”发展的可能性；并且在内地，中国的大茶商与局卡勾结舞弊；在贸易港，洋行包揽报税；而外国人税务司制度扩大之后，闽海关于咸丰十年(1860)根据《天津条约》的附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规定而改组注123，关税更不能自主。虽有拨款援助“洋务运动”时所创办的马尾船政局之举，但终属杯水车薪。因为外国资本始终控制着茶的生产与运销过程，关税收入的40％为战争的赔偿金，茶税之收入亦因英国之需求而不定；并且在输出税额上，占中国输出品第一位的茶在英美两国的输入品之中，并没有显著的地位(第十位以下)注124，换言之，中国茶对英美市场的依赖性极大。当1880年代以后，印度茶与日本茶渐渐取代中国茶在英美市场之地位时，世界茶价低落；而中国茶税之苛重如前，所以成本之重往往令经营输出的外国洋行亏折，乃至于停止投资茶业，影响了中国茶的贸易(以福建茶为主)。注125
3.茶产地至通商港的径路
福建红茶种类虽多，但世界驰名的武夷红茶，主要产于崇安县之武夷山麓，集散于此山麓的星村和距外城15里的赤石街。每当茶季时，本地的茶庄或福州茶栈所派来的茶商在此设立临时采买所，收购毛茶，加以分类，烘焙、调和和包装后，再运至各通商港口。星村原为一寒村，因为茶叶的关系而拥有大茶庄及制茶手工工场，乃至于进行大规模的交易。在《支那省别全志》第14册福建省中，所列举的星村之主要茶庄有永丰福、福茂新、同泰荣、华记和炳记等，年产额多者至1500箱，平均500至800箱。制茶工人有700至800人；而赤石街的茶庄中，最大的是美盛、文园、协盛和森泰等，年产额多者约4000 箱。注126
这些包装妥当的茶运送至贸易港口的径路，约有三种：
(1)1853年以前大都运往广州，尤其是广东十三行时代，广州为唯一的合法贸易港口，故偶或有运往福州者，也由于行商欲独占外国贸易而被禁止。注127
在星村，将包装好的茶置于木筏上(载12箱)，运送至崇安，再借苦力搬运，攀越福建与江西界的武夷山而抵江西铅山。其山道宽约六尺，上铺小方块之花岗岩，苦力每次担运一两箱，平均约需八日才能到达目的地。从铅山装载在小船上(载22箱)运至河口，自河口换载载重量约200箱的船顺上饶江而下，出鄱阳湖，再溯赣江而上，经十八滩之湍急地带而到达赣州。在赣州以载重量约60箱的船运送至南安，然后苦力扛负之，穿过梅岭抵达南雄注128，又用船载到韶州，再换大船(载重量为500至600箱)顺北江而下，经过珠江到达广州，其间，赣州和韶州有常关征收通过税。注129星村和广东之间，距离2885华里(又有说750里或800里)注130，通常需时50至60日，其费用则百斤为3两6钱5分；此外，赣州和韶州之常关税和广州海关之贿赂为二钱七分，故自星村运送茶至广州总共100斤需要3两9钱2分。
此一路线在缔结《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即渐渐失其利用价值。这与广州的衰退和上海的兴起有关。当时约数十万苦力唯恐失业，乃吁请仍使货物通过此道注131，可见当时此一输送要道之繁荣与赖此维生的劳动阶级之众多。
图2—2 用船装载茶(在星村)
资料来源：Thomas Allom ＆ The Rev.G.N.Wright,China:The Scenery,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 of that Ancient Empire(London:Fisher,Son,1843),Vol.IV.
