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资本论》整体概貌与时代意义
《资本论》本质上是系统论资本的著作,是经济学的著作,尽管它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和预测。作为经济学著作,它是一个由经济学的范畴与范畴及其互动关系构成的观点集合,即理论、理论与理论及其互动关系构成的理论体系,以及不同层次的体系及其互动关系链接并耦合而成的超复杂的“观点集合”或“理论系统”。如果没有这个观点集合或理论系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无法证明《资本论》的哲学方法论和应用方法论“不是”一个“空壳”。《资本论》的时代意义在于它所理论的“资本”至今还是世界经济活动中的“灵魂”与“主宰”。资本还活着,《资本论》岂能无有意义?!
(一)《资本论》的书名
1.书名是书的灵魂。
书名是作者给读者的主旨信息。以“书”的形式出现的《资本论》也不例外。然而,《资本论》是独立著作、独立书名,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副标题,还是全称的一部分?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理解。在这些不同理解中,有的人是人云亦云者,有的人是以讹传讹者,有的人是资料掌握不全者,有的人是认为书名问题无足轻重者。然而,这一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书名推出的。在我的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我国最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大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已故教授孟氧老师看来,确定《资本论》书名这一事件本身,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因为它既表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特色,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在他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一书中 (242),孟氧老师将“《资本论》书名问题”作为第一个需要“注释”的问题,本节内容主要来自该书。
2.《资本论》的确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篇。
1867年7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一开头就说:“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243)这个意见,马克思早在1862年12月28日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说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 (244)由此可知,《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同一部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经济学著作。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初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考虑更多的是“破”,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续篇的《资本论》考虑更多的是“立”,即构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3.《政治经济学批判》曾经是《资本论》的副标题。
长期以来,很多人以马克思上述意见(即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为依据,认定《资本论》就是书名,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副标题。 (245)但是,殊不知这个“依据”在四年半后被马克思自己修正了。1867年4月17日,他在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写道:“全书将分三卷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包括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 (246);4月30日,他在给齐格弗里特·迈耶尔的信中又一次说:“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247);5月1日,他在给路德维希·毕希纳的信中再次重复:“我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248)。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资本论》的书名被马克思重复说了三次,并且每封信件都是从汉诺威发出的。那时,马克思因亲自把手稿送往德国而客住在汉诺威库格曼家中。从时间和地点上看,把书名定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发排前不久,即在1867年4—5月前最后确定的。
4.定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在于强调科学与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发排前夕,马克思三次主动纠正书名没有别的解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对自己的经济理论要旨有了最为成熟的抽象或概括。事实上,如果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那么就会把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分隔成两个部分。然而,这却会削弱这个理论体系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神实质:《资本论》科学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真相,《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科学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真相的歪曲;前者是见之于资本主义客观存在基础之上的科学发现(理论表述),后者是科学理论对资产阶级粉饰资本主义客观真相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无论将其称为《资本论》或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都不可能完整地体现马克思的深刻思想。相反,只有把科学发现与科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趋于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涵。这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即使是一个书名也经历了一个基于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5.《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抵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曲解。
现代西方经济学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另一部分被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反转过来指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矛盾”:一方面可以是严格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种暴力革命的学说。持这种观点的人把前者作为“决定论”,把后者叫做“唯意志论”,甚至把这对所谓“矛盾”当作理解“两种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及其未来的钥匙”。他们认为,在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中有两种可能的发展路线,分别表现在《资本论》的标题和副标题中;第一条路线是马克思自己,以科学家的身份出现,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完成自然科学领域中已经完成了的任务,《资本论》的标题说明了这个方向,然而这本书的副标题表明另一种方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必须受到批判。这种意见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或二者兼而有之,虽很难判断,但这种意见不符合事实是需要纠正的。
6.搞清楚科学与批判的内在联系,使用全称或使用简称是技术性问题。
科学史表明,科学与批判是不可分离的孪生体。离开科学,批判不可能实事求是;同样,离开批判,科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与批判、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是从外部强行加入的,而是客观逻辑体系本身的内在属性。而逻辑的进程无非是实际的历史运动的理论表现。因此,只要了解科学与批判之内在联系这一“真谛”,使用“简称”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例如,恩格斯为《资本论》写书评的时候,有时使用其全称,有时使用简称。狄慈根和拉法格写书评的时候则经常使用的是全称。在本书中,笔者一般会使用简称,但根据上下文的情况也会使用全称。笔者认为,搞清楚《资本论》书名的来龙去脉,绝不是咬文嚼字或故弄玄虚,而是培养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所必须经历的一种训练或熏陶。不可设想没有关于经济学范畴和经济学逻辑推理的训练,就能够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就能够跟上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路。
(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1.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话语表述”。
第一,研究对象是研究者对“真实世界”的理论抽象。因此,它一方面是“真实世界”,由此成为科学探索的方向、科学发现的标的;另一方面,它是“科研主体”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用其上的地方,并将其科学发现表述出来昭示天下的结晶。《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作为马克思世界观、方法论的外化、独立化,已经成为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论完美结合的逻辑主体。遵循着它的运动轨迹,读者既可以深入到人类历史进程的幽深处,又可以上升到现实社会的嘉年华,从这个意义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了解《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的启示录!
