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
正如民族、文化、性别等都可能影响个体间的交流方式，咨询和治疗中的理论取向也会影响到工作者助人的方式。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因为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更容易接受某些特定的咨询和交流方式。事实上，大量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实务已经表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体更喜欢直接的助人方式。
习惯压抑感情和只在亲密好友间分享隐私的少数民族案主，可能会给主流的以自知力或情感为治疗取向的社会工作实务带来困难。在少数民族案主看来，反映情感、探寻个人的本性以及做深层次的解释等实务工作技巧有可能被看作缺乏对案主的尊重。少数民族案主不太关注感知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已有研究表明，对少数民族案主而言，使用直接方式治疗的工作者比使用间接方式治疗的工作者更可信、更平易近人。
因此，为了发展更有效的多元文化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工作者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西方社会工作咨询和治疗方法出现之前，特定文化的少数民族群体是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的？他们固有的、原本的互助网络是怎样的？工作者需要掌握在少数民族群体本土文化中具体的助人视角，并将它们作为参考框架，而不是固执地坚持西方的概念和技巧。
一、交流方式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为了能和案主进行有效的交流，他们必须能够准确并适当地发出并接收有声和无声的信息。换句话说，如果说临床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那么社会工作者就不仅要能够传递信息——使案主明白，还要能够接收信息——明白案主的想法。精确的交流过程，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种交流方式。语言的交流主要指的是说话的内容，非语言的交流则主要指的是用什么方式说话。大部分的社会工作者似乎更加关注与案主交流的内容，而容易忽视交流方式是否合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细微的、间接的交流方式，而社会工作实务中直接的、对抗性的技巧在少数民族群体眼里看上去是对其的不尊重。作为社会工作者，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实就是缺乏文化能力的表现。下面这个关于白人和黑人交流的案例，深刻地说明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交流方式上的差异。
上面的案例，是一个白人同黑人之间的互动，而这一次互动则体现了文化交流方式中非常重要的特征。尽管会存在过度概化的风险，但这次非洲裔美国人同他的几个白人同事之间在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上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来概括并分析这个案例。
首先，从这次交流中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白人教授认为S博士愤怒、失控以及不理智。白人教授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部分原因是由于S博士所使用的语言，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所传达的非语言信息，如提高音量，敲打桌子，延长目光接触时间等。在这个员工会议上，白人是占主导地位的，可以接受的交流方式就是低调、平心静气、客观以及只针对问题的，而非洲裔美国人的方式是高调的、激动的和具有对抗性的，并希望与人交流的。
这些描述都揭示了对交流方式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中可能出现误解的情况。在讨论中，让S博士冷静、不要太情绪化、用客观的方式陈述问题等，这些都反映了白人的价值观和对黑人的一些误解。同样，黑人对白人的交流方式也存在一些价值判断和误解。S博士不愿意相信他的白人同事在他提出的问题上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认为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明示的态度，而不是拐弯抹角来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是自己的信念。
其次，交流方式的不同很可能引发对于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少数族群先入为主的观点、成见或是信念。就如我们在上面对话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众多白人的成见中最占据上风的就是认为黑人是愤怒的、敌意的，并且有暴力倾向。而且，黑人自身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样的成见，正如S博士对一个白人同事说的那样：“不要担心，我没有暴力倾向！”
这种白人和黑人互动和误解的案例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上演。它们经常持续地发生并提出这样的问题：“非洲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之间的不同，是否不仅仅存在于争论的内容里，还存在于他们试图解决争端的方式上？”同样，不同族群的交流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呢？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男人和女人在交流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呢？”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没有误解或误读其他人的行为方式呢？因此，对工作者来说必须思考，对于助人方式或治疗模式来说，交流方式具有什么含义？进一步来说，是不是某些助人方式为特定族群提供服务要显得更适切一些？
二、语言交流
