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增长将会在未来中期内超越“新常态”

“新常态”是目前宏观经济分析热议的概念，其核心含义是指：目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已经出现大幅度下滑，“7.5%左右的经济增速”、“2%以上的通货膨胀”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从我们的预测数值可以发现，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平均经济增速基准预测值是8.23%，这一数值是明显高于“新常态”水平的。因为我们在预测过程中，不但考虑到了决定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这一总体趋势的各种负面因素，也注意到一些积极因素仍然会在中期内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积极的因素包括中国消费具有稳步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在中端劳动力充分利用下的再释放、在国际贸易中较强的比较优势、全球不平衡难以迅速扭转等，我们认为这些积极因素将推动宏观经济在中期内超越悲观主义的“新常态”。^注19

1.“收入—消费台阶效应”将继续在未来中期内促进国内消费稳步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的支撑。当前中国的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显著增强。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2003—2007年的38.5%上升到2008—2012年的46.9%，上升幅度达到8.4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11年和2012年，消费的贡献率出现大幅上升，而投资和外需的贡献率都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见表3—4。事实上，消费的持续逆势上扬正是促使中国宏观经济在2012年9月出现“触底反弹”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近几年中国消费领域在整体经济低迷时依然保持繁荣景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政策引导，但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这一阶段性结构变化开始发挥作用。经过近10年居民收入保持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国居民收入开始迈入新的台阶。到2013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6 000美金，发达地区人均GDP将达到1.2万美金，这些指标都显示中国正处于消费结构转变和消费加速期。

在未来，消费将在“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的作用下继续发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未来几年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速应当在10%以上，收入分配改革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坚实基础。同时，未来社会安全网的加速构建也将有效降低居民的审慎性储蓄，使消费率有所提升。此外，从国际比较研究来看，中国消费占比持续回落和过度偏低的局面可能面临拐点性变化(参见图3—7)。

图3—7 与同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消费比重严重偏低

表3—4内外需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2013)——迈向新复苏和新结构、超越新常态的中国宏观经济》，2012。

2.当前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紧张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全面消失，而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变；在未来中期内，人口红利在中端劳动力充分利用下的再释放仍然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中端劳动力供给过剩。事实上，低端劳动力的供应不足在较大程度上并非是因为需求相对增长过快导致的，而是因为中国教育在近20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传统低端劳动力的潜在供给在经过高中、大专、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之后，转换为教育存量和潜在的中高端新增劳动力。例如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适龄流动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2.5%上升到2011年的14.5%，总量直接增加了接近1亿人口，而大专以上的占比则从0.5%上升到5.3%(参见图3—8)。这种变化是导致目前大专以上的需求供给比从2006年的1.05下降到2011年的0.9，大专和本科生学历的失业率高达13.4%和11.9%的主要原因(参见图3—9和图3—10)。

图3—8 适龄劳动人口结构因教育发生重大变化

图3—9 不同学历的劳动力市场上需求供给比

图3—10 不同学历人口的失业率

可见，目前中国教育的发展使得刘易斯拐点加速到来，但这时的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它只是用中高端劳动力的失业替代了低端劳动力的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它只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变：即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或者说从低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中端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只要中国产业逐步进行升级，大量廉价的、受过较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得到有效利用，资源再配置的效应将再度显现。中高端制造业的繁荣将进一步显化中国教育大国与人口大国产生的叠加效应，也将进一步孕育出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上的新比较优势。

3.由于中高端产品比较优势的构建、产业在中国内部的梯度转移和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中国将可能继续在国际贸易中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从数据上来看，当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没有丧失，突出体现为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比重逐渐增加。到2011年，中国实现对外出口和进口总值分别达1.9万亿美元和1.74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达到10.47%和9.55%，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见图3—11。

在未来，三方面因素将使得中国继续保持在国际贸易中较强的比较优势，一是未来中国中高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会逐步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目前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大幅度提升，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的出口占比持续下滑，并且这种结构变动是趋势性的，反映出中国中高端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构建，见图3—12。

二是产业在中国内部的梯度转移不仅延长了中国比较优势的生命期，同时也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创造了新的基础。目前中国区域内梯度转移的规模远远大于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规模，目前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的量十分有限，并不足以对中国市场构成威胁。在成本因素的推动下，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向中西部快速转移。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在2004年达到峰值，高达87%左右，而这个比重在2008年仅为84%，下降了3个百分点(参见图3—13)。这种产业转移在2008—2012年发生得更为迅猛。一个十分重要的例证就是，西部和中部农民工到省外打工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其中西部在2010年和2011年基本维持不变，而中部从2010年的69.1%下降到67.2%(参见表3—5)。这种变化导致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中西部的出口增速大幅度上扬，全国出口的中心迅速向西部转移。例如在2012年1—9月，东部出口增速仅为5%左右，而西南部出口增速却达到了45%(参见图3—14)。

图3—11 中国对外出口和进口占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

图3—12 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

图3—13 地区间产业转移

表3—5不同地区外出农民工在省内外务工的分布(%)

图3—14 2011—2012年各区域外贸总额增速

三是如果未来生产效率能够在改革进程中获得持续提高，那么中国的单位产品成本仍然具有竞争力。东盟十国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平均低30%，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费用却略高于中国，其核心原因是中国工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提升，导致单位产品的成本并没有明显增长。而这种效率来源于技术进步、市场的扩大所导致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建立在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上宏观和微观的效率增进等。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为我们提供巨大的竞争空间。

4.全球不平衡难以迅速扭转，中国的外需在中短期内并非必然出现大规模的缩减。

从历史经验来看，并非任何国家在全球不平衡调整中都会经历大幅度贸易顺差占比的减少。例如在上一轮全球不平衡调整中的日本，其顺差率即使到1990年依然高达1.45%，并随后上升到3%的水平，见图3—15。

从目前中国和美国近期数据来看，本轮不平衡调整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中国的外需在中短期内并非必然出现大规模的缩减。虽然美国在2008—2010年储蓄率有所上升，贸易赤字率也一度下降到-2.73%，但是，自2010年2季度开始，美国储蓄率持续下降，贸易逆差重新回到3%以上。而中国贸易顺差率按照我们的测算也将从2011年的最低水平2.8%上扬到2013年3.2%，见图3—16。事实上，只要中美两国的储蓄率没有根本性的调整，依据国民收入恒等式，这两国的不平衡问题难以在短期出现明显变化。按照IMF的预测，未来几年内，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很可能会出现轻度反弹。

图3—15 主要大国的贸易顺差率

图3—16 中国顺差率并非直线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