第二,认真体会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话语表述”。(1)深刻理解这一表述的背景。如前所述,1867年8月16日凌晨两点,马克思在伦敦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恩格斯写信说:“亲爱的弗雷德: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49印张)刚刚校完。用小字号排印的附录《价值形式》占了
个印张。序言也于昨夜校完并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这个序言就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在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249)这是49岁的马克思经过24年呕心沥血,在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公开发表《政治经济批判》(1859年)这一成熟经济学著作,又写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3—1865年手稿)》之后,尤其是在其创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成熟之后,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框架(界限)做出的科学表述。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作为非常成熟的思想家,对自己最旺盛的生命力的“体化物”做出的最准确的理论表述。(2)认真体会马克思的叙述句式。①用一个系表结构的简单句表达《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旨在突出“我在本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方式”;②对研究对象只用一个中心词(范畴)来指涉,其目的是用唯一性表述“确凿无疑”;③在这个中心词之前,用一个名词性定语即“资本主义的”限定或说明作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的“特质”;④在这个中心词之后,用连词“以及”带出一个“补语结构”,即“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目的是对这个具有特质的中心词给予补充说明。
2.正确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大思路。
第一,唯物史观是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在唯物史观中,生产方式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基本范畴,是一个类似承载“DNA双螺旋”的“干细胞”范畴。说其简单,是因为它承载着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并因此成为人类最原初的或最始基的社会形式;说其复杂,是因为它耦合了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与“全部生产力”,并由此成为经济基础进而成为支撑和构架社会整体结构的社会主躯干;说其类似承载双螺旋基因的干细胞,是因为它既有传承性(遗传)又有创新性(变异)。应该说,这些基本观点对于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绝对是基础。然而,许多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同志,由于既不了解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不了解《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所以一开始就在生产方式的理解上争论不休,以至于使《资本论》的学习无法深入下去。
第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生产方式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即是以“资本”为主体、为主导、为主动力和主动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亦是与这种生产方式血肉相连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的生产方式。为了使读者对这个研究对象有一个可以联想的“样本”,马克思紧接着他的上述表述(这句话),还说了一句话“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250)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现实形态和时空界限就很明确了。
3.必须强调“资本主义”是《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特质”。
第一,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简称,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故亦称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是与无产阶级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阶级。“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 (251)由于“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 (252),所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 (253),尽管“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254)。
第二,如前所述,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回答: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其他社会的经济形态有什么不同?资本主义经济机体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耦合起来并形成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什么,它与在历史上先于它存在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有什么共同点与不同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制度(组织)基础、运行机制,再生产与再流通的动力系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运转的?为什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255)?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会出现以“生产过剩”为特点的经济危机?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256)?归根结底,什么是资本?它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4.如何理解《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性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 (257)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特殊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258)。从本质上看,“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259)
5.在《资本论》研究对象上的不同意见。
第一,对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主要纠结在对“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上。 (260)有的意见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即广义的生产关系。有的意见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体系。有的意见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方式,属于生产力范畴。还有的意见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具有多种含义。笔者发现,这些不同意见在阐述自己论据的时候,很少提及马克思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或者说很少涉及已经转化为《资本论》方法论的唯物史观;不仅如此,甚至截然相反,他们似乎认为唯物史观或《资本论》的方法论不属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他们正是坚持从所谓“纯”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对这种意见进行探讨,但是有一样我们必须指出,正是这种“意见”决定了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大多数研究者在阐述自己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时,都宣称自己的论据是从《资本论》中引证出来的。例如,有人从《资本论》中找出生产方式的八种含义,有人则找出十种,更有甚者会找出十八种……因此,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本身就具有多种含义。然而,问题却在于“法无定法”,究竟哪一种理解较为接近马克思的意见,这才是困扰大多数研究者的问题。为此,有的研究者甚至发出如下“断言”:“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就没有搞明白,害得后来的研究者也跟着不明白!……” (261)在笔者看来,在这里,“法无定法”的要旨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262)学习《资本论》方法论的目的则是帮助我们尽快把握住理解生产方式及其《资本论》观点的“活的灵魂”!
6.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意见?
第一,应该承认,无论是在现实的超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还是在超复杂的《资本论》理论体系中,理解“生产方式”进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前者需要研究者“跳进”鲜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并对其具有思维上的抽象力和掌控力;后者则需要研究者“走入”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战场之中,并对其经典战例《资本论》具有话语上的表现力和解说力。还应该认识到,承认这种“不容易”并不丢人,战胜这种“困难”是坚持、传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然而,笔者接触了相当多的“学者型”(却不是“学习型”)研究者,他们并不学习《资本论》,但却会“冥思苦想”,也能“异想天开”,还能发表一些“有所雷人”的“创新”。但他们不可能真的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它活的灵魂!
第二,学风不同则观点不可能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学风是时代的产物。19世纪的法国是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马克思说:“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263)但从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 年)和文蒂安·巴里巴尔写的《读<资本论>》中 (264),我们却读出了他们对作者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对作者的沉默、空白、呼吸的理解。 (265)目前我国的情况与19世纪的法国很相像。对此,只能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对于那些不会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册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 (266)。
第三,《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既是马克思认识世界的聚焦点,又是他叙述、参与、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动方案。因此,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既需要以马克思的认识论和《资本论》的方法论为前提,又需要以《资本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为依据。毫无疑问,对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或“既定的”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事。
(三)《资本论》的叙事方式与体系结构
1.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 (267)
第一,叙事方式亦是叙述方法。对于叙事主体来说,叙述方法的要旨是如何把已经想得清楚、认识得透彻的事物说得让别人能懂。但经验也能告诉我们时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认识明确的问题未必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对于读书人来说,搞懂已独立化并主体化的理论巨著的叙事方法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第二,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同一性。笔者相信凡有过著书立说经验或写过文章的读者都知道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很像语言逻辑和思维逻辑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具有同一性的。不可设想一个叙事者连他要叙述的“事物”、“事件”、“对象”是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还没有搞明白,就可以闭着眼睛“妙笔生花”地叙述出好的著作来。从叙述和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上说,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之间是存在同一性的。这个“同一性”就是研究主体和叙述主体与同一客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架构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联系的,同架构在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之间的联系的,是同一个客观对象。一般说来,研究主体把研究对象研究得越清楚,那么他作为叙述主体就会把这个研究对象当作叙述对象叙述得越精彩。当然,这种同一性还可以从相反方面来理解,即如果既是研究主体又是叙述主体的叙述者,叙述不清楚这个“客观对象”,那么就会促使他作为研究主体进一步对这个对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直到最终把这个对象叙述清楚。实际上,从马克思的三个“经济学手稿”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直是他关注的问题,例如,在第一个手稿(1857—1858年)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表明,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研究一直是交替进行、如影如形。 (268)