语言交流将会是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普通话是现代标准的汉语，也是目前我国的官方语言。很多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或是当地方言，而长期缺乏与外界交流使得他们并不能很熟练地运用汉语，甚至不会使用汉语，更不要说让他们讲出标准的普通话了。
语言问题是我们经常能够在学校里听到的抱怨。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在家里都是用民族语言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交流的，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学校里的很多老师讲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甚至还会用当地语言讲课，所以他们的普通话自然不会很好。而上了大学之后，身边的同学、老师都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他们讲的话别人听不懂，别人讲的话他们也听得不是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少数民族学生，使得他们常常会感到自卑和孤独。语言的障碍也是导致他们学习效率不高，成绩提不上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中会发现经常要和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从来不讲汉语的案主接触。戴拉德·苏曾经说过，缺乏双语背景并要求案主用标准语言同自己进行交流的社会工作者可能会限制案主在咨询和治疗过程中的能力。[1]即使案主具有双语的背景，但他们还是更习惯于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就如同我们用英语和西方人进行交流时一样，虽然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英语词汇，但如果想表达自己喜欢或者厌恶抑或是非常激动的感情时，有限的词汇给我们设置了障碍。如果使用双语的案主不用当地话，那么他们的许多感情、经历就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因此会影响服务的效果。汉语毕竟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在运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觉和独特的处境时就会存在困难。限于汉语交流的案主就会感到自己像个小孩子，只会选择简单词语来应付而无法表达他们复杂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他们能用当地话，他们就能简单地解释自己的想法并能表达大量复杂的情感和经历。
语言的障碍除了是否能听懂之外，还包括话语理解的障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案主，对同样的词汇或语句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例如，婆婆一般是女性对丈夫母亲的称呼，而在土家族则是对自己奶奶的尊称。再比如，社会工作经常提到“反思”一词，但如果你让少数民族案主进行反思，他可能知道什么是反思，但却不知道如何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就会影响案主对社会工作服务的理解。
对语言表面意思的理解还算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交流最大的障碍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对文化的误解上。这也就是说，虽然能够听懂案主所讲的话，但却不懂这句话背后所隐含的想法，从而造成话语误解，影响交流的顺利进行。“吃过饭了吗？”对于我们这些外乡人来说就是一种打招呼方式，不论回答吃了还是没吃，别人也不是真的想邀请你和他一起吃饭。但是在一些民族地区，老乡问你“吃过饭了没有”却是真心实意地邀请你到家里吃饭。而且无论你回答吃了与否都一定要拉着你到家里喝碗酒吃碗饭才行。如果你强硬地拒绝了，老乡就会觉得你看不起他。这时，我们就会迷惑，明明都说吃过了，还非要让我们吃饭，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在少数民族生活的社区里，理解他们的交流方式在治疗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没能理解案主话语里的比喻、类比或是文化的细微差别就有可能影响到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对于克服语言交流方面的困难，可以从以下几点中寻求改善的途径。
首先，情感上要与案主保持一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不清楚或者听不懂案主讲话的内容，但是在大体上能够感受到案主当时所表达的情感，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是怀念的还是向往的，是喜欢的还是厌恶的……在把握情感的基础上，我们就要尽量去体会案主的感受，并用言语（安慰）、表情（悲伤或是高兴）和肢体动作（点头）来表示对案主的理解，从而获得案主的信任和好感，以有利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其次，可以找一个翻译做陪伴。翻译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最好对两种文化都有较为充分的认识。有一次在枫香寨做调查，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大学生做翻译。当我们向一对夫妇询问今年祭祀的时间时，只见这两个人开始“争吵”起来。他们“吵”了好久都没有结束，我们就问翻译他们讲了什么，翻译仅仅简单地告诉我们他们在讲祭祀的时间。关于他们为什么要“争吵”，翻译向我们笑着说他们只是在聊天。一个出色的翻译在帮助社会工作者开展活动的时候，不仅仅传达信息的字面意思，还必须译出语句中的文化含义，以免产生误解，这样才能使交流更有效、更恰当。
如果是长期驻扎在当地的社工机构可以尝试培养会本民族语言的社会工作者，这样不仅解决了语言交流的问题，也解决了文化差异的问题。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在语言交流上并不是就完全没有障碍。去过湖南张家界旅游的人一定知道当地人用苗语说再见叫“牛肉干”、未婚少女叫“灯泡”、多吃点叫“弄死你”……而用同样的发音与湖南其他地方、贵州、重庆等地的苗族人进行交流时，对方却完全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因此，同一个民族的人语言并不是就完全相同，有时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寻找会当地语言的社会工作者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不能保证他们具备专业社会工作者所需要的文化知识、素质和能力。