(2)五口通商(1842—1844)之后，武夷红茶逐渐被运往上海以便输出，就是从河口向东北行，经水路至玉山(江西省境内)，再由苦力搬运至常山(浙江省境内，位于钱塘江上游)，顺钱塘江而下至杭州湾，经杭州到上海，福建茶由此道输向西欧，或再北运至东北和俄国市场。从崇安至上海约1860华里，费时24天，每箱费用为1740文。注132
河口为一红茶贸易中心，商人聚集于此，购买茶叶然后送到通商口岸，故此城之旅馆、茶栈林立，例如徐润就曾“合股继开福德、泉永、茂合、祥记于河口、宁州各处”注133，并有客船与茶船之来往，或东北经玉山至上海，或西往鄱阳湖和广东注134，实为当时一内地茶市镇。
在武夷山区的北坡，有不少新成立的茶庄，也有新开垦的茶园。这些茶庄的经营者以本地和广东人为最多，他们从所有的小镇、乡村和庙宇分别购买少量的毛茶，将之再制、调和后，包装成箱，然后负责搬运至通商口岸。注135福建和上海间的运送路线开辟，使崇安愈加繁荣：
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注136
由于太平军的阻碍，福建至广州或上海的道路不通，因此外国资本在该港得不到足够的茶之供应，故另谋新途，乃有旗昌洋行自崇安至福州运茶之“创举”。
(3)自星村以载重量50箱的船运输茶至武夷河口(需一日之行程)，约经由4至8日到达福州，所需费用每担仅4钱3分，较第一路线少3两4钱9分。故早在19世纪初期，英东印度公司已注意及此，因为自福州换乘戎克(junk)。到达唯一合法贸易港-广州，所以在1811年至1812年，努力开拓这新路线，1813年以后由此道运往广州的茶激增，1813年有760000余斤，1816年增为6720000多斤，这似乎助长了茶的不法输出，并侵犯了行商的外国贸易独占权，因此行商乃呈请两广总督，奏准，自1817年起禁止由福州运茶到广州。注137；再者，倘若禁止经由新路线，则可以确保内地常关税的收入注138，并且能提供职业给输送路线上的苦力。
鸦片战争以后，为了降低茶价，英国乃力争福州之开港。但开港之后，福州仍然寂寥，茶被运往上海或循旧径穿越梅岭到广州。直至太平军阻碍了陆上运输后，两湖茶之来源减少，不敷外国之需，于是美国旗昌洋行乃在1853年至1854年，尝试从武夷茶区顺闽江而下，直达福州，再由福州输出茶叶之举，获得成功，故其他洋行纷起仿效，从通商口岸购茶竞争发展到“内地收购”投资，使福州在1850年代晚期起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其繁荣直至1870年代晚期。
至于福建省其他地方的茶，例如福宁府霞浦县的输出茶，本来由陆路经盐田搬运到福州。注139三都澳开港之后，先集中于三都澳，再利用小轮船输送至福州。注140而当地有所谓包船制度之存在，个人不得与船夫直接进行交涉，举凡雇佣苦力搬运、货物之运费等有关输送船的一切事宜，概由所包用之船商负责。注141此外，福建之茶亦有由厦门输出者，如龙岩州之茶。注1421869年以后，台湾茶亦开始经由厦门输出美国。
图2—3 茶叶运送路径图
资料来源：陈慈玉:《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52页。运茶路线上之川流不息，造成内地的繁荣，“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注143。反之，运往上海和广州者在1853年以后就逐渐减少，因此位于要道上的河口也衰落了。注144而武夷茶区的建阳县，因为“海禁大开，茶业兴旺，江浙侨民辏集者多”，故自咸丰十一年(1861)至光绪五年(1879)，人口增加近三倍，而民国元年时，又因茶业日衰，故侨民日绌，人口减少。注145
因此可知，茶业虽为农家副业，但由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以后，将中国置于其经济支配之下，他们对于茶业生产乃至于流通过程的投资，使内地市场乃至于贸易港活跃与繁荣；但由于过分依赖，所以当此商品不再被需要时，亦即外国资本开始转移到其他地方时，赖其投资以繁盛的内地城市与贸易港也因此衰落。
4.茶叶的海上运输
早在广东十三行时代，广州的茶贸易季节是从10月到翌年3月，船只大抵在10月乘西南季风而入港，第一船在乍起的东北季风中驶回本国。注146而8月至11月中，茶庄依据契约将茶运给行商，行商在其拣撰处从事最后的包装工作，于11月至1月中转送给东印度公司，故此茶成为入港贸易船归航时的货物，称为contract tea，而在7、8月时早已入港的船，所运载回本国的是前年度茶季残留之茶，称为winter tea。注147
