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数以亿计的人口从温饱线以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这些事实说明，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转轨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经济转轨作为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以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2003），或者说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North，1990）。

诺斯很早就洞察到，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North，1973）。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约束、规范人类自身互动行为的机制”，决定了经济中各个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激励人们进行投资和交易，社会资源才能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近年来，大量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KnackKeefer，1995；Mauro，1995；Hall和Jones，1999；Acemoglu等，2001，2002，2005）。如果从宏观层面良好的制度推动了GDP的增长，那么在微观层面，良好的制度必然影响了企业行为并使企业绩效得以改善。

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aggregate TFP）的差异（Caselli，2005；Hall和Jones，1999；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产率的提高，这来自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分工深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包括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这一“创造性毁灭”过程（Schumpeter，1934）。如果存在制度摩擦导致资源无法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配置到生产率高的企业，就会带来资源误置（misallocation）问题，从而降低全社会的总体生产率。因此，从微观层面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自制度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微观生产率以及优化了投入要素在企业间的配置。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的提高和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改善所构成的，由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产权改革中大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会带来企业效率的改进，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分工深化和内部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各个行业进入管制的放松，众多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开始涌现并蓬勃发展，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逐步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提高了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了经济增长。

在经济转轨期间，除本身的市场化转型外，一些独特的制度安排也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间展开了为经济增长而努力的“标尺竞争”，这激励了地方政府发起制度改革、维护市场化（Qian等，1999），为招商引资而提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公共品。Xu（2011）将地方分权归结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外，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也对企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正式制度仍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因素，但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