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2.3.1 缘起

上述关于基于宏观数据考察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文献，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各国的制度质量。但正如Xu（2010）指出的，以Polity IV“行政阶层所受到的限制”等为代表的这一类制度指标，其本身的构造过程是一个“黑箱”，这些指标与很多国家层面的不可观测变量紧密相关。Xu（2011）认为这些指标在构造时其参照系是发达市场国家尤其是美国可以观测到的制度，而这过于狭窄和机械。

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假定制度在同一国家内部是一样的，但很多研究都表明，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很大差异。Berkowitz和Clay（2005）发现美国各个州的法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Laeven和Woodruff（2007）发现墨西哥各个州的法治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Acemoglu和Dell（2010）发现，在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一国之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甚至大于国家间平均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些差异去除人力资本所解释的部分外，剩余的大部分只能由一国内各个地区间的制度差异所解释。Guiso等（2004）基于意大利的研究显示，即使一国之内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

近年来，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可得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利用企业数据来考察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数据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宏观研究当中的制度指标构造的机械问题以及制度在同一国家内部是同质的这一前提假定，更重要的是，这可以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微观机制。世界银行在全球开展的企业调查数据（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该数据直接询问了每一家企业所面临的制度障碍，这些指标包含了企业家对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效率、司法体系、外部融资等的评分等，截至目前，该数据库共计涵盖了全球135个国家超过13万家企业。

2.3.2 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Johnson等（2002）首先使用世界银行1997年在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五个转型国家的企业数据，研究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外部融资对企业再投资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较差的产权保护显著降低了企业再投资率，但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再投资率的作用并不稳健，外部融资可得性对企业再投资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呼应了Acemoglu和Johnson（2005）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发现。但MacMillan和Woodruff（2002）认为，当一国变得更加富裕之后，契约执行和正规金融制度的重要性将会提高。首先，随着企业间交易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契约执行将会更加重要。其次，当企业规模变大之后，企业自身盈余难以为企业再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时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度也会提高。Cull和Xu（2005）使用世界银行2000年和2002年的中国企业数据发现，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外部融资对企业再投资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他们认为，相比于Johnson等（2002）使用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样本，由于在他们所使用的样本期间中国的转型已更为成熟，因而契约执行和正规金融制度的作用会更显著，这一发现呼应了MacMillan和Woodruff（2002）的观点。Johnson等（2002）以及Cull和Xu（2005）都使用了企业再投资率作为被解释变量，Lu等（2012）使用世界银行2002年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都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作用。

政府腐败是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障碍最突出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些研究直接衡量了企业层面面临的政府腐败程度，并以此考察了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Fisman和Svensson（2007）使用乌干达企业数据，发现企业向官员支付的贿赂数额越多，企业销售额增长就会越慢，而且官员索贿对企业的负面作用要远远高于同等数额的税收对企业的负面作用。Cai等（2012）利用中国企业数据，以企业的招待费用作为腐败的代理变量，发现招待费用更多的企业会有更低的生产率和利润率。

另外一些研究单独考察了法治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Laeven和Woodruff（2007）考察了墨西哥司法体系对企业规模的影响。他们衡量了墨西哥不同地区的法治水平，发现法治水平更高的地区企业规模会更大，这是因为大企业面临更大的异质性风险，因而更需要法治体系的维护。他们还发现相比于合伙制和公司制企业，法治对独资企业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独资企业的风险都集中于企业所有者一个人身上，而合伙制和公司制可以分散法治落后的风险。Long（2010）使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中国同一城市同行业内商业纠纷中法庭判决的比例作为各个城市司法制度的代理变量。她发现，如果一个企业处于司法体系更好的城市，它会有更高的再投资率、更多的创新行为并且从事更复杂的交易。

上述研究使用了企业销售额增长、生产率、利润率和再投资率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除此之外，出口和研发是企业绩效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一些研究为了进一步考察制度影响企业的作用渠道，开始使用出口、研发等作为被解释变量[1]。Ma等（2010）使用世界银行在28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发现法治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出口，而且更加依赖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企业出口增长会更多。Lin等（2010）使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越高，其研发支出会越多。

2.3.3 金融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利用微观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是构造国家或地区宏观层面的金融发展指标，然后考察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使用3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企业的增长。Guiso等（2004）利用意大利各个地区的数据，通过构造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发现金融发展更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从而鼓励了企业间竞争，促进了企业的增长。

第二类研究是直接使用企业调查中反映企业层面融资障碍的变量，考察面临融资障碍的企业是否有更差的业绩表现。Beck等（2005）利用世界银行多国的企业数据，发现面临融资障碍的企业销售额增长更慢，而且这对小企业的负面作用更大。Beck等（2008）也有类似的发现。Ayyagari等（2009）使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数据，发现获得正规融资的企业会有更快的销售额增长和生产率增长。而依赖于民间金融的企业业绩会更差。

第三类研究考察了外部融资对企业出口、研发和创新的作用。Minetti和Zhu（2011）、Greenaway（2007）、Muuls（2008）、Berman和Hericourt（2010）使用不同国家数据也都发现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出口，Jarreau和Sandra（2011）、阳佳余（2012）以及于洪霞等（2011）利用中国企业数据也发现了这一现象。Ayyagari等（2011）利用世界银行多国的企业数据，发现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创新。Gorodnichenko和Schnitzer（2010）利用世界银行多国的企业数据，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其研发和创新会同时受到限制。

注释

[1]最近公司治理领域兴起的一类文献还研究了不同制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关于这些文献的评述可以参见Roe（2005）以及夏立军和陈信元（2007）。由于篇幅限制，本书不再详细回顾这一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