福州虽于1844年开港，但直至1853年为止，一直没有合法的贸易，外国籍货船只为了鸦片走私而停泊于此。1847年，英国领事报告福州贸易时，表示没有一艘英国或他国之船只为了贸易而停泊于此，亦无一人来做商业之尝试。注148后来因为太平天国影响了上海和广州茶的供应，故美国旗昌洋行首先派遣买办深入武夷产茶区交易，并沿闽江而下，运茶至福州，由此装船驶回本国。福州因此一跃而为茶贸易中心，运输茶的船只也以此为起点，展开横渡印度洋的大竞航。注149
(1)运费的变化-轮船取代快速船
当时，英国伦敦和利物浦为世界茶市场注150，故茶大多数被运往这两处，而英美两国在茶运轮船方面的竞争，刺激福州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例如1859年上半期，有十九艘船自此运载茶至英国(15281050磅)，其中十二艘为英国籍、四艘为美国籍。注151这些船只在速度上互相竞争，因为如能最先抵达英国，则商人即可稳得高价，故在中国的洋商都尽早购买茶再装运之。1850年代，约于6月10日最先在福州装船(上海或广州迟五六周，因此福州茶业能兴盛)，到了1860年代，则有些船可以提早于5月底驶离福州。注152
因为竞争使运载量增加，福建茶之品质又无法维持一定的标准，而最先运输抵达伦敦的茶价最高，因此运输船的利益亦最大，故运输船之间彼此首先协调茶的价格(例如1867年，在福州，百斤为34两)，再决定首次出航船只的运费。在英东印度公司时代，因为英东印度公司和广东公行垄断了贸易，故运费大致一定，平均为每吨5镑，最低时为3镑，最高则达12镑。1850年代以后，因为各大洋行各自拥有运输船，他们为争取主导本国茶市场之权，乃尽可能先买到茶而运回本国，所以运费不一定(例如最先出发的东方号［Oriental］之运费为每吨2镑10先令，较他船为高)，后来因为速度与航程之竞争，冒险性增大，故运费亦提高。1860年代以后，大抵为3镑10先令至5镑10先令。注153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轮船可以来往东西洋从事运茶，于是轮船乃逐渐取代快速船，1871年时，福州停泊了不少轮船，快速船自知无法匹敌，其原因如下：
第一，快速船非减低运费不可，否则逐渐不被使用，其时运费为每吨2镑10先令至3镑，而运费减低可能不敷成本。另一方面，轮船之运费较高，在1875年，航行福州至伦敦之间者为每吨3镑10先令至4镑10先令。
第二，保险公司(洋行的协同企业之一)对于经由苏伊士运河载茶之轮船所收的保险费，比经由非洲南端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的快速船所收的保险费为低；前者之保险费，汉口为每吨3镑，上海和福州每吨为2镑10先令，至于后者，汉口每吨为5镑，上海和福州则每吨为3镑10先令。
第三，轮船虽然需在港口等候良久才能满载茶而离去，且有时并不一定装满，但因为海路缩短、速度快，故一年可载运两次。
因此1870年代以后，即很少制造快速船注154，并且有的快速船不再驶往英国而转向美国(费时不需百日)。注155
(2)外国资本之经营
除了运费和保险费之外，还须负担船舶吨税(tonnage dues in port)和曳船费(towage rates)。1864年，停泊于福州的975吨的John Temperley号之吨税为160镑，而闽江之曳船费，每吨为2先令2便士，再加上其他杂费，故千吨位的船大约需花费620至710镑。注156
因为所需资本极大，故经营者皆为外国资本的大洋行，例如怡和洋行、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新沙逊洋行(Sasson & Co.)、太平洋行(Gilman & Co.)和Adamson Bell & Co.等。注157这些洋行当初从事鸦片走私和茶贸易等而获得高额的原始积累，一度沦为专为本国产业家服务的掮客，商业利润的范围缩小，因此乃谋求对策以确保在中国市场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开拓在中国经济活动的新生面，必须以更强大的资本力来创设新企业，亦即新设保险、海运、仓库与码头等独立企业(以前仅为补助商业部门)。