第三,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既有同一性又有矛盾性,既可能内生相关又可能外在相斥。因此,即便研究者已经把一个经济学问题搞得很明白了,但要想用准确的范畴、清晰的逻辑、流畅的话语把这个思想实质、思维过程如愿以偿地叙述出来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代方法论把这叫做“叙事方式”,并归结为经济学的应用方法论。在笔者看来,研究方法是构架在作为研究者的“人”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借助这个桥梁,研究者要解决的是确定客观世界的“真相”,即这个世界为什么或如何是那个样子的方法。叙述方法的实质则是选择怎样的话语逻辑、借助怎样的范畴逻辑将研究对象或认识体系恰当地表现出来的工具,或者说叙述方法是对研究方法以及思维逻辑的理论建构及其话语表现的方法。
第四,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框架和叙述框架、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它们既具有必然联系又不具有必然联系。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叙述框架,研究框架是无法把握的,没有叙述方法,研究方法也是无法理解的。这同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经济学方法论中“修辞学”成为一种时尚方法的重要原因。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叙述框架理解为研究框架、把叙述方法理解为研究方法。实际上,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不仅决定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决定其叙述方法的多样性。
2.以逻辑叙述为主的叙述方法。
第一,采取怎样的叙述方法是曾经困扰马克思的问题。实际上,《资本论》第三个手稿(1863—1865年)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过程(分析)基本结束。他接下来考虑的自然是《资本论》的出版问题。因此,确定怎样的叙述框架与叙述方法成为他主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叙述方法的不确定使马克思一再推迟向出版社交付《资本论》书稿的时间。 (269)他经常征询友人的意见,但给他最中肯、最直接意见的人是恩格斯。例如,在1867年6月16日,这天是马克思把《资本论》书稿送出版社的整整两个月之前,恩格斯在信中就《资本论》如何叙述得更好的问题给马克思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他说:“我认为,你不必在附录中再作任何补充……至多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出简短的章节,用专门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过渡,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补充说明和纯粹的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270)应该说,这些意见对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版前叙述方法的改进意义重大。 (271)《资本论》被送到出版社付印去的两个月后的第五天,即1867年8月23日,恩格斯在仔细阅读了《资本论》付印稿后立即给马克思写信说:“我向你表示祝贺,你采取了完满的处理方式,你只是把错综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放在恰当的位置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就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几乎一眼就能看清楚;同时我还要向你表示祝贺,你实际上非常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完满而又相互联系的叙述。” (272)
第二,逻辑叙述方法是借助范畴逻辑关系来叙述研究对象内部关系及相互联系的理论构建方法。(1)范畴逻辑顺序反映历史过程本质与历史顺序不是简单对应的。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273)(2)借助范畴逻辑来叙述复杂的研究对象的困难之处在于如何理解范畴本身及其联系。马克思说:“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274)(3)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有个发展过程一样,范畴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抽象程度最高的简单范畴,是理论结构中的最基本的要素或细胞形态,它位于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层面处于逻辑起点,承担着发展理论体系的“种子功能”。具体的复杂范畴,则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275）(275)在这里,请注意:思维逻辑中的起点与现实生活中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经过抽象或提纯的,因而是单纯的、简单的、容易被叙述明白的起点;后者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材料”即是作为“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 (276)的,因而是混沌的、复杂的、不易被叙述清楚的起点。
第三,逻辑中介在范畴本身及与其他范畴的逻辑关系中具有独特作用。(1)从单个范畴来看,中介是位于内涵与外延之间的枢纽。内涵是指范畴中反映的研究对象本质的规定,外延则是由其本质衍射出去外部形态的活动范围。 (277)一般来说,一个范畴的内涵愈简单愈单纯,其外延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反之,内涵愈丰富即愈复杂,其外延发展空间就愈狭窄即愈无发展。中介,是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中间层或中间环节,它具有“亦此亦彼”同时又“非此非彼”的属性。 (278)对此,恩格斯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辩证的思维方法……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279)例如,把商品确定为逻辑起点,把货币作为逻辑中介,就引出劳动力商品、生产资料商品、生活资料商品,又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引出资本和剩余价值。因此,如果没有货币这个中介范畴,就不可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2)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上看,中介还是耦合不同层级之间范畴的逻辑通道。例如,流通过程中的所有范畴———诸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具有把资本主义本质层次的属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化为资本主义现象层次———生产费用和流通费用,进而转化为成本价格———的功能。这是因为从“亦此亦彼”的二重特征上看,中介属性可以分为本质属性和现象属性;前者是与本质相关的内在特征,通常也被称作固有属性、特有属性或本质特征;后者是与现象相关的外在特征,通常被叫做随机属性、个性属性或现象特征。总之,在复杂的逻辑体系中,没有中介范畴是不能完成从“此范畴”到“彼范畴”的逻辑过渡的,从而也不能完成从简单到复杂的攀升。
3.经济学说史上应用叙述方法体系的典范。
第一,《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不拘一格。只要认真阅读《资本论》就会发现,从叙述观点、证明问题的角度看,马克思除了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著作之外,还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莎士比亚等文豪的文学典故、历史名人游走天下的纪实文学信手拈来;例如,他在第三章叙述货币是商品世界中天生的“平等派”这一观点时,引用了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的诗句:“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280)再如,他在说明“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扩大增大”的时候,引用了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于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来说明:“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 (281)至于他对采用语言语音考证方法、民族学研究方法、历史学比较方法来叙述枯燥的经济学范畴和原理,更是独具匠心。例如,在第十二章谈到工场手工业时期为贯彻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何发明或发展机器问题时指出:“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作mill[磨房]。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 (282)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中也用英语语言中的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来解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概念,他指出:“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作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 (283)
第二,在说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现实状况的时候,《资本论》使用非常严格的实证方法。《资本论》所引用的资料都是在英国法律体系容许范围内能够说明社会问题的官方资料,诸如白皮书、蓝皮书、社会统计、经济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工厂视察员调查报告等等。因此所有这些资料由于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因而具有权威性。这种“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 (284)的实证叙述方法,使《资本论》的理论体系非常具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例如,在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叙述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而发动的所有“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观点的时候,马克思引用的几乎都是《工厂视察员报告》中的资料。例如,1863 年10月31日视察员雷德格雷夫的报告:“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熏得人恶心……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引起咳嗽和呼吸困难……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285)顺便指出,《资本论》是1867 年9月问世的,但马克思引用的英国下议院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竟是1867年2月18日的。 (286)总之,《资本论》方法的魅力,一方面在于彻底的真实、彻底的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在于既采用若干“微小叙事”包括讲故事、说寓言的方式,也采用若干“宏大叙事”的方法展开对欧洲长达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美洲“奴隶贸易”、中国“鸦片战争”等历史场景的分析。还有一点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资本论》那里,“方法”虽然是异常丰富的,但从来都不是“噱头”,而只是为理论内容服务的工具。
第三,主张必须使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的方法处理经济活动问题。这是由于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人类的生活、生产、交换、分配活动即经济活动,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社会的交错运动。因此,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说明经济活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强调的,但不是唯一的而是需要与社会科学协同使用的。例如,在经典性阐述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在阐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以及“在考察这些变革时” (287),他异常明确地说:“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288)再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既使用化学方法也使用历史的文学方法来阐述相对价值形式(商品)与等价物(货币)之间的内在关系,来揭示在它们不同的价值形式后面所具有的相同的价值实体,详细内容笔者在第一章中展开。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289)
(四)《资本论》的基本内容与时代意义
1.《资本论》的结构与框架。
《资本论》由三卷、17篇、98章组成,是一个超复杂的理论系统。它分层次地揭示了资本之抽象的内在本质、中介的二重属性、多样化的外部形态,以及资本生存的制度基础、资本运动的市场机制、资本成长发展演化的动力系统和积累机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内在危机、自我扬弃、被取代的历史趋势。
