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洛克:为财产权辩护
对经济思想史来说,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洛克的哲学是之后政治经济学一切观念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的核心精神——自由竞争、市场选择、财产权保护——是经由洛克而被逐渐塑造出来的。作为认识论的经验主义的近代代表,洛克的白板论不仅为经验主义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解说,而且这一观念因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知识探索中的自主性而提升了人的存在价值;他的社会契约论所构建的理想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民主的政府,公民让渡裁判权而保留着基本的天赋人权,因此有监督、限制、重新选择代理人的权利,这一观念内含的个体自由和社会民主与霍布斯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关于人的行为动机的享乐主义观念,将人的行为动机建立在对幸福或者痛苦的主观感受上,由于幸福或者痛苦仅仅是个人的感受,个体是自身感受唯一享受者和评判者,这一观念由此必然导致自由主义。
洛克生活在变化多端、风起云涌的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初的英国,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及经济上的产业革命和对外扩张使这个时代充满着变化,也充满着朝气,也使洛克的人生丰富多彩。洛克的思想既是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反映,也是他丰富人生的写照。在洛克的17世纪,科学和理性已经确立了在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崇高地位,成为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这样一些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学科。科学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追求,在科学精神引导下,洛克在牛津大学就学和工作期间,开始研究医学。在洛克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培根的重要影响,他接受了培根的科学精神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同时也接受了培根倾向于专制主义的政治理念。
1667年,当时的政治家阿什利勋爵到牛津大学访问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洛克与之相识。还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洛克自告奋勇为勋爵做了一次外科手术,成功治愈了困扰勋爵多年的包虫病。勋爵异常欣赏洛克,邀请他成为自己的私人医生和秘书。后来,阿什利勋爵被再授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并担任财政大臣。因为需要帮助伯爵准备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稿,洛克开始研究经济问题。洛克同时还是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孙子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的老师。再后来,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曼德维尔主张个人的“恶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他因此将主张人的理性在不断成长从而美好和谐的道德世界可能实现的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树为攻击的靶子,在《蜜蜂的寓言》中对之大肆挞伐。再后来,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又批判了曼德维尔并对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表示支持。这一切都与洛克有着某种关联。
沙夫茨伯里伯爵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他持有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医生、秘书、顾问和亲密朋友之后,洛克的思想有了某些变化。他放弃了从培根主义那里继承来的倾向于专制主义的观念,全面接受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自由主义。默瑞·N·罗斯巴德在《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中说:“从沙夫茨伯里那里,洛克吸收了辉格党完整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正是沙夫茨伯里把洛克改变成一个坚定的、为宗教宽容奋斗终生的斗士,也成为自我所有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等概念的自由意志主义倡导者。”(注: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493页。)有人说,没有沙夫茨伯里,洛克绝对不会成为洛克。
洛克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私人秘书之后写作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这就是1668年的《论降低利息率及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当时有人主张政府干预市场利率,将通行的6%的利息率降低为4%。主张者提出的一个理由是,荷兰经济繁荣,就是因为其利息率很低。其实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思维。经济繁荣使货币供给增加,利息率才得以降低,而不是相反。洛克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对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的观点——借贷利率受货币资本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呈现出自然的水平,任何市场干预最终都归于无效。这就是“自然利息率”的观念。“自然”的观念就是市场的观念,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念。后来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等等,都是这一观念的发展。说来颇有趣味。洛克的祖父曾经是大地主,到了父亲一代也许是热衷于参加革命——老洛克曾经参加过克伦威尔的骑兵——家道中落而成为小地主。洛克一生都热衷于积累财富。每有收入就进行投资,或者是对外贸易,或者是有价证券。这是一种清教徒的精神,努力工作,积极积累财富却又勤俭持家,节制消费。洛克去世时,积累下2万英镑的财富,这可是一大笔钱!而在1676年的时候,洛克曾经贷放过600英镑,利率就是6%。
洛克一直跟随着沙夫茨伯里伯爵。查理二世上台后,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还一直充斥着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力量、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沙夫茨伯里伯爵后来成为反对派的领导人,而洛克则是他的同盟军。1679年,为了阻止查理二世的弟弟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上台,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部分议员提出“排斥法案”。之后,议会分离为代表资产阶级、新教的辉格党和代表封建贵族、天主教的托利党。为了同保皇的、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的观念作斗争,洛克从1881年开始写作《政府论》。《政府论》的上篇集中于对君权神授、王权至上的观念进行清算和批判,因此具有破坏的性质;下篇则具有建设的特点,包括了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社会契约论、财产权理论及国家权力构成及制衡的理论。在之后的思想发展中,《政府论》不仅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更是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重要渊源。《政府论》还没有写作完成,洛克经历了一场重要的变故。1682年沙夫茨伯里伯爵组织了一次谋反,事情败露,逃往荷兰。因为与伯爵的亲密关系,担心受到牵连和迫害,1883年洛克也逃亡荷兰。洛克出逃之后,他的住房被充公,财产被罚没。
洛克在《政府论》中阐述的关于财产权的理论,是对私人财产权的辩护,也是对政府侵犯个人财产权暴行的控诉和谴责。洛克认为,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上帝赋予众生的,因而是共有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只属于自身,我是我的所有者。每一个人对自身身体的应用具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从而对自己身体应用的结果也具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当人通过劳动,也就是通过应用自己的身体使某一共有的自然资源脱离自然的状态时,因为无法将自有的劳动同共有的资源分离开,于是就形成对财产的排他的所有权。每个人对自身的所有权都是天赋的、神圣的,因而经由自身劳动形成的财产所有权也是神圣的。洛克进一步强调,在天赋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中,财产权具有基础的地位,因为没有财产就不能生存,没有财产权也没有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财产权就包括生存权和自由权。现代著名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最卓越的代表哈耶克就财产权对自由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自由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人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实现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私有财产的功能在于为独立的个人实现自由划定一个“私人领域”,所以财产权利是个人自由不可分割的部分。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在其《财产与自由》中,将洛克关于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系统的分析。布坎南说,对于自由的实现而言,财产权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退出市场的选择,也就是说,财产权的意义在于退出权。因为有财产,人们可以避免由于进入市场而遭受的尊严受损和自由丧失,可以避免被市场套牢,避免被奴役、被压迫。但是,布坎南并非提倡人们凭借财产权退出市场而进入自给自足的生存中。布坎南更深远的意味是,只有市场是可以退出的,人们才会选择进入。财产权终究是自由选择的基础。洛克还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以来关于政府与财产权保护的观念,人们签订契约进入社会,目的之一是要得到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如果政府不仅不保护私人财产权,反而成为破坏财产权的元凶,那么,政府的存在就是不合法的,公民有重新构建契约的权力。
沙夫茨伯里伯爵逃往荷兰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洛克在荷兰期间继续他的研究和写作。1685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和洛克所反对的詹姆斯二世即位,英国政府向荷兰政府提出引渡85名谋反者的要求,洛克名列84名。荷兰政府拒绝了英国政府的要求。居留荷兰期间,洛克结识了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及其妻子玛丽。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新教徒。1688年,英国议会各方力量达成妥协,驱逐了詹姆斯二世,迎立奥伦治亲王和玛丽共同执政。这就是“光荣革命”。这次政变,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妥协而完成。获得解放的洛克与玛丽女士一同乘船回国。1690年,《政府论》出版;1691年,《论降低利息率及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出版。
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可能会有着某种关联。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财产权被剥夺的经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才会那样清晰、那样深刻、那样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