注158自1862年至1881年的二十年间，在上海出现了七家专营江海各线的外资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1862年创办)、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1867年创办)、北华轮船公司(North-China Steamer Co.，1868年创办)、中国航业公司(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1872年创办)、华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 Navigation Co.，1873年创办)、扬子轮船公司(Yangtze Steamer Co.，1879年创办)、印中航业公司(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1881年创办)。注159
自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开放了长江内河航行权之后，外国资本从外洋到中国沿岸，从沿岸到长江内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运输路线，湖南之茶叶，集中于汉口，利用外国商船的运输，可达上海，由此向北经由天津输往俄国，或向南经中国沿海输向西欧(例如琼记公司的Fire Dart号的大部分之货物为茶，由汉口运往上海，以便输出)。注160由于汉口与上海之间航行的利益极大，每吨所收运费高达40多两，“所收水脚即敷成本”注161，故英美资本于1874年之前，在此展开激烈的竞争。
再者，海上之运输业亦操纵外国势力，中国“官督商办”的招商局自从1872年创办以来，曾经数度试图开辟远洋航线，在1873年至1881年间先后驶往长崎、神户、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海防和伦敦等处。但是“东洋、吕宋定章多有偏护各该国之商船，而局船争衡匪易；其新加坡、槟榔屿等处乃欧洲各船来华大路，力难与抗，俱中止”(1880)。美国旧金山和檀香山等处的航行，则“因洋船竭力抗拒，乃于本年(1881)停行”。至于英国伦敦的航行，“因洋商颇存妒心，遂至无利”(1882)。故1882年时，远洋航线仅存海防一处，而这最后一条海外运输路线，在1883年时，因“值法越多事……不敢造次放船”，也宣告停航。注162因此中国茶商(包括买办)不能直接运茶往西方市场，以求销路，动辄须倚赖洋商，既无囤积居奇之权，又不能抵制国外市场之抑勒，只得受外国资本的支配了。
图2—4 为19世纪茶叶运输作出贡献的快速船图
此图为Antonio Jacobsen(1850—1921)绘于1896年。
资料来源：陈慈玉:《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59页。(3)海上运输路线的变化及其影响
在外洋上，因为越早抵达伦敦，越能获得高价，并且最先抵达者，每吨予以奖金1镑，故茶运输船(主要为快速船)自1850年代后半，以福州为起点，争相在横渡印度洋的航线上寻找最短捷之水程。最激烈的为1866年之竞载，参加者有十一艘船，由福州出发，费时99日至101日抵达英国，而通常需要120日左右。
其时，茶运输船之航线大抵如下：自福州出发，经过交趾支那沿岸(Cochin China Coast)、婆罗洲沿岸(Borneo Coast)、阿比海道(Api Passage)、加斯帕海峡(Gaspar Strait)、安佳(Anjer)而横渡印度洋抵达好望角(需时44至54日)，再航行10至14日到达圣赫勒拿(St.Helena)，然后经亚森欣岛(Ascension)(约3至4日)、跨过赤道(约3至4日)，抵达圣安东尼(San Antonio)万底角(Caoe Vende)(约7至9日)，再以1日的时间经过弗洛勒斯(Flores)，又航行13至17日而经过西不列颠岛(Western Isles)，再继续前进6日到达英吉利海峡(Channel)，然后经过圣加德琳岛(St.Catherines)到达伦敦码头(London Docks)。注163福州与安佳的距离为2800里，而福州距伦敦有14000里。因为距离远、危险多，故最佳之法是避免在西南季节风中驶离福州，第一班从福州出发的船是在强烈的西南季风吹来之前，东北季风则有利于茶运输船航向本国，因此1850年代至1860年代的快速船大多在此时满载而启帆。注164
