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大势

如果我们以开放的眼光，以世界意识来看问题，那么就可以发现，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与19世纪末十分相似。也许，所有的世纪末都具有大同小异的地方，因此，通过了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西方哲学的发展大势，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一、世纪之交的哲学变局

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新突破，又有赖于新数学的产生。因此，要研究这一世纪西方哲学的变局，首先要从数学谈起。

从科学知识的发展来看，数学可说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它与作为纯理性的反省程序的逻辑不一样，属于一种理智建构的创造。如果说逻辑是形式主义的，那么，数学则是直觉主义的。

科学的发展往往是用既成的数学和逻辑来说明它，而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指向新数学和新逻辑的产生的。比如，某种物理学要成为科学家所接受的主导物理学，那么，它的架构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理论论证方面的完整和实证支持方面的完整。但是，把现有的数学和逻辑作为科学架构的标准，往往会造成一种现象，即科学被现存的数学和逻辑架构所束缚。一门新的物理科学必须开始于一种新的数学的创造，完成于一种新的逻辑的诞生。这是由于，一个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科学理论，不能决定经验世界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而只能面对它。因而，要把握一种新的现象，就是要把握其内在的数理与逻辑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再反省出一套逻辑架构。这才是现代科学进步的真正根据。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物理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从经验到数学到逻辑，再由逻辑到数学到经验的双向过程：

经验数学逻辑

在19世纪，西方科学家已有了一套完整的数学，即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及一个完整的科学，即古典物理学。古典物理学严密地规定和限制了经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出现了不能被古典物理学所解释的新的经验现象，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关于光现象的新经验和关于量子现象的新经验。这两种现象是无法用古典数学和古典逻辑来说明的。爱因斯坦只能用非欧几何学来说明它；如果当时没有非欧几何学，那么，爱因斯坦就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数学。量子论也只能用非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才能说明。总之，由于新数学的产生，科学的发展才在19世纪末出现了新的突破。

再从哲学的发展来看，柏拉图、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这四位哲学家各成系统，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要流向。

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哲学面临着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与多元系统的外在冲突的双重困境。很多早期的源头都从这里发生作用，因而发展到了一种要求各个不同的系统非相互会通才能解决问题的局面。超越理念（柏拉图）、心物二元（笛卡儿）、知识架构（康德）、精神本质（黑格尔），这四种哲学面临着一个多元并存的大汇合。再加上基于实证方法和理论思考而产生的科学、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变迁，新的多元哲学便应运而生。

那么，当代西方哲学是如何把握这种多元流向的呢？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哲学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有知识的取向，希腊人素来就对知识理性执着地追求。知识理性与方法意识密切相连，于是就从求知导致对方法的寻求。一方面，方法产生了新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知识系统又反过来限制了方法的运用。当知识限制了方法时，就应对方法进行反思，设法创造出新的方法。因此，西方哲学中的方法意识非常强，每一个哲学家都以方法的鉴定开始其哲学思考。例如，苏格拉底的哲学以一种定义的方法来鉴定各种概念；柏拉图把这种方法发展为超越辩证法，把辩证法看作理念的发展；笛卡儿提出了怀疑的方法；康德主张批评的方法；黑格尔强调精神主体展开的辩证方法。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对方法的寻求。因此，近代哲学的突破，必然首先是方法上的突破。

现代西方哲学的三个开创者提出了三种崭新的方法，即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摩尔（G.E.Moore）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皮尔士（C.S.Peirce）的实用主义方法。胡塞尔的哲学是针对康德的，他要求解决知识的本质与形式问题，即知识是如何建构的，经验与理性到底有什么作用。摩尔的学说是针对黑格尔的，他要解决的是主观与客观有无差别，以及怎样来把握其本质上的差异问题。皮尔士的学说是针对笛卡儿的，他面临的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如何调和的问题。他反对笛卡儿关于“知识的起点是怀疑”的观点，认为知识不可能有一个绝对基础，知识的起点应是大家都能信任的经验和思考方式。这显然是把常识的方法引入哲学。

