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GDP发展问题分析
在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发展的同时，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关注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经济发展背后的问题。在GDP光环的背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显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产能过剩、能源过度消耗、高污染、依赖型发展模式等。
（一）产能过剩问题
2013年10月，国务院在《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对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和解决问题的原则。在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此后，在2013年4月、7月和9月，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表示，产能过剩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要坚定不移地化解产能矛盾，按照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原则抑制盲目扩张。同时，要区分行业，制定有针对性的化解方案。
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存在大量低端企业，重复投资浪费严重，资源消耗严重，环境问题严重，恶性竞争使得产品拼价格不拼质量，产品始终位于产业链低端，在国际市场没有主导权。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与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市场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宏观调控失能以及政府主导性产能过剩。产品的供求关系有其客观的经济规律，企业的逐利行为会导致客观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起到无形杠杆的作用。我国的审批制度本应是宏观调节的有效手段之一，能够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地方存在大量违规现象，盲目上马新项目，甚至项目已开工投产多年却没有有效的审批。这种宏观调控失能现象背后的原因往往与地方考核机制密切相关，当政府考核机制偏重于经济指标和产业化指标时，为追求GDP、工业园区、税收等政绩，促使地方政府给予企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优惠，甚至在环保等方面大开绿灯，降低了企业真实的生产成本，使落后的产能以违背市场规律的方式生存，最终造成全国性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执行能力，是典型的大政府模式，这种模式在特殊时期能够发挥巨大的效率和效能，但也容易产生运动式发展模式。“大跃进”时期农业浮夸风，大放粮食亩产“卫星”，违背科学规律，最终伤害农业的基础；全国性的大炼钢铁成为工业领域运动式发展的代表，全社会的力量被高效率地动员起来提高钢铁产能，但最终的结果是南辕北辙，浪费大量资源，生产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倒退。同样在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过程中，为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资源、环境、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教育等均被抛在GDP之后，在GDP光环背后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青山绿水被破坏，本应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社会保障滞后，教育投资裹足不前，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问题日益严重，癌症村增多，物价和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不断动态自我调整的过程，适当的宏观调控能够主动地消除部分自发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同当代摩天大楼中所采用的主动阻尼器，在预测出大楼摇摆方向时主动反向运行以削弱大风的影响；但当经济发展与政府的政绩考核挂钩，甚至成为政绩考核的决定性因素，本该与经济发展方向相反的阻尼器成为与经济发展方向一致的推动器，会增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使本身具有一定盲目性的经济活动更加失去理性，失去宏观调控应有的职能，放大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也成为我国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能源消耗问题
经济增长的保障是能源生产。在能源生产的构成中，原煤、原油、天然气和电能是重要的四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能源资源在绝对数量上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能源资源则极为贫乏。我国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三，探明储量约1万亿吨，但人均占有量仅为4600吨，只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已探明储量中，低级别的储量占到70%以上，人均可利用煤炭资源较低。中国煤炭资源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尤其是与煤炭资源丰富的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相比差距较大。
2012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耗2.67吨标准煤，在亚洲处于较高的水平，在世界也超过平均水平。2012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36亿吨标准煤，在全世界燃烧的70亿吨标准煤中，占到了51%。（注：参见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g—ltu4w—T3CIkL0QrjiBvkuAWXSKfkEMpeZr37aiSuSy1aInFqYG1RLh3IJWqMX。）由于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煤炭消费也集中于人口密集区，煤炭燃烧产生的废气则是肆虐我国的雾霾天气的重要成因。对于煤炭资源而言，GDP的高增长促进了煤炭消费速度的提高，这种消费的增速一方面加速了我国有限煤炭资源的开采，另一方面煤炭资源的消费加速恶化了空气质量。国务院提出的化解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淘汰和退出落后产能的原则，以期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2012年瑞士银行发布了全球石油领域现状报告（注：参见http://bjrb.bjd.com.cn/html/2012—12/12/content_29604.htm。），同时公布了目前世界石油储量前10个国家的最新排名。该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已证实石油储量有1.8万亿桶，这意味着按现有石油消费水平，世界石油还可开采46年。石油储量前10个国家的最新排名分别是：沙特阿拉伯362亿吨、加拿大184亿吨、伊朗181亿吨、伊拉克157亿吨、科威特138亿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26亿吨、委内瑞拉109亿吨、俄罗斯82亿吨、中国60亿吨、利比亚54亿吨。但我国可利用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11.5~15.4吨，为世界平均水平73吨的1/5~1/6。