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动因、目的与过程

读《资本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读才能读懂读通?答案是在阅读中学会阅读,在坚持阅读的过程中学会读懂读通。然而,在阅读之前,首先了解马克思为何从法学、哲学、历史学的研究转向经济学以及他为何花费毕生精力写作《资本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行动的动因越明确,行动力就越坚决;行动的动基越深厚,行动过程就越持久。然而,从过程的角度看,动因或动基是由目标决定的,目标越大,动因和动基就越大,目标越崇高,动因和动基就越持久。从结果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一生是探寻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条件的一生,是研究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的一生,因而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的一生。

(一)耗费毕生精力研究经济学的原动力

1.少年马克思选择“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作为人生目标。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在19世纪上半叶那里是德国经济最发达而又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律师,一有空就和孩子们一起背诵诗歌,讨论宗教、哲学、爱情、信仰等人文主义问题,他的母亲很慈爱并主持家务,他有个很幸福的犹太人的家庭。⁽³⁾1835年8月12日,17岁的马克思写了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此时,他已经非常明确地区分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活动范围,动物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能够“选择”即主观能动性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选择不慎有可能造成自身毁灭;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位置”(地位、立场),往往在人有能力对它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了;正确认识这种位置,正确地进行选择是青年人的首要职责;在选择职业时,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人们自身的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起点与经历,对其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意义。17岁的马克思虽然出生在一个信仰“新教”的有神论家庭,但还只是“少年”的他就已经很清楚地注意到了自然、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关系问题,特别是人类特有的“主观能动性”———“选择”以及“选择风险”、“选择范围”、“选择依据”、“选择目标”等问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少年马克思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把人类幸福和人们自己的完美作为遵循的主要方针,不能不说马克思从小就是一个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人!

2.青年马克思具有宽广的视阈、丰富的知识且富有革命和创新的精神。

马克思上大学选择的专业是法律,但他很快就把认识世界的角度拓展到哲学和历史学领域。从1839年开始,21岁的马克思开始对古希腊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尤其对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感兴趣。⁽⁵⁾古希腊文明的多样化拓展了青年马克思的眼界,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分析和比较的思维能力。1841年4月,23岁的马克思凭《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⁶⁾这篇论文是马克思应用辩证法对古希腊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争论的世界本原及其运行轨迹问题作的跨世纪的评述。⁽⁷⁾它表明青年马克思既有一种用思维把握跨学科理解学术内容的能力,还具有一种用思维驾驭跨时空比较哲学思维的能力;对他来说,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一样,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不仅是运动的而且是与时俱变的,它们总有辩证发展的新形式。马克思在论文中把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实体自发偏斜学的辩证因素归结为原子自我运动的辩证原则,它表明马克思的“世界”不仅已经从宗教的“神、上帝、耶稣”转变为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或“人类自我意识”,而且在向“自然界”或“人类个体的人”转变。它意味着马克思已经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取出辩证方法之精髓(合理内核),同时也找到了走出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的道路,因而他能最快地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息息相通”。作为19世纪40年代青年黑格尔派的骨干,他和许多青年黑格尔派成为德国反封建政治和宗教的急先锋。他们的理论依据是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国家制度的斗争中,他们以英法的古典自然法反对德国的历史法和习惯法,主张效仿英法的自然法典建立符合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然而,他(们)在斗争中遇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一个重大矛盾,在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转变认识论和改造世界观。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第一性的东西是“绝对精神”,它不仅是世界的本原而且是世界的主体,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它派生的、外化的或下降的,因此永远都是隶属的第二性的东西。不仅如此,法典或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或人类精神又是“绝对精神”最重要的外化形式。显然,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哲学体系”与其“辩证方法”自相矛盾。这时⁽⁸⁾,大批的青年黑格尔派,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⁹⁾在这里,笔者的意思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很伟大,但他们也是人,也曾是青年人。因此,他们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也是在不断变化中走向科学、走向成熟的。然而,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少年马克思就立下的“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崇高理想,牵着青年马克思把视野拓宽再拓宽,把实践转向实践再转向实践。他为社会完善选择法律专业,为破解世界真相而研究古希腊自然哲学和原子自我运动,为反对封建专制而反对具有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强制性的法律体系,并由此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显然,选择“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成为马克思构建科学世界观的人文基础。