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该卷由七篇、25章组成,从抽象层面上,揭示了资本与商品、货币、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本性及其各种方法和资本积累方式,解说了资本产生、生存、成长、发展以及走向衰亡的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制度形式(组织形式)。在这里,资本是一种特殊的配置即耦合生产要素的社会制度,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一种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则表现为隶属于资本雇佣劳动中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资本积累机制表现为生产相对剩余人口的机制。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该卷由三篇、21章组成,从中介层面上,揭示了单个产业资本运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形态、特点和保持正常运动的条件,以及运动速度和增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联系,阐释了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问题及其得以正常运动的各种条件(运动速度、部门间比例、总体结构)。在这里,资本不是“静止物”而是“运动”,是实现价值增殖的发动机,在经济运动中表现为预付费用或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周转效率的产物,资本运行机制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产品的机制。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该卷由七篇、52章组成,从具体层面上,再现了资本和剩余价值、商品价值和财产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变体)形态,阐释了资本和资本化的土地所有权分配剩余价值的原则以及效率优先占有的激励机制,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的资本自我扬弃的客观依据。在这里,资本是一种占有、分配、获取收益的社会权力/权利体系,表现为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表现资本的果实,资本分配的原则和机制则表现为生产相对资本过剩的机制。
2.《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最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
第一,从上述介绍的《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可以看出:《资本论》理论框架中的资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绝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而是一个超复杂的理论系统。这个由若干理论范畴构成的理论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理论观点组成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观点在向世人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总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经济制度,它有一套特殊的交换规则、特殊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体系、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特殊性都打上鲜明的资本烙印。
第二,《资本论》还揭示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技术基础。例如,马克思在阐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征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时候谈到以下观点:在不改变工作日长度的条件下,要想更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只有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缩短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对于劳动者来说,提高劳动生产力(率)不是随意便可实现的,相反,“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 (290)
第三,《资本论》进一步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 (291)正是这个“变革”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一个适应资本增殖本性的物质基础、获得了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制度基础;正是这个“变革”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原动力,并伴随科学技术进入直接生产过程、市场流通过程以及不同层次的管理过程而引发的价值革命和价格革命(第二卷)、资本权能革命和经理人革命(第三卷),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站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提供了依据。
3.《资本论》的最终目的、理论价值、适用范围。
第一,最终目的与理论任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9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说:“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293)的确,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没有永恒的“真实世界”,也没有永恒的“经济时代”,有的只是属于每个历史时期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经济学去揭示那些决定或支配具有一定形态的社会有机体赖以产生、生存、发展、消失以及为另一更高形态之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条件及其规律,目的是“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294),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295)
第二,历史科学与理论价值。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296)
第三,适用范围与辩证的认识方法。(1)要辩证地理解《资本论》普遍规律的适用范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说:资本主义“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 (297)(2)不能不顾具体情况到处“乱套”《资本论》的观点。马克思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298)。(3)不排除《资本论》具有一般意义。马克思说:《资本论》“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299)
第四,适用范围与时代意义。如本书一再强调的《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学著作,或者仅仅是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对作为资本主义母国(英国)的实证研究并证明其原理的实证著作;它作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全书,实际是把它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之中,并且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特殊机制和机理,为实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300)这一科学社会主义任务提供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笔者认为,这就是《资本论》永世不朽的时代意义!
(1)“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http://finance.sina.com.cn/emba/embaruc/ 20120626/105812401693.shtml。
(2)“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http://finance.sina.com.cn/emba/embaruc/20120626/ 105812401693.shtml。
(3)人文主义最早产生于犹太教和正统基督教之中,它认为:既然神或上帝创造世界后就把世界交给人类、由人类支配和塑造,那么人就不是现世界的匆匆过客,人就应该自我完善并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向神或上帝负责。马克思的父亲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作为律师的他用非常民主的做法,在与孩子的玩耍中将民主自由、人文主义的要义讲给孩子们,启发他们要作一个有信仰、有责任的人。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经院哲学家(一些唯物主义者)展开激烈争论,其中最著名的地点在德国科隆(1842年马克思曾在那里办《莱茵报》)。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广泛的文学和历史学的教育,培养和塑造文化与智力、智力与体力相统一的人,或拥有最高智慧和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还写了一大批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摩尔的作品《乌托邦》和《太阳城》。显然,这些对青年马克思确立自己的理想都起了一定作用。
(5)需要指出:怀疑主义在古希腊文明中也是一种历史意识,因为在多样化哲学背景下,人们很难想象众多哲学中哪一种最为正确。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102页。
(7)现代量子物理学家玻尔认为,马克思把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自发偏斜学的辩证因素归结为原子自我运动的辩证原则,为量子力学对基本粒子运动的探索提供了思想源泉。另外,虽然马克思以后并没有把自然物质及其运动形式当作他深入探索的世界,但他对原子(实体)与时间(本质)及其运动轨迹(测量尺度)的研究则为劳动(实体)及其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尺度)的规定奠定了科学基础。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相关地方展开。
(8)“这时”即1841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作于1840年底到1841年3月。与费尔巴哈写作《基督教的本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故它是笔者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息息相通”的“证明”。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由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自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成为其编辑之一,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主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749~750页,注释238。
(11)不论在注释中还是在正文中黑体字下加下划线即“黑色”是笔者标注以示强调,以同引文中原有的不加下划线的黑体字相区别,以下不再说明。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6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60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17~18页。为此,那时只有24岁的恩格斯甚至打算自己写一部英国社会史。从1845年5月14日和7月7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都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致力于写这部书。到1847年底,他还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但是,由于许多原因,他最终没有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3页。
(17)这是一个具有经济学方法论性质的“研究纲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者把“研究纲领”作为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称作“类存在物”,把“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因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为“满足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在此基础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肯定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把劳动提高为政治经济学的唯一原则的历史功绩,并提出具有革命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应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马克思以后写作《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构建以“人”为主体的唯物史观框架以及确定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当代西方学者越来越重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绝不是“无病呻吟”。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5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30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6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64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38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6页。
(35)关于方法问题是哲学问题,将在本章第四部分展开。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59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14~1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6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603页。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实际是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批判,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这样,对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也是这样。关于这一点,将在本书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的导读中展开。
