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色诺芬

《荀子》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说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年）是个“俗人”，显然不是说他不学无术或者鸡鸣狗盗，而是说他是一个热衷于物质利益的世俗之人。在对待世俗经济方面，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最著名的两个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是两个极端。理想主义的柏拉图总是给人伟岸端庄、儒雅高洁的印象，而现实主义的色诺芬则显得利欲熏心、俗不可耐。

色诺芬作为一个“俗人”之“俗”，一是表现在其行为中，二是反映在其著作中。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叔为争夺王位开战，色诺芬加入了小居鲁士的雇佣兵，前往波斯参战。同样是参战，参加雇佣兵与参加卫国战争显然不同。苏格拉底曾经率领色诺芬和柏拉图参加过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参加卫国战争，是光荣而正义的。而色诺芬参加雇佣兵，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金钱利益的考虑，这不仅与正义无关，也与苏格拉底一贯教导的处世原则相悖。苏格拉底并不支持色诺芬参加雇佣军，但色诺芬还是我行我素。这次参战以失败告终。色诺芬率领落败的部队回到雅典的时候，苏格拉底已经被雅典国民议会以“不信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了死刑。因为色诺芬助战的一方曾经是雅典的敌人，加上担心色诺芬可能因为他老师的冤死采取行动，雅典国民议会决定将其放逐。色诺芬逃到斯巴达，从此不再参战也不从政，一心经营自己的庄园。后来他将自己经营庄园的心得写成了《经济论》一书。《经济论》采取对话体的形式阐释色诺芬的经济及管理思想，对话的主角是苏格拉底。在这部著作中，苏格拉底不再是柏拉图笔下那个道骨仙风的哲学家，而是一个现实得有些猥琐的庄园主和守财奴。总在喋喋不休地吹嘘积累财富和管理家产的技能和策略——尽管自己贫穷到了衣不蔽体的地步——从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到储藏，从家具使用到孩子教育再到奴仆的指挥，苏格拉底俨然一位现代理财顾问。

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更加生动而丰富的言行描述集中体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在这本书里，色诺芬针对雅典国民议会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进行了辩护，并全面阐述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这部著作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述和个性的刻画，与柏拉图有着很大的不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负有将雅典人从庸碌的世俗生活中拯救出来的使命；他像牛虻一样不断叮咬雅典这匹肥马，力图使其保持振作。他希望雅典人不要沉迷于世俗的享乐之中，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灵魂的拯救和精神的提振上来；他所向往的有价值的生活，是一种与现实保持距离，对物质欲望保持克制的生活。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虽然还是一个哲学家，还在宣扬自制、德行、正义等等价值，但宣扬这些东西似乎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有价值，值得追求，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有助于达成某种目的，而这种目的往往和经济利益的实现有关。在色诺芬笔下，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具有明显的入世特点，他的使命不是将人们从世俗生活中拯救出来，而是推动人们积极参与世俗生活。

比如，谈及人与人的关系，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说：“如果你通过为人服务，就会发现谁肯为你服务；通过你施惠于人，就会发现谁肯施惠于你。”（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虽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但色诺芬实际上已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商品交换关系。他甚至将利益关系扩展到一切人际关系包括伦理关系中。在他看来，人们是否服从传统的伦理，不是取决于伦理价值本身，而是取决于其经济效用。苏格拉底的儿子对母亲心怀怨恨，因为他的母亲不讲道理，脾气很坏。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强调孝顺父母是子女的本分，但在色诺芬的笔下，强调的是不孝敬可能会损害子女的切身利益，比如按照雅典的有关法规，不孝敬父母的人不能担任城邦的领导，还要被调查并被重罚。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用很多篇幅介绍了苏格拉底关于交朋友的观念。苏格拉底提出，作为朋友，应该具备正直、勇敢、坚毅、自制、智慧等素质，原因不在于这些东西是一个雅典的正直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而是因为朋友应该比自己具有更高的道德素质，这样才有利于自己的提高。苏格拉底还强调对朋友表现友谊应该寻找合适的机会，那就是在朋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用了一个庸俗的比喻：“当有市价的东西最贱的时候就是买进的最好时刻。”（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83页。）

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世俗形象，在他与赛阿达泰的交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赛阿达泰是雅典一名绝色的妓女，苏格拉底一再听说她的美貌，决定前往一睹芳容。在与赛阿达泰的交流中，苏格拉底首先肯定赛阿达泰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产业谋取生活来源并过上富裕生活的正当性，在他的观念里，利用身体致富同依靠家族财产没有什么不同；接着，苏格拉底以一个“专家”的身份，与赛阿达泰探讨了利用身体资源获取财富的技巧问题。苏格拉底告诫赛阿达泰：“首先你只能要求那些求爱的人做他们极不费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你还要继续慷慨地还报他们，这样他们就会向你由衷地表示真诚，长久地爱你，并尽量地善待你。但如果你等他们向你提出要求的时候才把你的爱情给予他们，他们对你的感激心情就会最大。因为你看，即使是最美味的食物，如果是在人还不想吃的时候就给他摆上，也会觉得没有滋味；如果是在他吃饱的时候给他摆上，甚至还会令他讨厌，但如果是在人们饥饿的时候给人们什么，那末，即使是比较粗粝的食物，也会觉得很可口。”（注：同上书，128页。）在向赛阿达泰传授调情谋财之术时，苏格拉底不仅表现得像某些现代“经济学家”对待权力和金钱时那样敏感和殷勤，其理由也有现代经济学的某种意味。“对于那些已经感到满足的人，就不要再把你的爱情给他们，也不要使他们想起这件事来，直到他们满足的心情已经消逝，再度感到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以非常正经的谈吐和半推半就的姿态对付他们，使他们如饥如渴的心情达于顶点，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刻，同样的赐予比在人们还没有感到那么迫切需要的时候给他要强得多了。”（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29页。）苏格拉底的谆谆告诫显示，他似乎领会到了两千多年之后的“戈森第一定律”：边际效用与满足程度成反比。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尽管不排斥女色，甚至也不排斥男色，但还不至于对于调情之术如此津津乐道、对谋财之道如此孜孜以求。苏格拉底对于君子的德行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且坚持身体力行；在他看来，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是一个对城邦有害无益的人，是一个人生历程中注定失败的人。所以，对性采取如此宽容态度的也许不是苏格拉底，而是色诺芬。

在经济思想史上，色诺芬第一个提出“经济”的概念，确定了以人们世俗的物质福利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关于世俗生活的学问，“俗人”色诺芬热衷于这样的学问情有可原。也只有色诺芬这样的“俗人”而不是柏拉图那样的贤人才擅长研究这样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