3.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马克思学习经济学的最初动因。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处于新旧社会转型阶段。本想在大学当教授的马克思,主要是由于不堪忍受政府打击甚至解聘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倾向教授的行动,愤然离开大学走上了社会。然而,前者是他熟悉的已知世界,后者是他从未涉足的未知世界。作为24岁的年轻人,马克思到当时最能触摸社会活动脉搏的媒体《莱茵报》做了主要撰稿人。⁽¹⁰⁾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活动经验和经济学背景的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要对与绝大多数人物质利益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例如,作为一个在大学专修法律并非常熟悉黑格尔法哲学的博士,在面对莱茵省关于林木盗窃案和地产析分辩论时,他并不能清晰地阐发农民到“公有地”拣柴火的行为不能被定为“盗窃”的法律依据,也不能有力批判关于“公有地”被变为“私有地”的法理基础。再如,面对众多摩塞尔农民遭受的苦难,他找不到合乎正义地抨击虚伪法律体系的思想武器。更不要说,在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中,他为自己不能发表有经济学素养的见解而饱受的“折磨”了。正是这种力不从心或不够完美的状况,成为促使已经选择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的马克思决心去学习政治经济学。从青年马克思身上可以看出,人所独有的“主观能动性”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实践活动。它是构筑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走出校门的马克思正是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到现实世界———社会,不仅是混沌的,而且是混乱的;不仅缺失公正,而且充满苦难;不仅用自己的思维难以把握,而且就是借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也难以解释。鲜活的社会实践使马克思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使马克思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探索未知的道路。

4.对“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究是马克思深入研究经济学的主要动因。

1843年,《莱茵报》由于其积极反映社会热点、难点等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而被官方停办了。此时的马克思被更宏大的社会活动所吸引。那时,即19世纪40年代,跌宕起伏的欧洲到处都高举着现实主义批判的旗帜:人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给予热情推崇。面对这种时代的潮流,崇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首先反对的是那些只要一张嘴就妄图指导“社会走向”的肤浅言论;例如,1842年11月30日他在给阿·卢格的信中谈到他曾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骨干分子爱·梅因的批评时说:“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我认为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¹¹⁾,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¹²⁾同时,他也在具体问题的争论中坦率地承认,自己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他对法兰西的社会主义思潮内容本身妄加评判。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他决定再次“走进书斋”去学习和研究他以前并不想学习甚至有所鄙夷的政治经济学。应该说,正是在现实世界即市民社会中,马克思看到了被黑格尔称为决定社会走向的根本力量即法律的脆弱,也看到了自己由于认识角度和认识能力之偏差造成的“盲区”,这是马克思决定深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主要动因。从马克思这段经历可以看出,知识是可以学习的,但是经历必须经过实践。虽然青年马克思拥有广博的历史知识、深邃的哲学思维、大胆的怀疑精神、敢于接受社会实践活动挑战的勇气,但他并不拥有对世俗的市民社会的深入了解,也不拥有解剖这个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武器。然而,与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常有的自以为是或“一通百通”的狂妄态度不同,青年马克思对自己认识能力体系上的不足采取了坦率承认的态度。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马克思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开始了不惧艰难的长途跋涉。

5.寻求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是马克思终身研究经济学的根本动因。

马克思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全身心投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他深切感觉到以往自己眼睛中的精神世界很“失真”,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经济学。但这种学习只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¹³⁾,并没有给他认识新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还是个很真情的人,他亲身参加社会生活的经历,使他深切感到“人类幸福”不能是“无人身的人类理性”⁽¹⁴⁾,社会变革也不能是无视绝大多数人的悲惨生活的“乌托邦梦想”。他在苦苦求索:决定这悲惨的生活状况的物质利益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体系是公平、正义的吗?法是由精神活动决定的,还是由经济活动决定的?是经济决定法还是法决定经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意识,包括思维模式、法哲学、经济哲学,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实践有什么关系?它们以何为载体联系在一起?什么是社会?构成社会的要素是什么?法律、国家、精神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发展发生影响?谁或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与资产阶级是什么关系?什么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建立一个能够使大多数人或全人类都能幸福的,或每一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些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总过程相关的问题,是推动马克思终身研究经济学的根本动因,也是他毕生创作《资本论》的根本力量。