总之，社会工作者对于语言交流的困难与障碍需要有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根据实际工作经验，社会工作者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认真努力地学习案主的语言，即使只是一点点，也是值得推崇的。比如，在西江苗寨问当地老乡，“你好多岁啦”要比问“您多少岁了”或“您多大了”更有效，也更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如果你能在藏族朋友的称呼后面加个“啦”字他们就会很高兴，因为这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语言是交流的基础，社会工作者掌握的语言技能越多，就越有能力进行有效的交流，并理解因表述不清或翻译错误而引发的问题，从而减少交流上的障碍和冲突。
三、非语言交流
当我们说到交流方式时，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远远超过语言内容的非语言因素。一些沟通专家认为，只有30%到40%的信息是通过交流中的声音传递的。[2]手势、语气、音调、姿势或是眼神接触的程度，都可能会影响交流所想传递的信息。交流的过程是不是断断续续的、有没有打断他人来接续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参与程度有多深、互动的形式（礼仪、应答、争论、劝说等等）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些都属于交流的方式，都会对工作者与案主的交谈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交流方式，亦被一些学者看作存在于我们说话和行动之中的社会节拍。[3]交流方式是同种族、文化和族群密切相关的。
对于在非少数民族文化社会里长大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某些特定行为和说话的规则是通用的，并且具有相同的含义。但是，当其他多元文化的少数民族案主参与进来时，就有可能在个案管理中产生一些问题。由于交流方式上的差异最明显地表现在非语言交流上，因此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不同于口头或书面表达的非语言交流方式。
（一）人际距离
人际距离是指个体之间在进行交往时通常保持的距离，这种距离受到个体之间由于相容关系不同而产生的情感距离的影响。人类学家霍尔认为人际距离可区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四种。[4]亲密距离，0~18英寸（0~0.5米），通常用于父母与子女之间、情人或恋人之间，在此距离上双方均可感受到对方的气味、呼吸、体温等私密性刺激。个人距离，1.5~4英尺（0.5~1.2米），一般是用于朋友之间，此时，人们说话温柔，可以感知大量的体语信息。社会距离，4~12英尺（1.2~3.7米），用于具有公开关系而不是私人关系的个体之间，如上下级之间、顾客与售货员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等。公众距离，12~25英尺（3.7~7.6米），用于进行正式交往的个体之间或陌生人之间，这些都有社会的标准或习俗，这时的沟通往往是单向的。
在当今的社会，人们越来越介意与他人距离的远近。我们试着让别人接近或是接近那些让我们感觉不错的人。一些证据表明，个人空间会根据等级和地位重新建构。那些有更高地位、声望、权力的人可能占有更大的空间，如大房子、更大的汽车或者更大的办公室。然而，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个人空间距离。拉丁美洲人、非洲人、美国黑人、印尼人、阿拉伯人、来自美国南部的人以及法国人，相比于欧裔美国人而言，在社交场合有更近的个人距离。[5]一个少数民族案主的接近可能会导致社会工作者后退，而这个案主也许会把个案工作者的行为解释为冷酷、漠然，不愿意与他沟通。在一些跨文化的情境中，这也许会被看作傲慢和特权的标志。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可能会曲解案主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亲密动作，或者视为攻击性的标志。社会工作者和多元文化的少数民族案主只有从相互理解中才能获益，他们的反应和行为都是试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创建一个交流空间。
一些关于人际距离的研究指出，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以及性别背景下的交流距离，以及对于家具和座位如何摆放、工作者应坐在案主的哪边、距离案主多远等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6]例如，研究者发现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如果你只隔一张桌子的距离与他们谈话，他们会感到非常不自在。欧裔美国人则喜欢与他人保持一张桌子的距离，而爱斯基摩人在谈论他们的私生活时则喜欢并排坐着，而不是面对面坐着。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人们越来越介意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保持较近的距离。这也就是说，当今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喜欢与他人过近地接触，而希望给彼此留出一定的空间。这些感觉和反应在人们搭电梯或是上自习时能够明显地看到，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选择站在或坐在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位置，而不会在人少的情况下还站在或坐在他人的旁边。而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人际距离是毫无意识的。但是，随着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社会工作者将会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案主服务，此时，人际距离就不应该被忽视了。
