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稳增长”目标下的政策选择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在长期内存在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同时也具有在中期内超越“新常态”的积极因素。据此，我们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合意的较高水平；二是应当在试探中找寻中国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充分发掘宏观经济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简单教条地让“新常态”悲观主义蔓延。

1.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合意的较高水平。在以往的增长方式下，传统增长动力的逐渐衰减必然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将目标过度定位在最终的结构指标上，而应重视市场化改革、相对价格调整、激励机制改革等中间目标的管理。因此，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建立起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率，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具体来说，以下几方面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

第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和规范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在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强化对审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提高审批透明度和效率。

第二，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为地方政府提供正确的激励。改变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目标考核体系，提高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监督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所占权重。

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市场竞争。要吸取以往落实“非公36条”时全面开花，但成效很小的教训，采取重点行业重点突破的方法，显示新政府在打破垄断和投资壁垒上的决心和勇气，要利用重点领域的突破性改革来免除“改革疲劳症”带来的不利冲击。

第四，进行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起更有效的价格信号。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使其能够合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污染成本。在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减少金融市场扭曲。

第五，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使国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着重针对目前大型国有企业日常经营中严重的非市场因素(如企业领导人的人事任命权等企业重大决策由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架构。

2.应当在试探中找寻中国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充分发掘宏观经济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简单教条地让“新常态”悲观主义蔓延。尽管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长期内具有逐步放缓的大趋势，但是也需要注意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如中国消费具有稳步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在中端劳动力充分利用下的再释放、在国际贸易中较强的比较优势、全球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扭转等。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已经步入了悲观主义的“新常态”。

在经济政策方面，一是在战略上不仅要重视各种结构趋势性力量带来的下行压力，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在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巨大上行力量，不能让战略悲观主义过度蔓延。二是不要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负担系数上扬所带来的不利因素绝对化，适龄劳动人口因教育而出现的巨大结构调整可能孕育着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强化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和提高中端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应当是当前政策的核心要点之一，例如应该把强化中西部大学生的就业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三是要利用各种财税政策强化产业梯度转移中的产业升级，积极构建中国在新区域和新产业的新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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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 陈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