(40)有关唯物史观的内容,将在本章第二部分展开。
(41)对于马克思1843—1848年之间做“世界公民”的这段历史,恩格斯是这样总结的: 1843年,在《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和燕妮就结婚了并一起去了法国,但普鲁士政府与法国政府勾结,法国政府无理将马克思夫妇驱逐出境,“马克思一家被赶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发生了骚乱,在此期间,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执意把他的妻子也投入监狱。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新的流亡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再次干涉,便搬到伦敦”;在此期间,马克思夫妇“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继被送入坟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 541~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140页。
(4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88~59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将在本书“《资本论》的方法论”中展开。
(4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论》的全称。关于全称与简称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资本论》的名字。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7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3~504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7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页。
(53)参见《资本论》,2版,第1卷,28~30页,36~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4)《资本论》,2版,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5)《资本论》,2版,第3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36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5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67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0)“以人为本”的特质决定于“人本为何”?历史唯心主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空皮囊”、“上帝羔羊”、“精神载体”、“自然人”、“一般人”、“孤岛人”等,因而在他们那里的“以人为本”实际是以“君主为本”、以“英雄为本”、以“资本家为本”。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里,社会关系是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因此,这里的人,是社会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是人民。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第8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第11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第11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0~1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2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页。
(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29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3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3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页。
(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45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8页。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页。
(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78页。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混乱”在卡·波普尔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笔者将在本节结束的地方给予说明。
(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6页。
(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0页。
(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1页。
(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1页。
(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1页。
(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1页。
(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6页。
(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6页。
(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6页。
(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5页。
(88)世界观本质是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而哲学则是属于人的智慧。在古希腊,“哲学”本意是“爱智慧”,是隶属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认识的范畴。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3页。
(90)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做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771页,注释353。
(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6页。
(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81~282页。
(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4)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尔德·霍夫曼指出:“除了两种最简单的原子———氢和氦,其他所有的原子都是在恒星中形成的……地球上所有的原子……我们骨质中的钙原子、神经中的钾原子,以及精妙编码人类的基因指令和工作顺序以形成人类的碳及其他原子———均源于这些遥远而古老的星际活动。我们自身也是星际物质的杰作……因此,可以说,多少了解一些化学知识,是认识人类社会,特别是认识这个高技术世界文明的先决条件。”参见罗尔德·霍夫曼、维维安·托伦斯:《想象中的化学:对科学的反思》,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9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1、505页。
(96)(1)关于“劳动的”、“资本的”、“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请参见1864年马克思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12页。(2)1849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劳动力的表现即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715页。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一开篇,即在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的一开篇,马克思就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作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出发点”和“主体”,并由此展开对人及其社会性、历史性的经济学分析,即把这些人的社会关系、历史关系,作为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分析。因此,在这里,与“人本社会”相关的观点,读者可以到本书第四部分阅读。
(97)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说:“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因为“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13~14页。
(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5页。
(99)笔者认为,虽然可以把1843年以后的每篇文章都可以看作马克思新人本主义的理论来源,但是笔者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五篇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100)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有用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转化,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一旦停止,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发生分解,即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形式,首先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86~88页。
(101)“活动”即活着的有机体的运动,是有机体的生命能量的代谢方式。活动一旦“对象化”就会转化或创造一种“新物质”,亦即创造地球生物圈的“活物质”。活物质,是以有机体的重量、化学成分、能量、空间特征等方式表现出来的———地球上无数单个生命有机体的协同作用总和。人类生命活动的特点是有意识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劳动”。换句话说,劳动是“人”作为生物体的“能量释放过程”,因此被“生物圈”理论发明者B.И.维尔纳茨基称为“活物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能足以造成地球地质变化的生物力量。(参见《活物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在唯物史观中,“活动”这种自然界中有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是与“人类存在”须臾不可分的范畴。它首先是破解“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命题的“钥匙”,是“人本身”之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的表现,是“人之根本”即“社会关系总和”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本原”即物质生产活动。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它是“劳动”本身,是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本原”,是人类生存、生活、发展的手段。在《资本论》的框架中,它是三卷资本论的“本原”,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本原”。由于人具有二重性,因此所有人的“活动”也都具有二重性了,在《资本论》的框架中,所有作为“本原”的活动,都表现为资本的活动了。
(1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2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2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2页。请注意:从自然属性上看,“活动”是有机物区别于无机物的本质,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作为有机体区别于其他有机体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是人的自然性质。另外,“劳动”在唯物史观中是极其重要的始基范畴,它表明人类最原初的生命活动和维持生命的生产活动。当然,伴随社会的形成,劳动便具有了“社会”性质,因此,劳动作为人的自然本性就成为人的自然属性了。实际上,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已经潜在于劳动———作为人之本能的生命活动和作为人之社会活动———这二重性之中了。
(1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1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2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3页。马克思批判了那种把“关系”意识化的唯心主义错误。他说:“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85 页,编者注。
(108)《资本论》,2版,第1卷,379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2~533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5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4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0页。
(1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6页。
(1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88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76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6页。
(118)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二节“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理论基础。