(二)与恩格斯通力合作建构科学方法论理由何在

1.1843—1844年: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1843年马克思从《莱茵报》退出不久便到了巴黎。为了弥补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不足,他到巴黎后认真研读经济学著作,他写了7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巴黎笔记》。经济学的学习给了他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却没有对他所质疑的问题给出答案。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以往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存有严重弊端,其研究方法也极不科学。1844年10月初,24岁的恩格斯给大他两岁的马克思写信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¹⁵⁾1844年11月19日,他又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为我写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份绝妙的罪行录。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这本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¹⁶⁾于是,在1843—1844年期间,马克思写作并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¹⁷⁾、《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等著作,锋芒所向“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¹⁸⁾他明确指出:法哲学基础应该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¹⁹⁾;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基础是“虚构的原始状态”;而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之间的本质联系”⁽²⁰⁾。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说:“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²¹⁾

2.1845年:确立研究经济学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第一,1845年春天,流亡到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进行科学研究。3月1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²²⁾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不是马克思如何批判李斯特的理论前提,而是马克思批判李斯特理论前提的理论基础;因为这个理论基础也正是他建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为特征的。需要指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²³⁾,但他也是马克思清算自己从前哲学信仰所批判的主要对象。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²⁴⁾;因此,它便成为从1844年起在德国“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传播开来的哲学基础。

第二,关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由于“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²⁵⁾,是“对抽象的人的崇拜”⁽²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²⁷⁾的唯物主义原则。在此期间,马克思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以及后来的《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7—8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是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找到,并在1888年首次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中发表的。这个笔记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恩格斯说:“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²⁸⁾,“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²⁹⁾它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其实就是它的起源!”⁽³⁰⁾恩格斯还一再强调,这个新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³¹⁾。新唯物主义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革命性构思新经济学的方法论。

3.1846—1848年:批判旧世界观的同时反复夯实新世界观。

第一,从1845年秋天开始到1846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旨在搞清楚他们自己“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³²⁾。在他们看来,德国所有的哲学家“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³³⁾,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³⁴⁾。以此为分界线,他们第一次系统地夯实建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³⁵⁾

第二,夯实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这无论对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以至于他们以后都多次提起。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说:“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³⁶⁾恩格斯后来在谈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时也不止一次说:“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³⁷⁾

第三,1847年,马克思写下《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用“绝对方法”生造经济学范畴的错误,以论战方式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³⁸⁾,“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³⁹⁾。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由恩格斯执笔的《共产主义原理》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以演讲、问答、宣告等形式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⁴⁰⁾

4.1848—1856年:总结革命失败教训与更深入地研究经济学。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马克思积极参加并由此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革命结束后(1849年8月)他又被迫移居到伦敦。⁽⁴¹⁾在那里,他认真总结革命经验。由于伦敦不仅是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的中心,也是藏有全欧洲最丰富文献资料的地方,所以为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极大便利。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刊物。在1850—1853年,马克思写了24本笔记即《伦敦笔记》,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基础。1856年,英国出现了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征兆。马克思感到新的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变革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三)呕心沥血写作和出版《资本论》的几个阶段

1.1857—1859年:第一个经济学手稿和第一部经济学著作。

第一,马克思“痛并快乐”地写作着。马克思写的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檄文,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真实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利益关系。这注定他绝不会获得资产阶级的资助,宁愿过非常贫困的生活,但他因为全人类幸福工作而快乐着!1856年末,为了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经济学著作的写作之中。在1857年底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⁴²⁾1858年11月,马克思完成了第一个经济学手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在这个稿子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创立了剩余价值论,从而完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此外,这部手稿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资本论》许多基本原理的制定过程和对一些原理的详细阐释,还可以看到《资本论》并没有包括在内的许多精辟思想。

第二,1859年1月,马克思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它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学以来,历时15年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第一次在世人面前的展现。这部著作正文前面有一篇著名的“序言”,在其中,马克思对自己世界观和发展观的形成作了最真实的叙述,也对自己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的实质作了最精辟的说明以至于成为最为经典性的表述。⁽⁴³⁾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没有再版。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却例外,它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把科学世界观转化为科学方法论并在经济学理论创作过程中的具体应用,因此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马克思构建崭新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它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1859—1865年:第二个经济学手稿和第三个经济学手稿。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以惊人的速度写了两个手稿。现在,理论界较为一致地把这两个手稿连同前面提到的那个手稿,看作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⁴⁴⁾的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第二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资本论》创作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它在理论部分对《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作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阐发,在理论史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并在其中提出许多科学创见;其中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成为《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的唯一稿本。第三稿即《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由三卷组成:第一卷“资本生产过程”,第二卷(第I稿)“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一卷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其他一些章的片断。第二、三卷是完整的。如果将这两个手稿连同第一稿比较起来进行阅读,特别是同三卷《资本论》进行阅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是怎样用科学方法论对其理论内容和体系结构进行不断地创新和调整。顺便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就是对这三个手稿的“选编”。换句话说,本书第四部分内容就是对这三个手稿摘选的解读。因此,在这里,笔者不对这三个手稿展开介绍,笔者要强调的是:《资本论》有三个稿子这一事实本身,不可置疑地证明三卷《资本论》是马克思生前就完成的著作,那种认为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的著作的看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想,因而是极其错误的。