由于以上三种新的方法都有局限性，于是，从现代这三位哲学家的方法出发，又各自引发出三种哲学方法：摩尔的语言分析方法，引发了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逻辑分析方法、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语言的分析与语用分析的方法和奥斯汀（J.Austin）的语言行为条件的分析方法。在皮尔士以后，詹姆斯（William James）把皮尔士的方法转换成一种重视主体经验的实证方法，杜威（John Dewey）进而把皮尔士的方法扩大到伦理学的重建、教育哲学的重建和逻辑方法的重建。到刘易斯（C.I.Lewis），则发展成为意志、概念和经验三项相互决定的实用主义方法。至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则刺激了弗雷格（G.Frege）的“纯谓建构”、庞蒂（Merleau-Ponty）的“身体知觉”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存有体悟”等方法。

这里，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西方哲学方法与中国哲学方法的区别。从总体来看，西方哲学方法的核心是“理性”的建构方法。理性本身是求分的，经常“援理以释性”，往往知分而不知合。而中国哲学却正好相反，是一种“性理”的方法，即“举性以见理”，求合的倾向比求分的倾向要强烈得多。当代西方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元性，这是理性的要求，当然也与文化积淀有关系。

以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哲学发展的大势。在起点上，我们用胡塞尔、摩尔、皮尔士这三位哲学家来说明。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有四个代表，即逻辑和分析哲学家奎因（W.V.Quine），他采用的是逻辑建构的方法；后期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他批评了逻辑建构的方法，而提出了解构的方法；再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J.Habermas），他提出了批判理论与沟通理论的方法；最后一个是一般语言概念分析论者斯特劳森（F.Strawson），他以对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描述世界存在的结构。

这些新哲学的出现，都是以方法为突破的工具；而所有的方法，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理性，一类是形上理性。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说明。

二、对分析理性和形上理性的反思

所谓分析，就是对一组概念和命题的构成内涵进行解析，以求得明晰的理解。从这一点来看，不论是胡塞尔、摩尔，还是皮尔士，他们都是以分析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就广义而言，强调分析，这并不是分析哲学才特有的。分析是理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理性”可以说是一个重复，而整个西方哲学都具有分析的倾向。分析哲学和非分析哲学的区别就在于，非分析哲学是将分析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分析是为了建构；而分析哲学却认为，建构不是哲学家的事，而是科学家的任务；哲学的任务是对知识的内涵和结构进行逻辑的分析和语言的分析；分析是为破而破，即打破现存的哲学体系，以配合科学的进展；理性则是指建构一个与真实世界相符合的概念系统的能力。

这样，理性就具有三个要素：（1）建构性，即通过具体经验，提出一个概念或一个观点。（2）一致性，即是对概念秩序的构造，其构建的系统必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3）相应性，即系统与外部世界的相应。总之，分析是指在确立一个系统的单元基础上具有作用，理性则指要建立一个系统来说明世界、控制世界，并具有预测的功能。

对分析理性的反思的结论是：理性建构系统的自我局限和自相矛盾必然导向理性的多元化。由于理性建构的局限性与其指称一般化的相互矛盾，分析理性便揭露了“吊诡”（paradoxes），即概念的内在矛盾。各门学科都有“吊诡”，如数论中的“序数吊诡”，逻辑学上的“罗素吊诡”，语意学上的“真理述词吊诡”，伦理学上的“囚犯吊诡”等等。这一现象意味着，理性在许多（也许所有）建构中都具有局限性。因此，必须打破原先的系统，走向多元化；必须把理性看作一个不断建造又不断超越的开放活动，而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凝固不变的结果。由此便引出了“形上理性的批评”。

关于形上理性，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把以自然界的知觉来建构世界的方法撇在一边，而用纯理性的意识来建构一个本质化的现象世界。这种超越自然、反观自我、理智地构造世界的方法，就是现象学的方法。具体来说，现象是人人都能直接觉察到的，但要构造世界，却需要靠理智。有了理智，内外就显得分明，外在的对象也就变成了思想的本质对象。例如，当我看到一棵树时，我的感觉理智是：“我看到了一棵树”，现象经验使语言指称化了，外在的“树”就成了思想的本质对象。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感觉抽象概括成为一个具有意义的概念，然后再把概念本质化，成为一个具有指称作用的语言结构。这就是以理智为主，以自然为客。

