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维尔：美德与恶德

琼·罗宾逊在其《形而上学、道德与科学》一文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超过基本生活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奢侈消费还是用于施舍？如果只有这样两种选择的话，这确实是个问题。人是自利的，奢侈消费更加符合人性。可是，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就在你的身边有人还处于饥寒交迫当中，你的奢侈消费就有了犯罪的性质。至少它是不高尚的。慷慨和施舍也许是处理剩余财产的一种合适的方式，至少从出发点来看，它是道德的、高尚的。深入一些分析问题还会显示出其复杂性。奢侈消费也许不那么邪恶，而施舍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帮助到穷人。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使勤劳的人们获得生活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奢侈消费甚至对社会道德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施舍或者捐赠可能会助长懒惰，鼓励闲散，成为损害社会道德的力量。高尚的动机带来并不高尚的结果，而并不高尚的行为反而成为推动道德进步的力量。奢侈消费还是施舍捐赠，今天看来是个两难的问题。对于18世纪初的曼德维尔来说，这个问题却并不两难。

曼德维尔（Mandeville，1670—1733）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在莱顿大学学习哲学和医学。169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在荷兰行医，专治歇斯底里症。1696年移居英国，在伦敦作为神经及精神病专家行医，同时也治疗肠胃病。曼德维尔既有着高超的医术，也有学术研究的兴趣，曾经写过有关忧郁症及歇斯底里症的论文。使曼德维尔引起世人注目并在思想上留下深刻影响的并非他的医术或者医学论著，而是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和思考。1705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篇寓言诗《抱怨的蜜蜂，或骗子变作老实人》。他在诗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蜜蜂的王国里，蜂们过着奢侈而放荡的生活；各种欲望的膨胀推动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王国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后来，有蜜蜂抱怨这种奢侈放荡的生活在道德上并不可取，于是众神让王国恢复严谨的道德、简朴的生活。蜂们不再奢侈放荡，各种恶德销声匿迹，蜜蜂的王国也就此衰落下去。曼德维尔写作此诗，意在嘲弄人类的自负。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在其中还没有得到深入的阐述。此诗的发表，在社会上却引起很大反响。短期内一再再版，还有手抄本的流行。为了充分阐释自己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思考，曼德维尔在原诗之外，加上一篇《美德之起源》的论文和二十五篇对原诗的评论或注释，在1714年，以《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的书名出版。1723年，曼德维尔又在前一版本基础上，加进《论社会本质之研究》、《论慈善和慈善学派》等论文再版。这次再版，引起更加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引来传统道德维护者们的一致批判。米德尔塞克斯郡法庭判定此书扰乱社会秩序，是一种公害。被列为禁书的《蜜蜂的寓言》反而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影响不断扩大。1728年，曼德维尔为此书又增加了六篇对话，进一步深入阐述他对人类道德发展的思考。

曼德维尔思想的核心，被认为是对美好的社会与繁荣的社会能否并存的思考。在他看来，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只能是发自人的本性的各种各样的恶德，如自私、虚荣、骄傲、嫉妒、恐惧等等。如果没有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没有任何可能性。一个社会就像一架巨大的风车，而自利是推动风车运转的风力。他将人的自利本性推向极致，认为人除了自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道德。即使人们的行为会表现出某些利他的倾向，但利他归根结底也出于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即使在社会发展中存在所谓道德，道德也只是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工具。强势的人们提倡道德，因为那是他们利益之所在，而弱势的人们遵循道德，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个充满自利恶德的社会之所以同时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因为各种恶德为经济的进步提供了动力。因为人们的奢侈消费，推动了分工的发展；也因为对国外奢侈品的需求，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因为人们强烈的虚荣心，推动了人们的勤劳和进取；因为人们的妒忌心，推动人们对更高收入和更高经济社会地位的追求。曼德维尔不屑于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关于人类道德趋向于进步的观念。沙夫茨伯里伯爵认为，人具有理性的精神，追求道德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因此，一个充满美德的社会是可以期待、可以实现的。曼德维尔认为，在人类的个体行为中，决定性的是人的本能，理性只是本能的奴婢。不是本能服从于理性，而是理性服从于本能。以理性约束人的本能，就是约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就是拒绝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他认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人类道德趋于进步和完善的观念，尽管美好，尽管给人以安慰，但仅仅是一个乌托邦。这种思想只是对人类的一种恭维，而不是对人类道德发展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强调，他所证明的恶德促进人类进步的观念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恶德的主张者和支持者，他只是实事求是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试图告诉大家人类的道德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曼德维尔之所谓“美德”和“恶德”，其实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他所说的“恶德”相对于“美德”而言，而所谓“美德”只是传统社会所崇尚的观念或者风尚。传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循环的静态社会，其主流的道德观服务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传统关系的延续，因此崇尚禁欲、节俭、自制等“美德”。在这种道德观下，自利、消费、张扬个性等因为对传统社会存在致命的破坏影响而被界定为“恶德”。但是，这些“恶德”对于传统社会是致命的解构力量，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一种建构性的积极力量。在曼德维尔的时代，现代意识已经觉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建立，在突破封建束缚的过程中，一种新的道德观也正在建立。曼德维尔之所谓“恶德”，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它主张积极进取以实现个人价值，主张个性张扬以推动社会进步，主张扩展视野以开拓事业，主张及时行乐以展现人生的美好。迪福笔下的鲁滨逊、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狄更斯笔下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暴发户都是这种资产阶级新道德的践行者，而被马克思视为“毫无气节”的威廉·配第也是资产阶级新道德的代表人物。