3.1867—1883年:再版《资本论》第一卷和出版外文译本。

1867年8月16日凌晨两点,在伦敦,马克思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校对工作。与此同时,他深情而激动地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⁴⁵⁾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恩格斯在评价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时说道:“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⁴⁶⁾。然而,《资本论》却遭到了“沉默”的扼杀。用“沉默”扼杀科学、扼杀一切新事物,这是一切卑劣势力通用的手法。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资本论》的“扼杀”,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书评,使其扼杀《资本论》的伎俩不能奏效。事实上,所有用阴毒伎俩扼杀《资本论》的计谋是不能奏效的,因为“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⁴⁷⁾,而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产生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资本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正是这个根本,所以《资本论》“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⁴⁸⁾,《资本论》是“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⁴⁹⁾《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许多国家纷纷翻译出版,马克思不断修订并写作序言。《资本论》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对工人阶级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出版时,马克思便把第一卷确定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并且不断地修改二、三卷的手稿,有的甚至写出第八次修改稿。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恩格斯他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躺在安乐椅中安静地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马克思指定恩格斯和他的小女儿为他遗著的处理人。马克思是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他与历史上所有哲学家有着根本区别,如他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⁵⁰⁾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直到他1883年去世,整整40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了《资本论》的写作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马克思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⁵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⁵²⁾;另一方面,他深切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那么唯物史观就只能是抽象的理论假设,他不容许科学世界观只停留在理论假设这样的层面。

4.1883—1895年:恩格斯整理出版和再版三卷《资本论》。

第一,马克思去世后,《资本论》第一卷的再版和第二、三卷出版的工作全部压在恩格斯的身上。没有恩格斯就绝不会有《资本论》这部旷世杰作。恩格斯生于1820年,比马克思小两岁。1883年,恩格斯已经63岁。马克思的去世使恩格斯比任何人都迫切地感到加快《资本论》的出版、传播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工作。(1)他首先做的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三版和第四版的出版工作。读者只要看看恩格斯1883年11月7日为《资本论》写的第三版序言和1890年6月25日写的第四版序言,就会对他那忠实于作者马克思本人意见和忠实于科学理论创作原则,以及由此而承担繁重工作的崇高品格充满敬意。⁽⁵³⁾(2)他整理和编辑了《资本论》第二卷手稿并于1885年出版和1893年再版。笔者建议读者一定要读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和再版序言,那样您就一定会亲身体验到已经进入晚年的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有多么的艰难。例如,他说:“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工作”使其“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⁵⁴⁾。还有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并于1894年出版的工作。当笔者读到“我曾以为,第三册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一个人过了70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⁵⁵⁾笔者读这些话时,立即有一种心被烫的痛。(3)1886年,恩格斯还在校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4)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创始人研究资本主义新问题。在19世纪最后20年,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新动向、处理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及其关系等新问题全部落在恩格斯一个人身上。恩格斯不仅把处理这些问题当作他的责任,而且把这些新问题当作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中关于“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与“交易所”的内容还以《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的形式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

第二,恩格斯为维持马克思本人及全家人生存所做出的长期的无私帮助,也应该作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伟大贡献。仅举两封短信为例。1866年2月20日,饱受疾病和贫穷的折磨,但依然为创作《资本论》紧张工作的马克思给恩格斯写如下一封信表达他和恩格斯的情谊:“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⁵⁶⁾1866年11月至1867年5月,《资本论》第一卷最终完稿并陆续交付出版社排印,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写信时说:“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⁵⁷⁾

第三,恩格斯的伟大人格是后人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感性的楷模。他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从而对《资本论》创作是何等重要啊!只要看过《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人均可理解到!另外,这两位既平常又伟大的男人之间的崇高友谊,以最感性的方式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⁵⁸⁾;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⁵⁹⁾;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是没有个性的,因为它以“人的物化”、“人的异化”为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为大多数人自由个性的解放和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会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