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GDP发展模式下的两极分化问题
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并不是以经济建设为终极目标。经济建设的目的是改变我国经济水平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难以满足的状况，最终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被放到过高的位置，变成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单纯就经济目标来看，欧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水平和更加丰富的经验，其完善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亚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水平，抛开社会制度的差异，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幸福指数连年位居世界前列，这种社会发展的高水平不是单纯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中国式发展的持续高速度无疑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这种过度关注GDP的发展思路和跨越式发展在取得了显著成绩的背后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用几十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但在这条漫长的经济发展之路上遇到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而快速积聚和呈现。
GDP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社会资源过度流向短期GDP产业，社会资源分配失衡，社会保障与公共投入不足，政府职能过度偏向于经济而弱化了社会职能。
（一）产能过剩与基础产业投入不足
2014年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化解长期以GDP为导向的生产模式产生的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而产生的客观结果，随着市场的调节机制而自动调节并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在我国以政府投资驱动的生产模式中，产业的发展往往借政策的东风直接进入快车道，在经济利益和地方政府政绩利益的双重驱动下，大量资本快速涌入高收益高预期行业，从而导致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张、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产能与需求之间的快速失衡。产能过剩危害严重，导致投资效率明显下降、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金融风险积累等问题，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产能过剩的外部因素是出口产量随欧美国家债务危机而产生的快速下滑，内部因素则是在房地产等产业快速扩张带动下供给的增长，而幕后的推动力量则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跨越式产业升级而盲目投资和提供优惠补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我国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科技含量水平较低的低端生产模式，这些行业通过投资和量化生产在短期内可以迅速获得巨大效益，而且行业进入的技术门槛低，投机资本易于进入。即使在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过剩较严重的也往往是低端产业。尤其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往往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进入的大多是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制造领域，短期的高回报迅速吸引了大量企业进入低端供应链，形成过饱和状态，为高端产业提供更加低廉的成本，进一步提升了高端产业的利润率。
与大量的产能过剩状况相对应，我国产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2014年我国汽车产销突破2300万辆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蝉联世界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生产大国，但与此相对的是我国在汽车产业的核心技术发动机和变速箱等领域仍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计算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处理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核心技术领域仍然受制于外国技术。产能的GDP效益容易在短期内显现，而基础产业的增长需要更长周期的投入，产能的增长速度高于核心技术的掌握速度，在我国GDP产能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向掌握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并不是制造业强国，强国源于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源于基础产业的升级，而基础产业的投资比GDP产业更加需要政府的长期支持。
（二）贫富两极分化
贫富两极分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这种“马太效应”一方面揭示了社会财富自底向上集中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通过一次次的社会变革实例揭示了贫富两极分化所产生的极端后果。中国在快速经济发展中迅速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但社会财富在社会少数群体间的过度聚集产生严重的失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群体将使其对社会财富拥有更大的占有能力。
201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注：参见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list/002215.shtml。）中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排名第一，李彦宏、马化腾、王健林位居前十。201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400名富豪的财产总量为41628.4亿元，图10为前400名富豪的财产总量与2013年中国各省区GDP总量的对比。前400名富豪的财产总量超浙江等28个省区，仅低于广东、江苏、山东三省。如果刨除各省区GDP中400名富豪的财产，则前400名富豪财产总量排名将进一步提升。
图10 400名富豪总财富与2013年各省区GDP总量对比
图11 400名富豪总财富占2013年GDP比重
从图11中我们看到，相对于2013年末我国136072万人口，400名富豪仅占我国人口总数的0.00003%，但其财产总值达到2013年GDP总量的5.69%。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中国还有1.28亿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1/10。（注：参见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113692751/1.html。）也就是说，400名富豪的总财富相当于我国1.28亿贫困人口收入总量的14.1倍。
从富豪的地区分布来看呈现地域不均衡现象，图12显示了各个地区富豪财产总量的分布情况。我们看到，北京富豪财富总量最高，紧随其后的是广东，远高于其他各省，呈现典型的长尾效应。
图12 400名富豪财富地区分布情况