这种方法本想解决理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对立，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笛卡儿的二元论。这是为什么呢？海德格尔对此作了说明。他认为，西方哲学都是以理性思考的结果来代替理性思考的过程，西方传统哲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以七个形上理性的概念，作为思考的起点：（1）实体（ousia），（2）自然（physis），（3）生命力（en-teleicheia），（4）本质（esse），（5）心灵（nous），（6）理性（logos），（7）意向（eidos）。把起点作为过程来看，这是对单元的认识；把单元合在一起，找出整体的存在形象，这就是形上理性。上述七个概念是一种洞见，但在时间上又成为后来哲学发展的障碍。这七个概念是西方形上理性的代表，其基本逻辑则是假设了实证论的逻辑思考。逻辑思考的最大特色是把现象与本体对立起来，认为现象是变动的，是由感觉来把握的；而本体或本质是不动的，是由思想来把握的。这便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产生了形上理性的矛盾。要克服这一矛盾必须建立新的形上学。于是，海德格尔提出，以“存有”（sein）概念作为形上理性的初始概念。这个“存有”更多地涉及人的存在，即所谓“人存”（dasein）；而它本身却不固定在一个系统中，这就与中国道家和《易传》中讲的“道”相接近。

以上，我们分析了“分析理性”和“形上理性”的差异。那么，分析理性和形上理性又如何走向综合呢？于是就产生了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是当前欧美的一种新的学说，它把意义、价值、知识、经验都交叉在一起，加以思考，提出新的方法定位，从而使英美哲学和欧洲哲学更为接近。同时，它似乎也有一种力量，使欧美哲学与中国哲学接近。其原因就在于，哲学诠释学比以往任何一种西方哲学方法更与中国哲学有相通之处。

三、理性的发展过程

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柏拉图、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是最重要的代表。他们的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方法的突破的历史。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哲学又有了新的发展：胡塞尔、摩尔和皮尔士这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分别提出了新的哲学方法。但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在努力回答以往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

柏拉图提出的是理念定位的问题，即思考的对象如何定位。这种理念包括价值理念、知识理念，以及形而上学的本体理念。而胡塞尔、摩尔、皮尔士也都想把握理念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

笛卡儿提出的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主体认知的能力与客观所知对象是如何分化、分辨、界定、对立和联系的问题，而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哲学家，也想用新的方法来解决如何使主客分立或一体的问题。

康德提出的是知识的定基或基础的问题。他虽然有自己的一套理解范畴，但就整个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来看，这一问题并没有解决，仍然是20世纪的基本问题。

黑格尔提出的是关于本体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即终极本体是精神，还是物质？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被黑格尔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且至今仍然是哲学的主要难题。

20世纪哲学的精神就表现为：运用新的哲学方法，正视以上四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并求其解决。现代哲学家似乎都在一个更新的方法网络中，试图重新界定问题和解决问题。胡塞尔走向现象学的方法，并倾向解决柏拉图的问题；摩尔走向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倾向于解决笛卡儿和康德提出的问题。

因而，20世纪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归为“九家十说”：实用主义（pragmatism）、现象学派（phenomenology）、现象主义学派（phenomenalism）、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一般语言分析（ordinary language analysis）、存在主义学派（existentialism）、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新实在主义学派（new re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新学院派（new-scholasticism，即新托马斯主义）。这些学说大约活动于1900年至1970年之间，分布在欧洲的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和美国。它们在德国与法国既有相互沟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英国与美国既有共同的基础，也有不同的发展。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初期的分野。

对于这一发展，可以通过理性的分析方式，对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学说加以说明和诠释。首先论述现象学，以海德格尔的“存有”哲学为主；其次论述逻辑实证论，以奎因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主；再次论述过程哲学，以怀特海哲学为核心的现代新形上学和新神学为主（过程哲学在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最后论述结构主义，以目前最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所代表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为主。另外，还将提及流行于英美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以上这些都是当今具有很大影响、充满活力的哲学学派。

现代哲学要求方法的突破，由此来解决传统哲学所存在的问题。西方哲学发展到20世纪，出现了许多困境。这是由上述四个重大的哲学问题的交互作用而引起的。许多当代的哲学家均以某一问题为起点，发展一套方法，来涵盖其他问题。例如，胡塞尔以理念定位作为根本，结合主客分界来解决问题。哈贝马斯则将康德、马克思和实用主义的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以建立自己的批判理论。德国哲学家原来看不起美国哲学家，而哈贝马斯则是德国哲学家中第一个重视美国哲学的人。他把皮尔士的科学理论引入自己的批判思考之中，形成了沟通理论来解决问题。这也是美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沟通。目前，西方哲学各门各派都有分亦有合。为了解决问题，往往要结合不同的哲学体系来加以考虑。所以，20世纪哲学的交流性加强了，这一点在美国和欧洲都很明显。