图2显示了我国自1990年以来的石油进口量，我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国际形势的动荡，尤其是国际势力在中东地区的政治角逐及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对中国的石油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中国进口的原油来源分散，品质不高，近年来严重的PM2.5污染一方面是由于机动车数量增长所导致的尾气排放绝对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受我国汽油等级较低，排放物超标现状的影响。石油是现代人类社会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资源，但由于石油资源的过度使用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石油资源的不足与过度依赖是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严重问题，必须走出能源消耗型产业结构，减少经济活动对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在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两个方面全面发展。
图2 石油进口量
相对于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据BP公司报告《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4》（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4）（注：参见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4/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4—full—report.pdf。），截至2013年我国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约为3.3万亿立方米，在世界排名第十一，亚洲排名第二。2013年我国天然气占能源消耗总量的5.8%，相对于煤炭（66.0%），石油（18.4%），水电、核电、风电（9.8%）居于最末，如图3所示。
图3 2013年能源消费构成
但从1978年至今的能源消费构成变化趋势来看，如图4所示，煤炭的需求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间经历两次大的波动，煤炭需求的上涨成就了煤炭经济的
图4 我国历年能源消费趋势
飞速发展，神木、鄂尔多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能源型经济伴随需求的上涨快速推动GDP上扬，成就了GDP神话，众多的煤老板成为中国财富新贵。但近年随着GDP增速减缓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煤炭需求大幅降低，煤炭型经济走入低谷。从长远的经济环境统筹发展角度来看，煤炭消费在直接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能随着对环境的不断重视而逐渐降低，或转换为更加清洁的能源形式而服务于社会发展。相对于煤炭消费随着GDP波动，石油消费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稳定。
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这对于缓解大气污染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清洁能源同样存在着各种风险和间接环境问题。
图5显示了2013年国际天然气供给图，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领土面积，我国的天然气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天然气供应渠道单一，我国能源安全仍然需要重视。
图5 2013年国际天然气供给图
水电虽然是清洁能源，但过度、无序的水电开发同样会造成重要的生态和环保问题。水电站改变了区域性水文条件和气候条件，影响了河流生态系统和水生物种。我国的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质不稳定地区，这些地区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区，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有关水电开发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大量水电建设项目没有通过环评审批就已开始动工，其后果是要么造成环境与生态的破坏，要么造成项目投资的巨大浪费，而大多数未经环评审批即开始动工的项目往往由于能够为地区带来经济利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水资源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资源，人类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充裕的水资源而且会对水资源造成较大的影响。水资源是区域性共享资源，上游对水资源的保护惠及的是下游地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使拥有清洁水资源的上游区域无法因保护环境而使本地区获得直接的收益；反之，上游对水资源开发的环境成本往往由下游承担，水电站投资的回报较快而且直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其对环境、生态、农业、渔业等产生的是远期影响且由社会分摊成本，在这种直接利益、间接成本的诱导下，很难保证地方政府能守住环保的底线。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活动，水污染已成为严重的问题，饮用水安全已成为影响健康的重要问题，也许有一天，我国西部地区上游的清洁水资源将成为与石油、天然气一样的稀有商品，保持原生态的水资源将成为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力。
2013年我国核电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五位，但是核电的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核武器的出现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伤害持续至今。和平利用核能似乎找到了一条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的出路，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又一次让人谈核色变。受福岛核电站事故影响，我国放缓了核电发展的速度，“十二五”时期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中国是目前全球第一大核电在建国，在建核电占到了全球的40%左右。与风能、光伏产业类似，新能源项目的发展需要警惕产能过剩问题。与风能、光伏产业不同，核能是高科技产业，需要成熟的技术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在论证核能源使用技术时必须严格评估假定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反应处理能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核电站的拆解成本很高，如果集中启动大批核电站项目，则必然造成核电站退役时间集中、核电站拆解成本集中的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均能源穷国，不可再生能源不足，可再生能源成本居高不下，这些都成为发展的沉重负担与成本。图6显示了我国自1980年以来能源生产及消费情况，我们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耗也急剧上升，自1991年之后我国的资源始终处于供需失衡状态，对外部能源的依赖越来越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越来越强，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能源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又会加重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提高人类生活和生产成本。面对能源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人类勘探和开采的能力，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理性的发展速度，防止盲目投资、产能过剩，降低对能源的消耗水平，保护能源，保护环境。
