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就业管制

在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中，我国一直致力于改革劳动力市场法规并提高管制效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逐步加深，完善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步伐也日益加快。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引起了国内各界对就业管制影响的关注。而这一关注激发了各界对就业管制的激烈讨论，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实证调查研究也在全国各地展开，一时之间劳动法及其相关问题风头无两。例如，林嘉（2008）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会大幅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使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经营，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导致用工机制的僵化，进而对投资环境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张丽宾（2008）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就业的影响，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导致正规部门劳动合同签订率提高、劳动争议案件增多，并会在短期内减少就业总量，亦会对物价上涨产生压力。这样的讨论很多，但是对于我国就业管制环境究竟如何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报告将采用OECD的就业保护法指数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

OECD的就业管制是对雇主使用劳动力的制约，这里的就业保护既指雇佣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对劳动合同的规定，对培训的要求）的管制，也包括解雇方面（解雇程序，通知期间，遣散费，对集体解雇的特别规定，以及对临时合同的规定）的管制（OECD，1999）。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就业管制在我国一直存在。一切涉及雇佣和解雇环节的规定，一切针对我国国有单位职工或者临时工招聘和解聘的规定，以及集体合同方面的规定都属于就业管制的范畴。《劳动合同法》的就业管制特征更加明显。《劳动合同法》的第二章为劳动合同的订立，第三章为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第四章为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第五章为特别规定，其第一节为集体合同，第二节为劳务派遣，第三节为非全日制用工。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实质上就是一部就业管制法律，其中包括了对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解除的详细规定，也包括了对集体合同以及临时合同的规定。就业管制在我国一直存在，其规定散在于许多法律法规条款中，而《劳动合同法》将这些分散的规定以更加集中的形式体现出来。

从法律体系的层次来看，就业管制与其他法律系统一样，也有层次之分。我国的法律层次大致如下：宪法、法律（狭义）、行政法规、中央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政府规章以及自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作为我国至高无上的法律，其第四十二至四十五条对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而在《宪法》中明确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这奠定了我国保护劳动者的基调，也成为一切劳动雇佣法的根源。在法律（狭义）层面，我国的就业管制体系呈现出完善的趋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出台。这些法律在《宪法》的指导下，作出了更为详细的可操作规定，且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如《劳动合同法》中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即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进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无固定期限合同是雇佣常态。在行政法规方面，《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集体合同规定》等对法律体系作出了补充完善，对就业管制的重点关注方面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保证了法律的顺利执行。中央政府规章是由各个中央政府部门出台的规则制度，就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详细规定，例如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09年出台的《关于共同实施“青年小额贷款项目”的通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关于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等，这类规章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出台，有时几个相关部门联合共同发文，有及时、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等特点。地方性法规是根据中央法规进行本土化的行政法规，例如《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这些法规遵循中央的指示，结合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进行恰当调整，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的特点。地方性政府规章依据地方性法规出台，更具可操作性、可执行特点。自治条例是特定地区的劳动与雇佣管制系统，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特区或者直辖市等地区适用，与地方性政府规章有着同等的效力，例如《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就业管制涉及了各层面的相关规定，我们在测量过程中均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