这里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世纪之前，德、法哲学被视为理性主义，而英、美哲学则被视为经验主义。1930年后，当英国的逻辑实证论受到冲击而消失之后，海德格尔哲学便发展成为最有影响的流派，从而引起诠释哲学的发展，使原来强调理性主义的德国和法国，趋向于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将人的整体经验和历史经验作为思考对象。而英、美哲学反而走向科学哲学的分析主义，用分析哲学的观点作为解决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知识哲学问题的方法。因而，英、美哲学反而强调理性分析，而德、法哲学则强调整体经验。如此，在20世纪中，存在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相互易位，趋向于更高层次上的交流和沟通：英、美受德、法影响，德、法又受英、美影响，这些就是哲学诠释学兴起的特殊环境。

另外一个现象是：1960年以后，上述五位哲学家所代表的哲学潮流，开始与东方哲学相互影响，特别是与中国哲学（道家）发生相互诠释的关系。海德格尔的“存有”观念，常常可以用来阐释道家的观念，他的哲学又常常是道家哲学诠释的对象；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来源于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又决定了意义的多元化。这就将哲学与文化行为联系了起来，打破了柏拉图以来的超验主义，使伦理与宗教更具有世俗化、实用化的意义；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定，在逻辑和科学真理之外，还有一些真理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因而指向了一个超悟的境界，这是类似于禅宗哲学的诠解；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中国的《易经》以及道家哲学也有一致的方面；哈贝马斯强调行为沟通、理性调节和人际协调，这与中国儒家哲学重视务实性与社会性也有类似；甚至有的学者还认定，德里达的解构论与庄子的多元相对主义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虽然德里达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总之，当代哲学的趋势是中西互诠和互释。这是一种比较的方法。它先求其异，后求其同，再彼此互相解释，最后趋向一个整体哲学的观念和系统。中西哲学的这种互通性，是与科技文化的世界化彼此呼应的。由此可以肯定，当代西方哲学的“九家十说”的基本潮流，也必然是中西哲学互诠，趋向于一体多元。

四、多元理性的建立

多元理性不是人为地建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根据、客观的规律、经验的基础和知识智慧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

第一，理性的自身发展要求理性的多元化。

西方哲学的起点是理性。理性有一内在的逻辑辩证法，这就是主体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分离。这种主、客之间的分离，能使主体更好地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自我。否则，主体就不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

这种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要求对客观世界有一主、客的分辨，这是人类心理的实际发展过程。而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分辨，既是基于客观的要求，又是基于主体进一步发展和实现自我潜力的要求。因而，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以及人的认识活动，是出于主体自由的需要；在个体意识上就表现为：认识到有一外在世界的存在，分辨出什么是主体自我，什么是客观外在。这既是理性存在的内在发展过程，也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界定。由此，主体自我便获得了自由。主、客体之间的界定导向知识，而知识是主体与客体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分别的主体把握分别的客体的开端。这样，主体的自我发展进一步成为可能。故可以说，知识是主观和客观的媒介，人类通过知识来判断、解释和预测外界的变化，以满足自我，把握客观世界。知识的基本形式是“假设条件→结论后果”，即“如果……那么……”，它的先假设条件是什么，所得出结论就是什么，亦即判断在何种条件下会发生何种事件。

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当对主体和客观分辨界定之后，就尽量使主体不参与客观世界，而以知识作为媒介来把握客观世界，并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把握，来作为实现自由的基础。但是，当科学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时，这种客观主义思想也会把主体自我当成客观对象，从而成为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又可解释为“还原论”）的思想方法。古典物理学比较成功地把握了局部的物理世界，成为完整的或相对完整的认识；而科学主义是要把知识体系作为模型，反过来再说明主观自我。这样，主观自我也就成了客观对象。