图6 我国能源生产及消费情况
（三）GDP与环境污染
GDP反映的是经济增长能力，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建立在消耗能源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环境成本之上，即GDP背后往往与主要环境污染物废水和废气排放相关，因此当我们看到GDP成绩时需要清醒地知道GDP背后的环境成本。
图7显示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13年GDP与废水、废气量之间的相对关系。每万元GDP废水量（吨）表示各个省区每万元GDP所产生的废水排放量，每万元GDP废气量（吨）表示各个省区每万元GDP所产生的废气排放量。图7可以看作GDP在废水和废气两个维度上的成本，数值越小则表示单位GDP的环境成本越低，越接近绿色GDP的理念。
图7 我国2013年各省（区、市）每万元GDP废水、废气产生量
天津、内蒙古、西藏、北京四个行政区每万元GDP废水量低于20吨，GDP的环境成本较低。北京、西藏的GDP构成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如图8所示，工业所占的比重较低，因此所产生的工业废水相对较少，GDP的废水成本较低。天津的每万元GDP废水量指标较低，与上海相比，天津的第二产业比重甚至高于上海，但综合的废水排放指标优于上海，说明其在废水处理方面有较好的措施。内蒙古的每万元GDP废水量指标较低，但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内蒙古的产业结构相关，其以“羊煤土气”为特征的资源型经济具有较低的废水产出。第二产业占优势的省份，如河南、山西、安徽、江西、青海等在每万元GDP废水量指标上相对较高，这种废水量与第二产业比重的相关性表明我国的第二产业在环保技术和措施上还有很大的不足，同时也提醒我们GDP成绩背后的环境成本账，第二产业的水平不仅体现在其GDP产出能力上，还体现在第二产业能否通过技术升级降低废水产出量，降低第二产业生成的环境成本。
图8 2013年我国分地区GDP构成
从每万元GDP废气量指标来看，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省市的指标相对较低，一方面体现于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二产业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临海的地缘优势。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北京每万元GDP废气量指标较好，但北京的雾霾已经成为新的空气污染代名词，虽然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的工业废气较少，但第三产业发达所带来的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同样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新课题。从图7的每万元GDP废气量指标来看，沿海地区普遍好于内陆地区，这与海洋湿润气候的自我清洁能力不无关系。山西、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省份每万元GDP废气量较高，这些省份除贵州外都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发展的环境成本较高。
综合来看，我国当前的第二产业具有较高的环境成本，说明我国第二产业水平仍然较低，大多数属于粗放型产业，高消耗、高污染，在带来GDP成绩的同时也产生较高的环境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在考虑综合发展时不仅要考虑GDP收益，更要关注GDP的环境成本，不能为了GDP政绩盲目上马大量低水平产业，GDP成绩是暂时的，伴随着官员任期而生，但环境成本是长久的，随着官员的升迁而留在本地，为了政绩的GDP工程将留下深远的环境成本代价，官员的政绩评价不仅要看其任期内的政绩，也要通过“离任审计”评估其任期以来的GDP环境成本代价。
（四）GDP发展的依赖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的粮食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数次大饥荒，在夺去大量生命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的动荡。世界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十分严峻，由于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减少、全球气候异常以及生物能源对粮食的消耗，全球粮食供给出现了消费量高于产量的严重问题，全球粮食等农作物进入高价时代，农业不再是落后经济的表现，而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面对粮食消费的巨大压力，提高粮食供给量和提高粮食产量成为必需的选择。
农业是中国最为历史悠久的产业，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在人均耕地面积较低的水平上养活了巨大的人口，传统农业有机耕种模式较好地将农业和养殖业相结合，将有机污染转换为农业的有机养分。农业自给自足是我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特点，也是国家在世界局势动荡时保持稳定的根本保证。但自2011年开始，中国由粮食净出口国变成粮食净进口国，2012年我国谷物类产品进口额达51亿美元，较2011年20.16亿美元增幅为153%，中国的玉米、稻米和小麦三大主粮全部实现净进口。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依赖度的增加会改变世界粮食市场的格局，必然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粮食进口的成本；同时粮食的过度进口会进一步打击国内农业种植的积极性，降低自主农业的竞争力，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我国农业竞争力的下降也有其内部根源。图9显示了自1980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速与化肥施用量增速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化肥施用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的过度使用持续地增加农业的成本，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在增加农业成本的同时，过度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等技术导致我国耕地肥力下降，土壤酸化，重金属含量超标，农产品药物残留超标，水污染、土壤污染加剧。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耗掉了全球化肥总量的1/3。中国化肥在2013年使用量为5911万吨，平均每公顷施用量近400公斤，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与此同时，我国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大量土壤受到杀虫剂的污染。大棚种植由于其产量上的优势而在全国推广使用，中国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但我国农膜主要为非降解材料，年残留量高达35万吨。而另一方面，农村养殖业的畜禽粪便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据九三学社调研组统计，我国仅猪、牛、鸡三大类畜禽粪便年总排放量约30亿吨，有相当一部分粪便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成为污染源。以江苏省为例，年养殖排粪量为2000万～3000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0%，其余都直接排放。农业与工业最大的不同是农业是一种循环经济，能够将有机污染转换为有机肥料。虽然传统农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但其背后的环境成本较低，且无毒害副作用，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反观现代农业技术虽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产量，但农业与养殖业相分隔，增加了双方的成本。农业产量提高的同时，农业成本也在相应提高，甚至出现越种越赔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化肥与农药的过度使用加速了土地的恶化，极大地威胁着食品安全。
