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的主要特征
(一)全球经济由危机前的高增长期，过渡到以低增长为特征的转型期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经济由20世纪90年代的低增长时期，逐步过渡到21世纪初的高增长时期。1991—200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2%，2001—2007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实施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世界经济还是比较迅速地走出了衰退，就目前情况看，更多呈低增长态势。2009—2013年，预计注1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1%，不但低于危机前水平，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的还要低一些，因此可以称为“低增长”(见图2—1)。就当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这种低增长的状况还要维持一段时间。
1．全球经济低增长的原因分析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损失、流动性紧缺和偿付能力不足问题严重，仍面临巨大的去杠杆化压力。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于2010年爆发并持续深化蔓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缺陷、福利虚高、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和欧元区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无统一的财政政策这一体制缺陷有关，又有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欧元区国家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负担日益加重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难以一蹴而就。在银行金融机构走出困境之前，市场信心和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都难以恢复正常，将继续影响实体经济的生产、消费和投资等活动，从而制约延缓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图2—1 全球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整理。
其次，美国不得不调整以往的透支消费模式，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进口需求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元区经济已陷入了“二次衰退”。由于欧美是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市场，这两大经济体持续低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需求不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受外部因素影响很大，且自身面临结构性矛盾，有的严重依赖能源出口，有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有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虽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潜力巨大，但受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扩内需尚需较长时间；在外需低迷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体也难以重现危机前几年的快速增长。
再次，世界经济复苏还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大量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量，造成财政赤字飙升和政府债务激增；据经合组织(OECD)估计，2012年其成员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07.6%，远高于危机前2007年的74.5%。时至今日，不管是为了获得新的救助贷款，还是由于政党博弈竞争，或是出于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目的，发达国家扩张财政之路都已走到了阶段性的终点，削减赤字和增加税收压力普遍很大，这也将制约其经济增长。美国“财政悬崖”问题最为突出，据估计注2一旦自动缩减赤字机制启动，2013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将负增长1.3%，全年仅增长0.5%。此外，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增大，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也会制约和干扰世界经济复苏。美元贬值和未来流动性过剩，有可能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形成新的价格泡沫，影响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
2．要客观看待全球经济的低增长
首先，“低增长”与经济衰退有着本质区别，“低增长”总要好于滞胀，无论是世界经济的转型，还是各国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的大趋势，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依然存在。同时，各国在稳定金融形势、刺激经济复苏、改善基础设施、培育新兴产业、加强科技创新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大规模综合性措施，应当说经过一段时间后，世界经济有望回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这个增速要低于危机前4.1%，但要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3.2%。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增速下滑，实质上是对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强制性调整。在金融危机前的2004—2007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不断加剧，这时期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每年高达8 000亿美元左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6%，占全球经常项目逆差的比重60%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德国、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加，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失衡逐步缓解，这是现象；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福利虚高、政府债务庞大、金融监管缺失，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失衡等“高增长”背景下隐藏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见图2—2。这些有益调整不是无代价的，“低增长”便是其中之一；从另一方面看，经过“转型”后，虽然全球经济增速较低，但更加稳健，更有利于夯实未来发展的基础。
当然也应看到，在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问题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承担调整责任，反而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过高，在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方面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试图转嫁调整责任、外移调整成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体制机制、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制约，在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和转变过分依赖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上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世界经济的“转型”阶段可能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加之全球流动性过剩、地缘政治风波不断等，“转型”阶段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二)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在调整中低速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产生巨大冲击，同时在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纷纷加强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保护主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全球化还将继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会进入相对平稳的调整期，增速不会太高。
图2—2 全球经济失衡情况的发展演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整理。
第一，一些国家虽然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保护主义措施，但均遭到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事实上，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也不可能单方面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而不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和报复。二十国集团峰会一再强调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因此，当前出现的保护主义倾向不可能无限制地加强，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趋势。
第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生产社会化跨越国界的一种趋势，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为追求最大收益而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依然存在。同时，在上一轮全球经济的稳健时期，各国普遍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以及扩大市场开放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目前，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主要地区的区内贸易已分别占各自对外贸易的65%、40%和45%左右，区内相互投资也不断增加。从发展趋势看，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仍将继续深化，从而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见图2—3。2002—2007年全球贸易量注3年均增速近8%，2011年以来年均增速仅为4%；“低增长”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贸易短期内难以再出现危机前的高增长，但保持这一增速的难度应当也不大。2011—201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望维持在400亿美元/年的水平，虽大大低于2007年水平，仍要高于2005年以前的平均水平，见图2—4。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增强外，诸如碳关税之类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层出不穷，加之发达国家对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投资和收购兼并活动设置了诸多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未来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要维持低速增长。
图2—3 全球贸易量3个月移动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IMF的《全球经济展望》(2012年10月)。
第四，从中长期看，全球贸易投资有望再度活跃。伴随着全球产业的调整转型，国际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国际分工将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不仅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互交织，而且基于产品链和产业链细化拆分的产品内分工和产业内分工也将继续发展，推动产品内和产业内贸易扩大，并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将创造出对绿色产品、节能环保技术和设备等方面大量新的需求，带来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
图2—4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整理。
第五，未来全球化将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开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全球化主要在WTO框架下开展。近年来，伴随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等出台，经济全球化规则正面临调整。TPP和TTIP以高标准、广覆盖为特征，从中长期看，一旦日本、韩国和整个东盟参与到TPP中，TTIP成功签署，势必形成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费市场和供给地的大自由贸易区，将对现有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各类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颠覆性”冲击，并不断吸引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加入其中，最终形成一套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新规则。TPP和TTIP涵盖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超越货物贸易和跨国投资的条款，一旦新规则建立起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较大调整压力，经济全球化也有可能展现出与金融危机之前完全不同的特征。