全球知名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发布的2014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2014年，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国大陆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上涨9%，达到3800亿元，约占全球奢侈品市场30%的份额。《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购买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s）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而中国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富二代，而不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中国富豪的消费同样对海外市场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很多新闻报道了中国富豪海外大量购置豪宅，推高国外房地产价格；中国人在海外抢购奢侈品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很多人质疑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是否达到如此疯狂购买奢侈品的程度。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年来涌现出亿万富豪、千万富翁的速度很快，大大超过GDP的平均增长水平，但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未起到预期的示范效应，没有带动最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起来，而是将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部分群体，他们通过拥有的财富资本从社会中获得更大的财富资本，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均衡。财富上的“马太效应”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但财富的意义在于其是否是阳光下的财富，是否是一个可能重现的财富增长途径，是否为更多人的财富的增长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
发展中的中国同时展现给世界两种印象：一是中国的一部分人先富先奢，人口数量比重较低但财富数量较大的中国财富高增长群体在中国和世界消费市场上演一幕幕令人咂舌的奢侈消费表演；二是中国整体上未富先老、未富先衰，社保基金、医保基金缺口巨大，人口老龄化加速，生活成本上升，住房价格居高不下，民间借贷失控，暴力拆迁冲突屡现，大多数人的预期生活压力不断上升。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换，但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的目的是拉动国内经济的发展，而消费对经济杠杆作用最大的是社会中低收入人群而非高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关注的是国外高档奢侈消费品，以洋品牌为荣，大量国内财富被转移到国外奢侈品或国外房地产市场，造成国家财富外流，无助于拉动国内需求、拉动国内生产供应。我国产品的定位是中低端商品，以生活消费品和基本生产资料为主，面向的正是国内最大多数的中低端消费人群。提升中低端国民消费能力一方面提升中国平均消费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拉动消费总量。但需要注意的是，拉动内需不应该以进一步掏空百姓并不鼓的腰包为手段，而是要通过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或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的方式实质上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并同步平抑物价，特别是通过多种机制降低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巨大影响，将透支到住房消费的资金转移到生活消费市场，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教育投入不均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07％~4.25％，才能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图13显示了我国自199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总体来看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图14显示了2012年我国各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各地区GDP的比重，我们看到超过4%的省区中大多数为经济不发达省份，尤其以西藏、青海、贵州、云南等西南省区最高，这也是我国政府在教育投入上向不发达地区倾斜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发达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相对较低，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地区GDP基数较大，绝对值较大的教育投入所占的比重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发达地区对教育的投入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芬兰、荷兰，西欧诸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教育投入比重都超过5%，人口、面积与我国的一个省相当的欧洲小国的教育投入水平远远高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我国经济正从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产业未动，科技先行，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为我国高技术水平的提升提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在云集众多985高校和211高校的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中教育投入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了经济发达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错位，值得警惕，避免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重视教育，需要未雨绸缪地做好教育积累。
图13 我国历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
图14 2012年我国各地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各地区GDP比重
我国截至2014年拥有985高校39所，211高校112所，普通高校2442所。图15显示了我国各地区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的分布情况。985高校、211高校是国家高等教育中的优质资源，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植与资助，拥有的985高校、211高校数量是一个地区高等教育资源水平的一个衡量指标。从数据分布来看，北京、上海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天独厚，在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学校中985高校、211高校占比较高，高校资源的含金量最高。
图15 2014年我国各地区高校分布情况
图16显示了我国各地区985高校、211高校在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中所占的比重。其中北京的985高校、211高校占比一枝独秀，上海紧随其后，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优秀的学子云集北京、上海求学，吸引了大量为子女寻找优质教育资源的父母向北京、上海汇聚，进一步推高了北京、上海的房价水平。北京、上海在现代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仅源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城市文化内涵，也受益于最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所带来的影响。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必然导致人口的迅速膨胀，从而进一步扩张城市规模，推高城市生活成本。
图16 2014年我国各地区985高校、211高校占比
图17分析了我国各地区每百万人高校数量，其中北京数值最高，天津紧随其后，说明北京、天津高校数量相对于人口数量最为接近，高考生选择的空间较大。广东、山东、河南、四川等省虽然高校数量较多，但较大的人口基数使其人均拥有的资源居于全国后列，在这些地区高考压力可想而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存在地域性不均衡，人口分布不均衡加之高等教育学校数量在地域上的不均衡，加重了教育资源的地域性不均衡。
图17 2014年我国各地区每百万人高校数量
高等学校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高校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能够为地方提供的人才供应能力，也间接决定了地区性经济发展的潜力。图18综合了我国各地区普通高校的数量和GDP产值，总体看来GDP产值与普通高校的数量呈正向关系，即普通高校数量多的地区相应的GDP产值也较高，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普通高校数量少的地区其GDP产值也相应较低，如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等。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GDP与普通高校数量之间的比值较大，每所高校能够对应更多的GDP产值，侧面说明这些地区更好地将高等教育资源转换为经济发展动力，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较高。
