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评论与小结

既有从宏观上考察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分别验证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等不同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制度之间又不是互相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Levine，2005）。但是这些研究大都选用国别的横截面数据，这无法考察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转型国家的研究利用了转型国家独有的快速、断裂性的制度变迁，考察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将中国包括在内。基于中国数据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往往使用单一指标反映制度的变化，缺乏对经济转轨中制度变迁进程的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

在微观层面考察制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更微观的证据。由于世界银行的企业数据包含中国，上述研究大都也包含了中国样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样本中的中国企业数目非常多，很多研究单单选用了中国企业样本进行研究，例如Cull和Xu（2005）、Lu等（2012）、Long（2010）、Lin等（2011）、Ayyagari等（2009）以及Cai等（2012）等。这些研究证实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正规金融制度对企业再投资率、销售额增长、生产率、研发和出口所具有的正向作用。利用单一国家数据有其自身的优点，同一国家内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不可观测因素更可能是相同的，因而更有利于识别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但是，这些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第一，这些研究没有考察制度变迁对资源在企业间配置效率的作用。经济增长不仅来自单个企业的微观生产率的提高，还依赖于资源在企业间的优化配置。因此良好的制度可以促使资源从无效率的企业流向有效率的企业，促使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而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市场，但既有文献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上述文献使用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均是横截面数据，从而无法控制企业的固定效应，无法有效控制企业固有的不可观测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制度之间会存在相关性。制度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当中，使用面板数据研究制度变迁对企业绩效变化的影响将可以补充这一不足。

第三，制度不仅包含正式制度，还包含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包括法律、政治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并且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主要包括社会网络、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近年来，一些研究强调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作用，并利用国别宏观数据证实了这一点（Knack和Keefer，1997；Guiso等，2004；Guiso等，2006；Williamson，2009；Tabellini，2010；Fernández，2010）。对于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来说，尽管正式制度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广为存在的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上述研究都集中于考察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目前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还非常缺乏。

第四，这些研究构造的反映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金融发展等的制度指标，虽然含义比宏观指标更为丰富，但仍然存在过于狭窄的问题。以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为例，这一转轨过程中制度的变迁则是大规模的、多方面的，包含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关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制度等。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都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一些独特制度对企业的影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产权保护、契约执行等制度外，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因素（Qian等，1999；Xu等，2011）。尽管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被大量基于省级宏观数据的研究所证实（Lin和Liu，2000；张晏和龚六堂，2005；Jin等，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财政分权，而且缺乏分权在企业层面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