1869年改变了上述航线。这是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船只不用再远绕好望角而缩短了海路。以前最速者犹需时99日，大致为110至120日。1870年代以后，则仅需55至60日，并且危险减少。注165此外，大型轮船的使用亦逐渐增加；在1869年时，有三艘轮船在福州装载茶4681344 磅直驶欧洲，1870年增至六艘，1871年则为十五艘，而1872年剧增为三十四艘，共载运32566779磅的茶叶。注166
使用快速船时，因为需时良久，所以外商都急于购买新季的茶，以期最先到达伦敦而能获取高利；但自从轮船的航驶和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最先到达”不再为重点。在茶快速船时代，由于运输上无限制的竞争，故有时必须以高价收购，而伦敦市场则因一时存货过多，商人只得削价出售，得利的是中国茶商与制造者，他们得到了往昔所梦想不到的高价；而欧洲顾客也能享有廉价茶之供应。注167因此当时茶价是依据上海、福州与汉口之供给量而定的；海路缩短以后，则因为轮船一年可往返两次，伦敦可以随时增添新茶，故茶价决定于伦敦市场存货之多寡与欧洲之需求量。注1681871年6月，上海、香港与欧洲的海底电线敷设，使在中国的外国商社更能够发挥其作用，因为自拥其船只，故可以在接到伦敦的订单后，立即购买茶叶而装船，以致影响茶价之涨落。注169而伦敦方面亦能确定买货、装运以及抵达之时日。注170所以，外国资本的洋行由于海路的缩短和海底电线的敷设等交通上之革命，又因其投资运输业，而能更进一步控制所有贸易过程，使茶叶的栽培者与顾客彼此隔绝。
再者，1860年代后半以后，银行的设立使茶贸易在金融方面得以顺利进展注171，1870年代以后，兼营金融业务的洋行，有退出金融活动领域者(如旗昌洋行在1860年代已放弃了原来的汇兑业务)注172；有转为银行之股东者(例如汇丰银行的股东大部分是洋行的老板)；而上述交通上的变化，缩短了贸易周转的时间，使得贸易上的金融周转，也产生了相当的变化，并且茶的输出价格的控制权也发生了变化。如前述，在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距离遥远而交通方式又比较原始的条件之下，市场上价格的季节变动，则基本上由中国市场的供需状况来决定；又由于商人的激烈竞争，大量的茶几乎同时到达英国；因此茶的出口价格，尤其是接近产茶区的福州市场的价格，很少受到伦敦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1870年代以后，由于中西航程缩短和电报交通的建立，英国“商人打出一个电报便能在六个星期以后，收到他所需要的任何订货”注173。换言之，伦敦商人不必掌握大量存货，而在有所需要时又很容易增加实际拥有的存货，故中国方面的因素，逐渐失去其作用；并且增强了外国商人在控制中国出口市场方面的地位，从而给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由于1860年代后期已开始了的外国银行和中国茶商之间的贷款关系的缘故。
总之，1870年代以前，福州茶的海上运输是依赖茶快速船，因而茶贸易基本上掌握在以大洋行为主体、以自存自销为主要方式的“王侯商人”(prince merchant)手中。1870年代以后，轮船公司代替帆船而成为独立的企业；另一方面，银行逐渐取代了大洋行在押汇货款和票据贴现方面的作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再加上交通革命，使得茶叶的输出价格，受伦敦市场供需状况的影响，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控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之一，是中国(以福建为主)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相对下降，这是因为一向支配中国茶贸易的英国商人在印度、锡兰从事大规模的茶栽培业的成功，不再如此需要中国茶，使中国茶于国际性的竞争中，逐渐丧失其在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图2—5 中国茶叶的海上运输图
资料来源：陈慈玉:《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