(三)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孕育新突破，全球产业结构逐步转型升级
1．绿色新兴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入和推动产业化进程，抢占未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为2 570亿美元注4，较上年增长16.8%，是2004年的6.6倍。2006—2011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装机能力年均分别增长58%、26%，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产能力年均分别增长17%和27%。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是难能可贵的。美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继续保持领先优势，页岩气技术实现突破，有望由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转为能源出口国。
绿色新兴产业属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且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资源与气候变化问题，代表着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而节能环保和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会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的调整重组，引领未来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推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
2．发达国家继续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技术、会计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继续向有成本和市场优势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一般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以及非核心研发环节和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继续处于高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在电子信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以及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总体上看，这些国家在技术创新和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不利地位。
3．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会一蹴而就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绿色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三次产业革命已初见端倪。但整体看，绿色新兴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例如，在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中，传统化石能源比重仍高达80.6%，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仅占8.2%。同时，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并存，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依然比较漫长。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计划，并大力发展绿色新兴产业，这并不一定符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要求，也可能加大国内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业市场前景广阔，但各国竞相进入这些领域，导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领域甚至已出现产能过剩的迹象，相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不时出现，新兴产业成长为主导产业还尚需时日(见图2—5)。
图2—5 全球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增速
资料来源：REN21。
(四)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凸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将继续此消彼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增大，见图2—6，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逐步得到增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未放弃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的努力，加之地缘政治冲突增加，全球治理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首先，发达国家将继续受到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即使经济复苏也只能维持低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转向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将推动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增大，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也会明显提高。2000年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占全球经济总量的79.7%和20.3%注5，2007年分别为71.6%和28.4%，2011年分别为63.6%和36.4%，呈加速变化态势。
图2—6 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GDP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整理。
其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已难以独立应对危机的严重冲击，不得不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合作，提出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共同寻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策。由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已经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的主要平台，预示着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继续增加，其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还会争取到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从而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再次，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且正在通过新的方式与手段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高调推动TPP，并试图借此扩大对亚太地区出口、获得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和增强同政治安全盟友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最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情况之复杂，历史罕见，经济领域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政治安全领域，加之一些地区本已存在领土、民族、宗教等矛盾，且个别全球性强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断介入地区性事物，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呈多发、高发态势，未来这一趋势也难以根本逆转。当前，东亚政治安全格局复杂多变，一些区域内经济体内部政治集团激烈博弈，影响地区稳定的因素依然较多。东亚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一旦该地区陷入动荡，势必影响全球性生产网络的正常运转，并可能导致全球性供给不足和通货膨胀。中东地区局势也远未恢复平静，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等国内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伊朗核问题谈判进展缓慢，约旦等的宗教民族矛盾还在发酵。若中东地区暴发大面积地缘政治冲突，将会大幅度推高原油等能源类产品价格，制约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
(五)美元继续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但地位逐步下降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直至实施零利率政策，并连续实施了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飙升，国债上限问题也不时出现，市场普遍预期美元汇率在长期仍面临巨大贬值压力，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
首先，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世界各国对美国恢复金融体系稳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对美国依然庞大的贸易赤字和大幅攀升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导致美元汇率进一步贬值深感忧虑，纷纷采取措施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以规避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金融市场交易和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有可能因此降低，这将削弱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
其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革以美元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也赞同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将不可避免地朝着弱化美元地位的方向发展。同时，美元的独霸地位还将受到来自人民币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挑战。
再次，美元仍将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国际储备货币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元化。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探索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和全球统一货币，彻底打破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运行的不合理格局，也是可能的。
(六)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全球能源资源需求大量增加，世界各国对各类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工业化行列，也使得各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大量增加，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环境退化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对世界经济发展也构成越来越大的制约。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改变这一状况，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挑战，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
首先，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不可避免地增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本。发达国家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方，理应承担主要减排责任，但要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目标，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型，仍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发展中国家虽然尚未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但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设置绿色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限制，经济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增多，实现工业化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成本。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能源资源供求紧张局面暂时有所缓解，价格也从危机前的历史高位有所回落。但是石油等能源资源产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在全球流动性泛滥、实体经济投资热点匮乏的背景下，大量资金将进入国际期货市场投机炒作，加之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其价格回落的空间比较有限，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维持高位震荡态势，见图2—7。这会持续加大各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对于部分国家而言，货币政策需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间进行权衡，面临“两难”；由于预测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长期潜在水平和未来变化趋势是比较困难的，各国货币政策操作失误的概率也随之上升。
图2—7 IMF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05=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