(1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162~163页。
(120)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导言”中讲到的生产一般问题,参见《资本论》,2版,第1卷,9页。
(121)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19世纪中叶前后在欧洲问世。至今西方社会学界把马克思(1818—1883年)同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并列,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或者把马克思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1858—1917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并列,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在当代社会学家中,有许多人毫不隐晦自己同马克思的关系。例如,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1918—2002年)就声称自己的社会学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不平等等论点,他于1977出版的《不平等性与异质性》和于1984年出版《相互关联的社会属性》就是应用这些理论分析当代社会的结果。再如,同时闻名于欧美的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2009年),他的社会辩证冲突论的理论渊源就是马克思的。还有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8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诸如于尔根·哈贝马斯等人都宣称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被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2009年)称为有史以来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社会哲学问题。达伦多夫是当代罕见的、其学术思想能够同时享誉欧洲和美国的德国社会学家。他本是一个不忌讳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有密切联系的人。但令笔者迷惑不解的是,他提出的这个“什么使人类结合成社会”的问题,难倒马克思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3页。
(124)马克思说:“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注释2。
(1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3页。
(1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3页。
(1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1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不仅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是人在社会框架中的活动,作为具有能动性和社会性的人类活动,它是构架在人的主观世界与其面对的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它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范畴。但是,在逻辑上,马克思是在阐述“人本身是什么”、“社会本身是什么”之后,才把它作为对人类全部活动的一种抽象,而在社会分工体系与社会结构分层的框架下,人类全部社会活动还是会以生产活动、交换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的具体实践形式出现,因此,“实践”应该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对人类社会实践做了科学的阐述,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2~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4页。
(1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40页。
(1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63页。
(1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40页。
(132)马克思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资本论》,2版,第1卷,54~55页。马克思在1867年8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还说:“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劳动或是表现为使用价值或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这种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68页。
(1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553页。
(1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0页。
(1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3~524页。
(1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189页。
(1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307~308页。
(1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189页。
(1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135页。
(1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308页。
(1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308页。
(1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308页。
(1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1页。
(144)生产方式,在唯物史观框架中,是与人类的生命、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最具有始基意义的范畴和理论。因而它是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区分社会经济时代的标志。生产方式,在《资本论》框架中,是与资本的生命活动,即资本的产生、生存、成长、发展、成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范畴和理论,是架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躯干架构。
(1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50页。
(1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6~116页。
(1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6页。
(1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06页。
(1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46页。
(1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3页。
(151)在笔者看来,“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中具有最为独特的理论功能。这种独特的理论功能既表现在人类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连续性”中,又表现在“连续性的中断”即“跨越性”之中。由于生产方式还是《资本论》中最基本的范畴体系,即承载“资本”及其“复杂关系”的范畴体系,因此,笔者请读者一定注意本书关于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导读”。
(152)1992年将近190个联合国的缔约国和缔约方签订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基于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是以化石能源燃放气体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以及基于大气中80%的温室气体是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历史中排放的这样两个基本事实,《框架协议》确定了“共同负责但有区别”的应对原则。1997年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京都议定书》又根据《框架协议》确定的总原则,制定了对发达国家进行强制性减排的约束。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却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发展较为快速为理由,迫使中国等金砖国家同发达国家一起进行强制性减排。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历史排放”与“现实排放”进行历史发展与现实发展的比较,以抗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一定要注重地球现在与未来的所谓“发展说辞”。
(153)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399~563页。
(154)参见《自然辩证法》之[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550~563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 版,第4卷,13~198页。
(1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6~519页,注释2。
(1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
(1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19页,注释1。
(1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1页。
(1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1页。
(1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295页。英籍奥地利学者卡尔·波普尔在其《历史主义贫困论》(1957年)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主义、行动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历史主义是反自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创造的或人民创造的;如果是历史有规律可循而且是客观的、必然的,那么就谈不上是人民创造的了;历史主义不是科学的,因为是需要用经验来检验的,社会实践是否正确也需要经过检验。此外,波普尔还写了《开放的宇宙》、《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客观的知识》、《猜想与反驳》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世界观、认识论、社会观、历史观发动了“全面批判”。可笑的是这种“批判”从前提到观点都是建立在“臆想”基础上的,观点之间也没有内在联系。笔者深信只要是认真了解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人都不会同意他对马克思的所谓历史主义的批判。需要指出:波普尔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旗手、新奥地利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的学生。波普尔在为《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致谢”中说:“我深深感谢F·A·冯·哈耶克教授,没有他的关注和支持,本书将不会出版”。而哈耶克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参加“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并作为“反社会主义”一方的思想领袖闻名遐迩的。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就是捡拾波普尔之牙慧,却不肯抽出点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
(1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33页,注释1。
(1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1页。
(1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509页。
(1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1~592页。
(1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页。
(1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52页。
(1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122~148页。
(168)《资本论》,2版,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48页。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即像一类“羊群”似的一类“自然人群”。因此,所谓“一个纯范畴”、一般人、共同人,都是“自然人群”中的“孤立的个体”,即单个的自然人。
(1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81~282页。
(1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42页。
(1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28页。
(1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80页。
(174)《资本论》,2版,第1卷,22页。美国史学家斯特龙伯格认为:现代历史观始于1790年是以埃德蒙·伯克的世界观为依托发展起来的。1790年伯克发表了《法国革命感想录》,宣称革命走进了误区;因为革命的领导者想一夜之间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产物不能随意修补,社会是人类智慧的宝库,应该受到尊崇,社会革命要考虑社会运转的连续性,社会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等级体系,政治共同体是历史塑造的,革命者是不安分汲取祖先智慧的人,以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人是社会动物,如果不尊重吸塑盒传统就无异于野兽,人是宗教动物,没有基督也会信仰别的宗教,尊崇上帝和尊崇社会秩序是人生两大职责。参见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184、210~21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495~496页。