有些民族为了表示自己对他人的尊重或是对礼节的重视，会做出一些亲密的举动。例如，塔吉克族经常会以“吻”作为见面礼。同辈男性见面要相互握手并亲吻握着的手背，关系密切的则要热烈拥抱；长幼相见，晚辈要急走几步迎上前去，吻长辈的手，长辈则要吻晚辈的额头；妇女见面时，平辈互相吻面颊，晚辈吻长辈的手心，长辈吻晚辈的额和眼；男女见面一般握手问好，青年妇女见到男性长者也应吻其手心。除了塔吉克族的“吻”礼之外，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热烈拥抱客人的习俗，以此表达对客人的欢迎。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地亲吻外乡人，但是一旦社会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首先就要了解并适应这样的文化，当服务对象向自己表示友好和热情时就要及时做出适当、得体的反应。如果社会工作者面对案主的亲密举动做出后退或是其他不适当的反应，则如前所述这个案主也许会把工作者的行为解释为冷酷、漠然，不愿意与他沟通或是瞧不起他。而如果社会工作者没有了解当地的文化，则也可能会曲解案主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亲密动作，或者将之视为攻击性的标志。
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只有从相互理解中才能获益，他们的反应和行为都是试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创建一个交流空间。人际距离是一种隐性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服务关系的建立。所以，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工作时要对人际距离保持一定的敏感性。
（二）举止神态
人际距离主要是指个人空间，而举止神态则主要用来指个人肢体的动作。它包括面部表情、姿势、手势、眼神交流以及动作的特征等。大多数人评价他人的举止神态，主要是基于其面部表情，认为面部表情是人们情感、显示回应的程度、参与度的最直接的表现。但是，举止神态因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
例如，笑在我们社会被认为是表达喜欢或者积极情感的表情。人们将更多的积极特征赋予面带笑容的人，认为他们是聪明的、有良好个人特征的、受人欢迎的。但是，当日本人微笑或者大笑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高兴、幸福，而可能表明其他意义，如尴尬、不安、害羞等。与此同时，在一些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眼中，克制强烈的情感，如愤怒、兴奋、悲伤、爱、高兴等被认为是成熟与有智慧的表现。小孩从小就被告知，除非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不要轻易显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如应控制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以及说话内容等。缺乏这些基本知识的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案主缺乏感情或者难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面部表情的缺乏也可能使得人们认为，这些人是虚伪的以及精于暗箭伤人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一些手势和肢体动作也有不同的意义。在中国社会里，伸出舌头表示对他人某种行为的吃惊，对于非洲的奥文本杜人来说，伸舌头同时头部向前倾表示“你是一个愚蠢的人”，而在玛雅雕像中伸出舌头象征神的智慧。在西方文化中，伸出舌头则被普遍认为是少年不雅的姿态，嘲笑或轻蔑的表现。
头部动作也有许多不同的意义。一个有教养的英国男人下巴稍微上扬地与人会谈被认为是一种泰然自若、有礼貌的姿态。但是对欧裔美国人来说，它可能会被认为是势利和傲慢的表现。当我们左右摇摆我们的头时，意味着我们说“不”，但玛雅部落的成员则通过把头向右摆来表达“不”的意思。在斯里兰卡，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头部则表示同意。
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蹲通常是小孩做的动作，是不恰当的和幼稚的。在中国社会里，蹲则意味着休息。我们一般认为把腿搭在桌子上这个动作是一个明显的放松和非正式的姿势，但是在拉丁美洲人眼中这是一个粗鲁、傲慢的行为，特别是将脚朝向他人。
握手也是一个因文化不同而蕴含不同意义的行为，并且有很强的文化和历史意味。很有意思的是，在多数文化中，握手是使用右手。然而，一些研究者相信，由于在古时候右手被经常用来握武器，所以用右手握手象征着和平。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用左手与他人接触被视为是淫秽的，因为左手在排泄的过程中起到作用，被认为是不干净的；而右手是用来抓食物的，被认为是干净的。对于一些穆斯林来说，用左手拿东西给他人被认为是对他人侮辱的最严重的形式。
眼神交流，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最容易做出的非语言行为。很多社会工作者相信，眼神交流或者缺乏眼神交流具有诊断问题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将一些消极的个人特征，如害羞、优柔寡断、卑鄙、抑郁等归因于避免眼神交流。少数民族群体在与非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交流时，经常因缺乏眼神交流而发生误解。因为，少数民族案主大多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在与工作者交流时很多时候避免与工作者保持眼神接触。而社会工作者则倾向于认为少数民族案主是沉闷的、抵触的以及不太愿意合作的。下面是一个有关黑人与白人交流误解方面的案例，对于我们的民族社会工作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个黑人女学生因为傲慢的行为被她的体育老师送到学校办公室。当这个女学生被要求重述事件时，她说道：“老师要求我们所有学生到游泳池的旁边，以更好地向我们展示怎样仰泳。我跟着其余的女同学一起过去。然后老师对我大吼，说我没有认真听她讲解，因为我的眼神没有看着她。我告诉她我看着她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个学生的头一直低着，避免直接的眼神交流），然后她告诉我，我应该面朝她并且像其他女孩子（全是白人）一样与她进行直接的眼神交流。然后我按她的要求做了。接下来她命令我从游泳池出去，因为她不喜欢我盯着她看的方式。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上述案例说明，黑人的交流方式不仅与她的白人同伴不一样，并且还容易导致误解。很多黑人一般不会通过眼神交流和点头来表示他们在倾听。数据统计表明，当美国白人在听一个人说话时，他与对方眼神接触的时间占谈话总时间的80%。然而，当他们对别人讲话时，他们则有50%的时间四处看，以避免与对方眼神接触。这正好与大多数美国黑人相反，美国黑人在对他人讲话的时候与对方有更长时间的眼神接触，而在听他人讲话时则会有较少的眼神接触。