也许因为曼德维尔实事求是的分析触犯了人类尊严，在他的时代以及在他之后的时代，曼德维尔在主流观念中一直是一个异端。弗兰西斯·哈奇森是亚当·斯密的老师，也是曼德维尔的夙敌。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第三版出版后，哈奇森就在《伦敦日报》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后来还出版专门著作清算曼德维尔的危险而恶劣的道德观。哈奇森认同沙夫茨伯里伯爵关于人类在理性指导下可以实现道德进步的观念，相信人类通过道德计算能够构建起完美的道德体系。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一章的内容对曼德维尔进行批判。斯密将曼德维尔的理论称之为一个粗俗不堪的试图抹杀美德与恶德区别的体系，一个厚颜无耻、肆无忌惮、崇尚虚荣、欺骗、自私自利、铺张浪费的体系。斯密对曼德维尔的思想的评价，有刻意曲解的嫌疑。他说曼德维尔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于他鼓吹奢侈、淫荡和炫耀，他提倡一种现实而低俗的道德观。这种说法并没有很好理解曼德维尔的本意。曼德维尔确实主张那些被传统观念界定为“恶德”的东西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但是，他并不主张放纵个人私欲。他客观地认识到人的私欲的放纵可能带来危害社会的后果，因此主张建立健全的制度来对个人行为实施某些干预。斯密对曼德维尔的评价有某些个人化的东西，他对曼德维尔的憎恶并不仅仅出于学术因素。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沙夫茨伯里伯爵那种平和、中庸、出世的文人进行了尽情的嘲讽，而斯密本人也是这样的文人。其实，斯密应该从阅读曼德维尔的著作中受到过一些有益的影响，比如，斯密关于自利与社会进步的观念，关于分工的形成及作用的观念，关于制度的自发演进的观念，就与曼德维尔非常接近。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自利与交换以及天赋与分工关系的阐述，与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的表述非常接近。

因为斯密的影响，在主流经济学的历史上，曼德维尔有着不好的名声。不过，曼德维尔关于奢侈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还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奢侈消费尽管在道德上并不高尚，但是，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使奢侈消费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恶之花可能开出善之果。曼德维尔对奢侈消费积极的经济效应的阐述生动而深刻，这也是《蜜蜂的寓言》留给经济学的最重要的遗产。这一思想后来被称作“曼德维尔悖论”，是奢侈消费有益论的最重要代表。将奢侈消费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理解为一种“悖论”似乎只是一个噱头。将奢侈消费理解为一种个人的恶行，这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评价；肯定奢侈消费的积极的经济效应，这是一种经济的评价。对一种现象两种不同角度的评价，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或者“悖论”。尽管曼德维尔在他的时代没有多少知音，但在现代经济学中却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凯恩斯对他的奢侈消费有益论给予很高评价，因为他认为奢侈消费可能成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可靠手段；哈耶克也对曼德维尔给予高度认同，因为在曼德维尔那里有他关于制度的自发演进的思想。

即使主张“恶德”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曼德维尔也不是一个粗鄙庸俗和道德败坏的人。曼德维尔于1733年去世时，杂志上刊载的讣告这样评价他：“他具有广泛的才能，非凡的智慧，强有力的判断力。他精通古籍，擅长于许多哲学领域，是一个对人性好奇的研究者。……在其职业中，他以仁慈与和蔼著称；就其私下的性格而言，他是一位诚挚的朋友；就其生活中的行为而言，他是一位绅士。”（注：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译本序言，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