(176)这里的“自觉的辩证法”对应的是“自发的辩证法”。恩格斯认为:“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22页,注释1。)恩格斯还说: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和附释中,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重新出现在古斯塔夫·基尔霍夫的书里,而且采用了和黑格尔首先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实质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学家与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像空想主义者与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 卷,14页,注释1。)
(1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13页。这是恩格斯在1885年《反杜林论》序言中所说的话,一向谦逊温和的恩格斯之所以强调他和马克思是“唯一的人”是因为“创造体系”的杜林搞了一个从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无所不包的“科学体系”向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展开全面的批判,但是杜林却经常把马克思的发现甚至诸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类的发现混乱表述后归为自己的发现。像杜林这类“无耻之尤”在当代的中国很多很多。
(1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11页。
(1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466~467页。
(180)这是一位名叫陈郁的学者在一套西方经济学译丛的序言中所说的精辟语言,我一读到它立即就记住了。
(181)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康德(诞生于1724 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人(终结于费尔巴哈)。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本体和现象。康德不同意洛克关于感觉经验是知识真正来源,精神作用是消极被动的只能吸收外界的刺激的观点。他认为:精神或智力是有创造力的,理性是先验的;人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结构,科学中的“坚实性”感性资料就将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令人绝望。他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特殊知识,适合于生活的实用方面;是关于表象的知识,而不是本质的知识;属于现象学,不属于本体论;它涉及事物的性能而没有涉及“物自体”。康德的“批判哲学”不在意对他的哲学进行“唯物”或是“唯心”或是“二元”的形而上学的争论,只是致力于分析人的认识方式,或只在意把哲学当作认识方法。
(182)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如果说康德批判哲学中的世界是“二元的”,那么黑格尔哲学中的世界绝对是“一元的”,即是一个由绝对精神外化出来的包罗万象的整体。由此,“整体论”是黑格尔哲学方法论的特征。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点,人类历史有三个主要阶段:亚细亚阶段,古希腊罗马阶段,日耳曼—欧洲国家阶段;划分的标志是绝对君主权力,地区性自由(城邦)以及综合了二者的强大国家中的自由。
(1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7页。
(1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7页。
(1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602页。
(1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603页。
(1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691页。
(1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68页。
(189)《资本论》,2版,第1卷,54~55页。
(19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20页。
(191)在唯物史观框架中,人的活动,不仅是“人”现实存在的形式,而且是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此,它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1844年)。但一个世纪以后,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1881—1973年)———新奥地利学派的宗师、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奠基人,在20世纪40年代与他的学生冯·哈耶克一起以反对社会主义而闻名于欧美———却据说以研究“人类行动”而被他的追随者奉为“其理论成就达到无人攀越的顶峰”。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米塞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对比一下。马克思关于人之活动的理论,本书已经结合人的自然特性和社会本性给予介绍并将继续介绍。因此,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对米塞斯的理论。米塞斯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他在其德文版序言中说:“经济理论在逻辑与方法论上的奇异性向认识论提出了显然无法克服的困难……本书的目的是:确定这样一门科学的逻辑合理性,它的研究对象为普遍正确的人类行动规律。即无论行动者的地方、时间、种族、国籍或阶级如何,都可宣布为正确的规律。”从那以后,米塞斯运用这个论文集中的认识论,即以人的行动为出发点,逐步归纳和发展他的经济理论,包括1940年的《国民经济学———行为与经济》、1950年的《人类行动》、1957年的《理论与历史学———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解释》、1962年的《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使之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便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妥协、最旗帜鲜明的捍卫资本主义的著作”。参见[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面对这件很滑稽的事情,笔者请读者思考如下几个问题:(1)经济学是否存在认识论?(2)马克思和米塞斯,在经济学上对认识论的问题,谁认识得更早些?(3)米塞斯作为捍卫资本主义最旗帜鲜明的斗士,在哲学上主张的“人的行动”,是什么人的什么行动?
(192)干细胞根据其分化潜能的大小可以分为两类:全能干细胞和组织干细胞;前者可以分化、发育成完整的动物个体,例如爱丁堡大学就用干细胞直接克隆出的“克隆羊———多米”;后者则是一种或多种组织器官的起源细胞,例如已克隆出替代长了癌细胞的肝脏的“肝脏”。
(193)生产方式,在唯物史观框架中与人类的生命、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最具有始基意义的范畴和理论。在《资本论》框架中,却是与资本的生命活动,即资本的产生、生存、成长、发展、成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具有躯干性质的范畴和理论,是架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干架构。
(1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12~13页。
(1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31页。
(19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29页。
(197)《资本论》,2版,第1卷,10~13页。变化是生命的法则,生命有机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新陈代谢的系统。(关于系统方法,我们马上就会讲到。)现代社会对复杂的生命系统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人们都没有关注生命形式的进化,更没有将其与复杂性和系统性联系起来并将其作为认识和处理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与历史是两回事”。黑格尔认为:人类与低等生命形式有一种逻辑上的,但不是时间上的联系;自然界的循环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过程,从中演化不出什么新东西,这与人类历史正好相反。黑格尔热衷于让人类历史成为“绝对精神”的私有实验基地,这使他远离自然进化论并仇视人类。孔德同黑格尔一样也没有理睬达尔文的进化论。
(198)《资本论》,2版,第1卷,8页。
(199)卡尔·波普尔(1902—1999年)不仅将马克思的方法论归结于历史主义整体论进行反对,而且将其归为经济决定论加以反对,即便到了晚年他对马克思比较客观了,但基本态度依然如此。例如,他在生命最后的两三年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赛蒂访谈的时候这样说:“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确是眼光独到,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在马克思以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这是真的。但是,”他话锋一转却说:“马克思也没脱离开山鼻祖的老毛病———刻意夸张他的新发现,滥用经济因素,以为它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他认定经济是唯一因素,这显然错了。社会现实复杂多了……”([英]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17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笔者很不明白这些名人,尤其是这个“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波普尔为什么会这样不负责任地批评或批判一个在他生下来之前就已经故去的伟大的思想家呢?
(200)根据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的理解,马克思是最早具有用系统思想构建理论系统的先驱者。参见[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载《自然科学哲学丛刊》,1979(1~2);[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201)参见[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载《自然科学哲学丛刊》,1979(1~2);[美]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20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3)转引自王雨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403~40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04)参见[英]A.N.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意]E.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哲学当代思想的新范式》,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05)《资本论》,2版,第1卷,193页。
(2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401页。
(2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298页。
(2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481~482页。
(2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601页。
(2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300页。
(2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29页。
(212)《资本论》,2版,第1卷,20~21页。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提倡经济学要研究“真实世界”(暗含着经济学不要去研究“虚假或虚拟世界”),大力赞赏科斯研究经济学“既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质朴的方法(暗含着经济学界不要“大忽悠”或不要偏好哗众取宠的方法)。我很赞成这个意见。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真实世界本身的性质。俗话说得好:“杀鸡、宰牛,各有各的家伙什儿,爱谁谁了”,“煮汤煲汤各有各的高招儿,看食客爱哪招儿了”。当然,最高境界的“招儿”是“无招儿胜有招儿”,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还是真实并易于处理的方法更好更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方法变成目的,手段变成目标:本来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问题非得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表现,好像经济学界的人都是数学家;本来一个简单的问题说两句话就明白,但非得“暗喻”非得讲故事,似乎经济学界的人不是修辞家,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此,一切变得稀里糊涂。这何等的荒唐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斯特龙伯格如是说:“现在流行的是社会科学的晦涩术语,半生不熟的理论化、解构主义以及那些愿意把历史当作小说来处理的人”,他们“为了争夺各个领域的控制权而展开了复杂的方法论之争。”(2002)即便不是为了争夺控制权,仅仅是“非方法论学者”不断被剥夺话语权的事实,也足以证明那些惯常挥舞“方法论大棒”自诩或暗示别人他是“方法论权威”的“话语霸权主义”的行径也是值得批判的。例如,已经故去的经济学方法论家杨小凯,他在《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2000)一文中,一方面大肆赞扬自己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其管理(理论)分层结构是如何提高了系统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狂妄贬低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如何“没有组织得当的框架”,因为其“框架的严格程度和自洽程度都比较低。”这很不好啊!