（三）副语言
人们说话的音调、响度、速度、停顿、升调、降调等都有一定的意义，可以成为人们理解言语表达内容的线索。这些伴随言语的线索称为副言语。同一句话加上不同的副言语，就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例如：“你想到西藏去”这句话，如果用一种平缓的声音说，可能只是陈述一种事实；如果加重“西藏”这个词，则表示说者认为去西藏不明智；如果加重“你”这个词，就可能表达对那个人是否能独走他乡的怀疑了。
研究副言语存在的一个困难就是这些线索一般没有固定的意义。人们都清楚“西藏”意味着什么，“想去”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伴随他们的副言语的意义，人们的理解可能不一致。对一些人来说，停顿可能意味着强调，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或许意味着不肯定。研究表明，嗓门高可能意味着兴奋，也可能意味着说谎。副言语的特定意义依赖于交谈情境以及个人的习惯和特性，体现出一个人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如年龄、性别、情绪反应以及种族和性别等。
社会工作者在与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案主进行交流时，就必须考虑副语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意义。例如，如果在谈话过程中出现停顿或者沉默，美国人经常感到不安，会迫不及待地用更多的话来填充。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则认为沉默具有不同的作用，沉默并不代表是听者接话的标志。如英国人、阿拉伯人用沉默来保护隐私，俄国人、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将沉默解读为不同党派之间达成意见一致。[7]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沉默不是要对方接起话题的信号，而是表示在提出一个特别的观点之后有继续阐释的欲望，或者在很多时候沉默被视为礼貌、尊重的标志，而不是表示不愿意继续交谈的意思。
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的社会工作者，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大多鼓励他们的孩子们多进行交流，鼓励孩子向老师提问，并自由阐述他们的观点和想法。而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则受自身经济地位和文化影响，可能认为向老师提问是不礼貌的，因为那意味着老师没讲清楚。但是，少数民族学生的这种沉默，可能被一些老师看成是愚昧、缺乏学习动机、学习效率不高的表现。一个对沉默不安或者误解沉默的个案工作者可能会急于讲话，阻止案主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想法。更大的危害是对少数民族案主的沉默的动机做出不恰当的猜测。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交谈的治疗模式很可能会将少数民族案主置于劣势地位。
交谈中说话声音的高低与强度，同样深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一些中国游客在公共场所喜欢高声讲话，使得他们获得喧闹和粗鲁的名声。在西方社会，人们倾向于轻声谈话，并且认为高声讲话具有攻击性，是失控和愤怒的表现。然而，许多阿拉伯人喜欢置身于噪声之中，他们习惯将收音机、留声机以及电视的音量都开得很大。一些娱乐设施不是很丰富的国家和社会里，放大音量让邻居听到被看成是礼貌和体贴的行为。而在西方绝大多数社会里，这样的行为被看成是轻率地侵犯隐私的行为。社会工作者应该时刻警醒这种可能存在的文化误解，如大声说话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气和敌意，而小声说话也不一定就是软弱、害羞或犹豫的表现。
交流的时候所体现出的直接程度，也可能在不同文化群体间有所差异。如在英国社会里，由于具有长期公开、直接、坦白进行对抗的传统，所以英国人可以对公众演说者提出质问并展开非常率直、犀利的交锋。英国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交流方式，他并不会冒犯交流的对象。但是在亚洲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里，这样则认为是不礼貌、不理智的，是伤感情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里，使用委婉和含糊的话语成为一个人成熟的标准。
（四）高、低语境交流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指出，包括语言交际在内的人际交往都要受到语境的影响。[8]如果没有语境，符号就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包含信息的一部分。语境是从来没有具体意义的，但交流的意义高度依赖于语境。虽然，语言符号可以在一些层次上得以分解以独立于语境之外，如机器翻译想达到的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符号、语境和意义只能被看作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霍尔将语境区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交际者个人，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在低语境中，情况正好相反，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语境的类型决定了交际活动的所有方面，语言的使用自然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在低语境交际中，人们更多地要依靠语言本身来达到交际目的；而在高语境交际中，语言发挥的作用可能就要小多了，人们对微妙的环境提示相对较为敏感。
