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德利·诺思：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

马克思将达德利·诺思誉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和“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而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斯坦利·L·布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杰出的自由贸易者。”（注：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41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为这位商人与政客赢得历史盛誉的，是他一生唯一的一部著作——薄薄的不过两万字的《贸易论》。

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1）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年轻时在土耳其经商，同时兼任垄断英国与中东贸易的黎凡特公司及垄断英国对非洲大陆贸易的非洲公司的董事。1681年达德利回到伦敦，那时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达德利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协助他的兄长吉尔福特勋爵弗兰西斯对约翰·洛克的老师和朋友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叛国罪进行调查和指控。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因为受到托利党政府的迫害，试图组织武装反抗，计划暴露而失败。在这一事件中，洛克也受到牵连。达德利的工作很有成效，他因此被查理二世授予爵位，并被任命为海关专员、下院议员，后来还成为詹姆斯二世的收入管理人。因为对当时社会热议的经济问题的关注，达德利·诺思在1691年写作了《贸易论》一书，去世后由他弟弟罗杰·诺思（1653—1734）在1692年编辑出版。作为托利党人的达德利·诺思与作为辉格党人的约翰·洛克政见不同，但他们关注着相同的问题，并有着比较接近的自由主义主张。1668年，洛克担任沙夫茨伯里伯爵秘书之后不久就写作了《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反对政府操控利率，主张利率的市场决定。这部著作也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691年出版。达德利·诺思的著作似乎不像洛克的著作那样在当时就产生了重要影响。洛克的著作出版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热烈而经久不息。在18世纪，洛克关于货币和利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过坎蒂隆、孟德斯鸠、休谟和斯密。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没有这么幸运。这部著作出版后似乎遭到了有计划的查禁，很快就从市面上消失。这种情况可能与“光荣革命”后托利党的失势有关，与达德利·诺思参与对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调查和指控有关。罗杰·诺思后来为他的兄长们写过一部传记，记述他们的人生奋斗和思想成果。一直到19世纪早期，在《贸易论》初版100多年后，罗杰的传记才引起了喜欢藏书的麦克库洛赫（1789—1864）的注意，将其再次编辑出版。李嘉图阅读之后，对其中的自由贸易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之后，达德利·诺思才进入经济思想史的先贤祠中。达德利·诺思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并受到重视，也与马克思对他的高度认同有关。

达德利·诺思1691年写作《贸易论》的背景与洛克1668年写作《论降低利息及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相同，当时人们在热议英国有没有可能通过降低利息率来促进经济发展。提倡降低利息率的一个理由是，荷兰因为利息率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这种牵强的解释显然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误。经济发展才是利息率降低的原因。洛克的主张是，利息率作为货币资金的价格，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政府通过法律操控利息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洛克提出的“自然利息率”的观念后来成为自发市场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达德利·诺思的分析更加简明扼要且切中要害。他认为，利息相当于货币资本的“租金”，决定利息率的不是货币，而是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同洛克相比，诺思的认识是一个进步。在洛克那里，决定利息的是货币的供求，也就是说，洛克还没有能够区分货币和借贷资本。洛克和诺思都受到配第的影响，但与同样没有区分货币和借贷资本的配第相比，诺思的认识显然已经深化了。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诺思看来是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在后来的休谟的《政治论丛》里，提出了“真实资本”概念，他的认识与诺思才是一致的。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诺思发展出了自发市场机制作用下最优货币供应的思想。诺斯认为，在自由市场即货币自由铸造条件下，利息率即借贷资本价格的提高将使部分处于贮藏状态的金银被铸造而投入交易；而利息率的降低将使部分流通中的铸币被熔铸而退出流通。“货币的来去和多少，会自行调节，并不需要政治家帮忙。……货币少了，金银块就被铸造成货币；金银块少了，货币就被熔化。”（注：达德利·诺思：《贸易论》，1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因此，自由市场将保证任何情况下的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相适应，从而实现货币供应的最优。