图18 2014年我国各地区普通高校数量与GDP之间的关系
地域性教育资源不平衡是教育分化的一个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城市与农村教育的两极分化愈加严重。图19列出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类学校数量的变化，其中小学数量呈迅速下降趋势，初中数量相对缓慢下降，高中数量相对稳定，而高校数量则迅速上升。在这四类学校类型中，城市中小学、初中、高中的数量相对稳定，甚至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数量增加，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学校则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加而减少。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52.1%。撤点并校的结果是农村留守儿童上学的路途成本激增，农村辍学率反弹。小学、初中、高中数量的减少使义务教育越来越多地向城镇集中，高校数量的增加则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学生入学的门槛，而广大的农村学生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门槛则越来越高。当前我国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学生比例越来越低的事实说明教育的区域性不均衡越来越严重，教育公平难以保证，教育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越来越渺茫。
图19 我国各级学校历年数量变化情况
教育的不公平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心理，接受教育的目的已不是学成之后回去建设家乡，而是变成学成之后离开家乡，知识改变命运已不是用知识改变家乡的命运，而是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缺失了教育应该赋予我们的责任感。中国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未来的发展不是继续推动已经高度发展的城市经济而是推动日渐凋零的农村经济。在农业为主的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不能人为地改变城市与农村的分布结构，最终的结果还是知青大规模地从城市来，最后再大规模地回到城市。当前的城镇化道路也并不是重现一个逆向的上山下乡过程，人为地推动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里来同样违背客观规律，最终还会有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要回到他们赖以生存的农村。教育不应该为加快城镇化进程而放弃农村教育基地，失去良好教育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也会加重城市的负担。教育的不公平是社会不公平的开端，教育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两极分化的起始，教育面向的是无差别的中国未来发展，期待中国未来的教育传递的是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正能量，为中国的均衡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政府经济职能过度与社会服务职能不足
在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后，政府的经济职能成为最重要的职能，政府投资和政府调控成为政府经济职能重要的工具。政府投资具有巨大的经济拉动作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高速公路、机场、高铁、城市基础设施等，在行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种强大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力同样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发展风险。与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债务危机相应，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如同冰山一角浮出水面，其下巨大的债务黑洞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隐忧。中国审计署发布的报告显示（注：参见http://business.sohu.com/s2013/dfzh/。），截至2012年底，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占全国总额的31.79%。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性债务总额为10.72万亿元。在GDP高速发展的同时，地方债也在迅速积累。地方债与GDP互为因果：为什么借债？为了发展GDP！为什么发展GDP？为了还债！由于在政府的职能中过度强调经济职能，政绩考核的中心是经济指标，正常的经济增长规律难以满足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期望，政府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力被过度使用。
与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相对比，政府的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对滞后。医疗、养老、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保障房建设滞后，生活成本的快速增长导致民众对未来发展信心降低。即使在经济领域，政府职能也更多关注于对经济的导向作用，而在建设一个秩序良好、法制健全的经济环境的市场培育职能上还有很大不足。商品质量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暴露出大量产品质量问题，在商品极大丰富的同时商品质量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问题食品名单不断延伸。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监管的缺失降低了“劣币”的市场进入门槛而且没有强制退出机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良币”本身成本过高导致“劣币”存在巨大的生存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不是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发展，而是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土壤和生存空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拉高了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的提升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则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效率。粮食价格上涨、住房价格上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推高了生活成本，迫使人工成本上涨，拉高企业的生产成本。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使国内商品流通成本上涨，在面对外国进口产品时失去竞争力。土地成本上涨，高房价高租金成为企业成本控制的杀手，大都市在展现繁华一面的同时也增加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的竞争力逐渐从低人工成本向高生产效率转变，产业升级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供应，提高基础教育水平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水平尤为重要。调节经济运行环境，创造稳定高效率的社会生产环境是一个政府栽树、民众乘凉的过程，更能够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创建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空间。
政府的经济职能应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应该赤膊上阵参与经济运行或推高某些经济实体造成不正当竞争，而应该无形地为经济发展辅路搭桥，拓展空间，拔除毒草，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