霍尔用高、低语境的不同来分析文化的多样性。根据各种文化中占优势和主导地位的交际活动方式，霍尔将不同文化定位在一个坐标轴上，轴的两端分别是最典型的高语境与最典型的低语境。尽管没有哪一种文化处于坐标的端点，但仍可将文化大致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两类。大部分亚洲文化，如中国文化以及拉美文化、非洲文化可被看作高语境文化；而美国、德国、瑞士及多数北欧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在这两类不同文化中，语境和语言（编码信息）在意义传递上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交际中的地位和状况也是不一样的。[9]下面这个例子能更好地表现语境在交流理解中的重要性。
一个熟知亚洲文化的社会工作者，被安排在一个与菲律宾护士沟通有困难的医院做咨询工作。医院里有相当大一部分菲律宾护士，医疗主任非常关注他们理解并按照医生指导做事的能力。当工作者来到这家医院时，就接到一位医生对护士的投诉。K是一个欧裔内科医生，他投诉说一位菲律宾护士不能胜任工作。据K医生描述，他花了几十分钟的时间，告诉这位护士如何使用、控制危重病人的生命支持系统。并且在解释之后，他还问这个护士是否听懂了。这名菲律宾护士轻轻地点头并稍有犹豫地说：“是，是，医生。”然而，在那天晚上，K医生又看到这名护士错误地使用设备，于是他向护士长报告并要求立即解雇这名菲律宾护士。
当然，很有可能是这个护士不能胜任工作，但是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其实是强烈的文化力量影响到了医生与护士之间的沟通。医疗管理者不了解的其实是这个护士的文化背景。在菲律宾的一些情境中说“不”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在这个案例中，医生被看成是受人尊重和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当医生问她是否听懂时，如果这个护士回答“没有”，就意味着这个医生是一位不合格的指导者。这将被看作是侮辱和无礼的。因此，这个菲律宾护士唯一的选择就是回答“是”。
在菲律宾文化中，一个温和、带点犹豫的“是”的实际意思是“不”或者一个礼貌的拒绝。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许多互动更是只有通过高语境的提示来理解的。例如，只邀请别人一次来吃晚餐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形式与应付，因为只邀请一次表明你不是真心实意想邀请。必须盛情邀请好几回，努力说服被邀请者接受，才说明你是诚心的。中国人在接受邀请之前也可能会拒绝好几回。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西方人来说，仅仅用“不，谢谢”就能很有礼貌地拒绝主人的宴请。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那些清晰表达的信息，我们很可能就会产生误解。根据霍尔的研究，低语境文化较多地依赖于语言传达的信息，与个人主义相关，强调法律、规则与程序。很明显，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是一个高语境社会。但中国社会内部不同文化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不同民族交流的高低语境并不相同。与汉族群体相比，一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更依赖高语境交流。与低语境交流相比，高语境是更快、更经济、更有效率及更令人满意的交流方式。因为它直接与文化有关，改变得很慢，能更好地衔接和统一。而低语境则不能很好地统一并且变化得又快又轻易。这方面的一个实例就是，表达同一个内容，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明显地要比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使用更少的词语。因此，民族社会工作尤其要注意的是，避免错误地给少数民族之间的这种高语境交流贴上不用语言的、口齿不清的、低智商的等标签。
注释
[1]See Derald Wing Sue.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Hoboken, N.J: Wiley, 2005: 148.
[2]See T.Singelis.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R.W.Brislin & T.Yoshida (Eds.). Improving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268-294.
[3]See R.Douglis. The Beat Goeson. Psychology Today, November 1987.
[4]See E.T.Hall. The Hidden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5]See J.V.Jensen. Perspective on Nonver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L.A.Samovar & R.E.Porter (E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l Reader. Belmont, CA: Wadsworth, 1985: 256-272.
[6]See A.Wolfgang. The Function and Importance of Nonverbal Behavior in Intercultural Counseling. In P.B.Pedersen (Ed.). Handbook of Cross 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5: 99-105.
[7]See E.T.Hall. The Hidden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8]See E.T.Hall.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6.
[9]参见赵胤伶、曾绪：《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中的交际差异比较》，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