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2.0:新常态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领导干部悦读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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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公正的理念

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圣人之道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性之中,没有必要向心外之事求理。圣贤以良知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可以做到左右逢源。

良知也就是良心的另外一种说法。

政府治理,必须建立以良心为准则的决策理念。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说过:“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李克强同志也说,公正是社会创造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

政府需要在创造公平机会方面多做努力。

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规模巨大,但是底层民众要想进入更高阶层,是十分困难的。在住房、养老、教育、就业等方面,都有很多严重的政策壁垒。

政府公务员和官员购买住房,可以按照经济适用房、人才引进房的价格,普通民众购买住房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对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前者每平方米的价格不到一万元,后者买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已达到五六万元,甚至七八万元。四年前我在《学习型党组织学习读本》里提出,如果政府公务员按照市场价买房子,现今的高房价问题会更容易得到解决。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供读者批评。

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待遇虽然连续9年提高,却仍然仅仅是机关事业单位同岗位人员退休养老金待遇的1/3~1/2。

以受教育的权利为例,我国农村的孩子显然要比城市的孩子享有得少,失学儿童大部分在乡村。这就需要政府来保证农村孩子也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依靠“希望工程”。城乡差别的加剧,必然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一旦爆发就无法收拾。所以笔者认为,政府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农村孩子受教育方面,放在下岗职工再培训方面。

通行证制度的产生

1809年11月,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卡林顿伯爵颁布“霍屯督公告”,标志着通行证制度的产生。它力图将非洲人限制在自己的保留地里,使他们成为白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行证制度意味着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购买土地是不可能的。

通行证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了下来,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把科伊人变成农业工人,这份公告授权地方当局将没有通行证的科伊人当作游民处理,任意立契,强迫他们按照雇主规定的条件做工。1812年,克拉多克总督发布命令,规定科伊儿童出生时,若其父母正受雇于白人农场主,他们就应跟着学徒,直至18岁。

1828年,开普殖民地发布了49号法令,进一步将通行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科萨人:所有进入殖民地的科萨人都必须持有边境地区白人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向内陆渗透,与南下的科萨人的接触增多,同时开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萨人作为劳动力。殖民者担心这种交往会危及白人统治地位,就用通行证制度把两个种族隔离开来,这是后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滥觞。后来,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南非北部地区实行的通行证制度也是为布尔人的农庄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们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城市人口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了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南非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民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以及详细的纳税情况等许多事项。

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用的一名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拦住检查通行证。和其他大多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了联系并申请了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南非政府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无须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

中国的户籍制度之弊并不是户籍本身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取消农业户口来解决。实际上,只要将土地权归还农民,政府权力受限,不能随意圈地,城里不再搞“梳理”,农民工能自组工会,失业农民工不被视为“有退路的返乡者”,在乡村普及社会保障,教育考试取消地区歧视……一句话,把农民工当成工人(而非“流动工人”),把“返乡农民工”当成(需要保障的)失业工人,“城乡对立”也就不难化解了。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单纯经济总量上的扩张,即经济增长,必须让位于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发展,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体公民的福利增进也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比利时著名公共经济学家帕斯蒂尔认为,一般来说,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三个方面都应分别保证占有GDP总额不少于10%的份额。这是就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的。 我国经济学家邹恒甫认为,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政府的教育支出至少应该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6,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计算(这是在近期比较适当的水平),教育公共支出至少应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应该占财政总支出的1/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应该占财政总支出的1/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邹恒甫建议,中央政府对穷人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资助直接到人,与身份证号码、社会福利账号等个人特征挂钩,可以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动。

在中国,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公民,得到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央财政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公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中央财政也应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农村公民,得到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中国梦”目标的实现,仅靠培训、靠宣传显然是不够的(上面的这些建议笔者在2006年的《政府管理创新读本》一书里就已经呼吁过了,给党政官员也培训过了,但是因为改革创新尚未成功,只好继续努力——在本书里继续保留),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普通民众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人数比例超过党政官员。拿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做比喻:职业经理人占据了股东会、董事会里的绝大部分席位,自己给自己定薪资、激励、游戏规则,真正的所有者股东在股东会、董事会里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科学和规范的治理结构。2008年,2亿农民工拥有3位代表,“这是按什么样的名额分配原则决定的呢?有高度组织的身份群体(如部队、党政人员)能够比没有组织的(如失去土地的农民、下岗工人)拥有多得多的名额。在贫富悬殊的今天,身份的政治待遇差别实际上是一种比经济收入差别更为本质、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人民代议制的思想,归纳起来包括:人民代议机关同时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实现议行合一原则;人民代议机关掌握国家最高和全部权力,这种权力是整个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民代表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竞争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罢免他们,防止他们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宰;实行单一议院制。所以我们今天说“顶层设计”,人民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最顶层的设计。


注释

[1]徐贲:《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9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