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的经济转轨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转轨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从宏观上制度推动了GDP增长，那么在微观层面，制度必然影响了微观企业行为并使企业绩效得以改善。

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从微观企业看，一个国家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提高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构成的，由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书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本书利用中国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度量市场化转型中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本书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中国GDP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微观层面，本书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两个重要机制：一是制度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等，从而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二是制度可以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使投入要素更多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减少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了这些机制。

第二，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是资源在企业间重新优化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的作用。通过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会得以提升，这也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金融体制扭曲和落后会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融资约束而被迫退出市场，低生产率企业却能得到低利息的贷款而继续经营。既有文献大多强调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但没有认识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的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的企业的退出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并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促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因此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

第三，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书回答了在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正式法治体系仍不够健全，正规金融体制发展仍较为滞后，但是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可以部分弥补正式法治和正规金融的不足，并且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民间金融，继而对民营企业创立、融资和发展的作用，从而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这一研究也揭示了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互动机制，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第四，本书以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为例考察了中国式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很多研究指出，政府分权体制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本书关注中国转轨期间一个突出而独特的制度变化——国有企业隶属权的下放。国有企业下放是高层级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这项职能下放给低层级政府，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权化改革，这可以充分利用分权体制下低层级政府在处理信息与促进激励两方面上的优势，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和进一步民营化改革。本书利用国有企业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自然实验，通过对下放动因和后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为转型时期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微观的证据。这一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是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本书是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此书的出版得到该项目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马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