诺思指出，降低利息率将减少借贷资本供应，在借贷资本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将引起借贷者之间的竞争，借贷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将通过各种秘密协议来规避法律。控制利率的法律终将失效。而且，通过法律人为降低利息率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也是有害的。对外贸易面临更大的风险，要求较高的利率作为风险补偿理所应当。有时候对外贸易中的借贷利率可以高达36%。如果法律将利率人为控制到4%，对外贸易将会中断。所以，“最好是让借贷双方按他们的实际情况自行订立契约”（注：同上书，106页。），而不是政府一厢情愿地干预。诺思进一步指出，利息率的降低不能推动贸易，而只会助长奢侈消费。根据当时英国的情况，借贷资本中只有十分之一用于经营业务，大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提高利率以节制奢侈。进一步的分析中，诺思展示了他与曼德维尔同样深刻的关于奢侈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诺思认为，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假如人们仅仅满足于生活必需品，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贫穷的世界。”（注：同上书，112页。）正是因为人们的贪婪和虚荣，因为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才推动着生产、贸易和经济的发展。通过法律禁止或限制奢侈，就是在断绝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有禁止奢侈法律的国家一般是贫穷的，因为，当人们受到这些法律限制，其花费范围较没有这些法律限制时来得狭窄的时候，他们的勤劳和才智同时受到挫折，而这种勤劳和才智他们本来会用来获得钱财，以维持自己，按照自己的愿望充分予以花费。”（注：同上书，112页。）诺思实际上已经阐释了后来被叫做“曼德维尔悖论”的“私人的恶德与公众的利益”的观念。他说：“禁止奢侈的办法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许是可行的，但国家财富的增长却因此受到阻碍，因为财富唯有在从一个人的手到另一个人的手的不断转移中，才会更快地增长。”（注：达德利·诺思：《贸易论》，113页。）诺思为自由市场辩护的逻辑严谨而彻底，他反对以法律的形式降低利率，也反对提高利率以抑制奢侈消费。利息率唯一的调节手段只能是市场供求，破坏市场作用的任何做法都只会破坏经济正常运行。

诺思进一步从财富和货币观念出发来阐述自由贸易思想。诺思以为，财富是经由人们的勤劳和精明生产出来的超过人们消费需要的剩余，是满足人们进一步生产和消费的积累物。货币并不是财富，它既不是消费的对象也不是生产的工具，而只是价值尺度及方便交换的工具。以往的重商主义者主张贸易差额及保有货币，他们对财富的理解是荒谬的。他说：“谁也不会因为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把自己的财产留在身边而变富，相反，倒会因此而变穷。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财产是农场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高兴，把他的全部财产变换成货币，并私藏起来，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穷困随着吃空活资本而增长。”（注：同上书，109页。）在这里，诺思已经能够理解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不断增值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说诺思的这一思想是“古典经济学最早的发现之一。”当然，同之后的杜尔哥从利润产生的角度对资本运动的理解相比，诺思的认识还显得浅显，但这一认识在他的时代已经难能可贵了。诺思进一步强调了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和市场自发调节的必然性。他说，以法律或其他形式对市场自发运行进行干预，就好像“费力筑墙去围杜鹃鸟”，“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注：同上书，123页。）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和清算，诺思的态度比配第、洛克甚至休谟都更加坚决和彻底，在这方面他成为亚当·斯密最直接的先驱者之一。

现行的诺思的《贸易论》，由“前言”、“论减低利息”、“论铸币”、“附录”四部分构成。其中的“前言”，以作者朋友的身份对作者的思想观念、政策主张及研究方法进行评价。其中对方法论的探讨得到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新奥地利学派的默瑞·N·罗斯巴德在其《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中这样介绍和评价：“达德利开创了后来的坎蒂隆、萨伊和西尼尔所采用的分析方法，20世纪的路德维希·米塞斯将其称为‘人类行为学’。人类行为学是建立在少数几个植根于理解现实的广泛而又不证自明的公理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理论，进而从逻辑上演绎出这些强有力的正确公理的含义。”（注：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507页。）从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构建体系，其实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只不过，按照罗斯巴德的说法，新古典的前提是假设的、不真实的；而米塞斯的“人类文化学”的前提则是来自人们的共同知识或文化基因，因而是真实的。真实与否根本上来讲也许只是一个抽象层次的问题。理论总是意味着抽象，没有抽象就没有分析，也就没有理论。之所以讲这一段，与确定“前言”的作者有关。关于“前言”的作者有三种说法，一是达德利本人，二是他弟弟罗杰，三是麦克库洛赫。从写作特点来看，“前言”与后面几篇文章的写作风格明显不同，可以确定不是一个人所写。罗斯巴德说是罗杰所写，但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将“前言”作者确定为麦克库洛赫可能更加合适一些。第一，我们现在所用的版本是被麦克库洛赫编辑过的，他在编辑过程中加上一篇热情洋溢的介绍文章合情合理——即使是假托作者朋友的身份；第二，“前言”的文风简洁而又优美，这与麦克库洛赫曾经创办报纸并长期担任编辑的身份相吻合；“前言”对该书内容的总结和提炼，反映出作者对经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并能反映出19世纪经济学的某些观念，而麦克库洛赫正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第三，“前言”中得到后世经济思想史一致好评的方法论分析，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的方法至少高度相近，而麦克库洛赫正是李嘉图最忠实的弟子。如果说罗斯巴德有意避开麦克库洛赫而将“前言”作者记在罗杰名下，这也情有可原——罗斯巴德高度反感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也高度厌恶在李嘉图功劳簿上的“抽象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