图9 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增速对比
对GDP的过分关注导致忽视了我国的农业基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粮食进口幅度的增加进一步弱化了我国农业的基础，将城镇化简单化为农村人口迁移和农业土地工业化则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的人力基础和耕地资源。2012年台风“布拉万”造成东北三省部分地区大面积玉米倒伏，而农村人力资源的缺乏加重了灾害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了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大规模迁移，与当时农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而当前大规模的城镇化所产生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与我国当前以第二、三产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相呼应。但这种大规模的区域性人口迁移如果与强大的政府执行力相结合则可能产生可怕的拔苗助长的效果，在初期能够掩盖问题并显现出显著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违背客观社会规律的问题会不断暴露，最终导致大规模的人口回流。农业是中国文化的土壤，在当前农业品质和重要性不断倒退的阶段，大规模城镇化的农村人口迁移能否有助于农业的真正发展？
一个发达的国家必定有发达的农业，来保证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德国尽管农业产值仅占其GDP的1.2％，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总量的2.8％，然而80％的国土面积用于农业和林业。因此，中国的发展应当是各个产业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不能因GDP偏向而使农业的发展落后于GDP发展速度，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质量，摆脱农业对化肥、农药等的过度依赖，提高农业供给水平，减少对国际粮食的进口依赖，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打造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产能过剩，解决产能过剩主要靠加强对外出口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两个方面的策略。从对外出口产值来看，201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到22.1%，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但在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方式中，一般贸易方式所占的比重一直偏低，只占10％左右。外商通常掌握研发、采购和销售等核心环节，而把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的加工装配环节放到我国，利用我国人口红利压低人工成本。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和来件组装。有些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过程十分短暂，技术含量较低，通常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装配环节，这就使中国出口商品的高新技术比重大大降低。由于在高新技术领域拥有极少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导致中国虽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在进口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方面受到国外市场垄断，价格不断攀升，制造成本越来越高；在出口方面，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定价权，产品附加值低，只能获得极低的加工费，而且还要不断受到国外反倾销等贸易制裁和贸易限制。尤为不利的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认证等设限，包括安全、卫生、包装标志、信息技术、环境、社会、绿色、职业安全、防恐等多种形式。这种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的结合形成市场准入方面更高的垄断和技术壁垒，使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已从传统的农产品、纺织品、机电产品扩大到新近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不断压缩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在原材料和产品的双重垄断下，中国制造成为为全世界打工的工具，用“血汗工厂”为世界提供成本低廉的产品，提高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以轻工、纺织等为代表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曾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力军，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提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制造业已显露出从中国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工资2012年比2005年上涨2.5倍，但绝不能将提高中国制造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定位于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作为重要生活资料的住房成本数倍于此，加上通胀的压力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不降低中国结构性的生活成本，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竞争力难以维系。我国依赖于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发展模式必然依赖基数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基本生活成本的控制具有重要的杠杆效应，生活成本的微小变化放在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中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血液，为社会进步提供养分，但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则扭曲了经济发展应有的位置。经济驱动社会活动的运转，服务于社会进步，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提供物质支撑，最终目标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良好的社会分工，提高生产力水平，提升人民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