(213)《列宁全集》,2版,第55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143页。
(2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24页。
(2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24页。
(217)[英]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18)[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470页。
(220)《资本论》,2版,第1卷,19页。
(221)《资本论》,2版,第1卷,20页。
(222)《资本论》,2版,第1卷,21~22页。
(223)《资本论》,2版,第1卷,20页。
(224)《资本论》,2版,第1卷,22页。
(225)《列宁全集》,2版,第55卷,290页。
(226)《资本论》,2版,第1卷,22页。
(2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26页。
(2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27页。
(2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27页。
(230)《列宁全集》,2版,第55卷,290页。
(2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30~31页。
(2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603页。
(2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32页。
(234)参见汤在新等:《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六册结构计划》,《<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1~62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2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0页。
(2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0页。
(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0页。
(2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0页。
(2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0~441页。
(2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88页。
(242)孟氧:《<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43)《资本论》,2版,第1卷,7页。
(2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196页。
(245)我国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洪远朋教授也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参见洪远朋:《通俗<资本论>》,2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
(2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542页。
(2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53页。
(2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545页。
(249)《资本论》,2版,第1卷,8页。
(250)《资本论》,2版,第1卷,8页。
(2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31页,注释1。这个“定义”来自恩格斯在1888年给《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上加的一个注释。这是《共产党宣言》发表40年之后,特别是《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问世之后,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所做的一个理论概括(定义)。
(2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43页。
(2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页。
(2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资本论》,2版,第1卷,104页。
(2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36页。
(2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页。
(257)《资本论》,2版,第3卷,995~9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8)《资本论》,2版,第3卷,994页。
(259)《资本论》,2版,第1卷,877~878页。
(260)参见吴易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第1卷,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洪远鹏:《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体系与方法》,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评述》,1~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杨志:《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载《经济学文萃》,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61)这种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资本论》研究界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那时,笔者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最年轻的一名理事、常务理事、副总干事经常参加《资本论》的研讨会。笔者上述引用的话,正是当时一位非著名但也有些名的经济学老教授的话。他甚至说:“我们这一辈跟着马克思屁股后面爬也就算了,决不能让年轻人再像我们一样也爬一辈子了。”
(26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2页。
(263)《资本论》,2版,第1卷,24页。
(264)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文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65)2004年当代英国著名女哲学家苏珊·哈克说:“过去50年中,法国哲学逐渐蚕食了50年前德国哲学所占的地盘。”参见[英]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总序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66)《资本论》,2版,第3卷,1005页。
(267)这里的研究方法,实际是指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实际上,研究方法是比思维方法还外延的方法。
(26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24~33页。这个问题,笔者在本书第四部分再详细展开。
(269)这些内容在本书第四部分再给予展开。
(2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60~261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早在1858年1月14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143页。在那里,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当作研究方法(之一)了。在这里,恩格斯是希望马克思把黑格尔逻辑学再当作叙述方法。
(271)当然,这里的逻辑是主观逻辑中表现思维逻辑的叙述逻辑,即是用范畴逻辑体系表达的话语逻辑即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或内在结构问题。
(2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0卷,267页。
(2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32页。
(2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30~31页。
(2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8卷,25页。
(2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1卷,599页。
(277)“外延”亦称“广延”。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作为数学家和科学家,他赞成和坚持近代科学之父意大利科学家伽利莱·伽利略(1564—1642年)把物质理解为具有基本性质(第一性质)和次要性质(第二性质)并主张使用“作为宇宙的语言”的数学方法来解释这些性质的信念。在此基础上,笛卡儿独特地发现了数学领域与空间领域之间存在着严密的联系,因而可以用数学又可以用几何的方法来处理,由此他创建了“解析”的方法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基本性质,即与物质的大小、形状、运动、体积和数量相关并可以具有长度、宽度和深度(高度)即“广延度”的性质或“可度量(可测量)”的性质。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第二章“17世纪的科学和思想革命”,28~5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78)在17世纪哲学和科学的认识框架中,“属性”是物质的可观测和可度量的基本性质,是区别于物质所具有的那种不可捉摸、不可认识或尚未认识的“本质”的性质。在斯特龙伯格看来:“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把人与物理世界隔离开,把世界看成机器,把人看成与之不同的东西……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革命的……一些敏锐的批评家认为,旧宇宙观在许多方面能够让人获得更多的心理满足,而新宇宙观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疏远,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宇宙其实不像一台机器;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形成的宇宙图像一直流传到我们的时代,而且被大多数人潜意识地视为理所当然(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时代,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已经不这样看了),但是这种宇宙图像是一种人为的设想,是一系列思想建构,不一定符合客观现实。不过,它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它确确实实是极有用的工具。有人甚至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益的谬误。”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43~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471页。
(280)《资本论》,2版,第1卷,155页,注释99。
(281)《资本论》,2版,第1卷,155页。
(282)《资本论》,2版,第1卷,403页。
(283)《资本论》,2版,第1卷,61页。
(28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601页。
(285)《资本论》,2版,第1卷,526~527页。
(286)参见《资本论》,2版,第1卷,526页。
(2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1~592页。
(2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2卷,592页。
(2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601~602,706页。1882年即在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国际电气技术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德普勒展示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他利用普通的电报成功地在米斯巴赫与慕尼黑之间架设了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将电力输送到57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次远距离输电在当时是颇为成功的,同时也揭开了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电力能源的新时代。
(290)《资本论》,2版,第1卷,366页。
(291)《资本论》,2版,第1卷,560页。
(292)《资本论》,2版,第1卷,10页。
(2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156页。
(294)《资本论》,2版,第1卷,10页。
(295)《资本论》,2版,第1卷,9~10页。
(29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9卷,153~154页。
(297)《资本论》,2版,第1卷,823页。
(2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466页。据说杰弗里·M·霍奇逊是当代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说:“参照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思想,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众多的市场制度和许多可行的制度结构。马克思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框架。我认为,并不存在单一的或自然的市场类型或市场体系……”([英]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历史特性问题》,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笔者不知道面对《资本论》这么多强调资本主义历史多样性的观点,霍奇逊为什么还说那么多无的放矢的话!?
(299)《资本论》,2版,第1卷,8页。
(3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3卷,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