我们从英语的“思想”（thought）与“思维”（thinking）二词的差异，便能看到这一区别。思维过程是thinking，而作为思维活动的成果是thought，它是思维的成品。所以，化约首先是把一切都看成“客观化”的东西。概念的客观化方式就是把过程看成结构，把运动变化的东西看成静止的状态。这种思想方法有点像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认为，人类的活动——文化、宗教、信仰——都有一个概念化的结构内涵。结构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成品，它用一套方法来把握现象的结构；即使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也可以用一套结构方法赋予它以概念化的意义，再投射到不同层次的思想平面上。同时，结构也可以进一步化约，即概念化和形式化，就是把客观世界的某一层次的一套概念定位，变成生理现象、心理现象和物理化学现象，把主观心灵化约成具有物质内涵的现象。例如，在西方古典科学哲学中，把心灵当作大脑，把人的思想当作脑波。这样，过程就变成了结构，心灵就成了大脑活动状态。

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就是这样，把客观世界当作具有规律、可以把握、可以规划的世界，以为这个世界会使我们获得自由。但是，这种想法得到的结果却是相反的。因为，我们总是用客观的方法来看主观世界，本来是要通过追求客观世界，来达到主体的一个目标；而现在则反过来，把主体自由的可能性限制了，把主体化约为客体的一部分：人的心灵是大脑，大脑是物质现象。这样，就把客观性运用到主体上，这就限制了主体原来的自由。

于是，理性主义就走向了理性决定论。这就必然引起人类心灵深处的反对：人不仅要求意志自由，而且还要求发展自我。

当然，面对这一情况，还有另一种作法，即不把“客观”用于“主观”：人们固然可尽量地运用知识体系来把握客观世界，但却不对主体现象仅仅作一种物化的分析；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社会现象物质条件化，使心理现象生物化、物理化，但实际上，却认定人的行为仍有意志决策的自由，人也是权力意志的主宰。而这种自由性、主宰性，就不是物质条件所能解释殆尽的。这一认定就是机体主义的立场。

与此相反的是，基于机械理性的机械主义，它把人的世界看成是机械体，把所有的活动规律化，认为人们可通过一套完整的机械知识，来说明和把握世界，使其成为完全可以预测的机械系统。机械理性基于自己的发展要求，产生了知识界面，并走向理性机械化的知识系统。它一方面压制了主体的个性自由，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地说明生命现象和生理现象。现代的生物科学就是尝试用无机现象来说明有机现象，用机械现象来说明机体现象。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生态现象、生命现象都是机体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这两者完全不同。因为机械系统是原子论的，而机体系统则是系统论的。基于机体系统具有变化发展的性质，并具有内在动力这一点，机械理性必须走向机体理性。由此可见，理性的发展之所以走向多元，是由于它在追求、掌握世界之后，本身受到了限制。这也就可以说明，现代西方哲学家为何要探究不同的逻辑体系和科学体系。

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又提出广义相对论。1930年，又出现量子力学。这种新科学，代表了人们对不同世界体系的认识。对外界的认识越多，理性的能力也就越完备；理性不是死板的，而是发展的，它是相应于外在世界而产生的一种知识体系。由于理性本身具有建构性、一致性、相应性的特征，因而就导向了多元化的境地。

总之，理性有一种内在的辩证的力量。当它在自身发展和应用的过程中受到种种限制的时候，便酝酿着突破。这也是方法论突破的根本原因。由于系统界定的限制和主体客化的限制要求方法的突破，因而就使理性不得不走向多元化。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在不同方法的更替下，以理性的不同面貌展开的。

第二，经验发展的多向度要求理性的多元化。

理性是经验的结晶。但对于人类来说，经验种类是不同的，它的范围大小无法限制，它的内涵规律也大不相同，它的背景又不尽一致，它的意义也不相等同，它的组合更是千差万别。人们先经验一件事，再经验另一件事；如果次序更换一下，所得的结论就可能不同。所以，经验是具有多角度、多向度的一个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对之做封闭的限制。

由于理性原是经验的结晶，所以，理性的思考分析也就无法闭门造车，限制于经验的某一点。否则，理性就陷入机械化，最终必然与经验发生矛盾。哥德尔（Godel）的“不完全定律”就是一个例子。该定律指出，一个包含数论（可视为等同于可扩展的经验）的体系，如果是完全的话，那么就必然是矛盾的。若要使它不矛盾，就必须维持该体系的开放性和不完全性。由于经验发展是多元化的，所以，通过经验知识把握的理性的发展，也应该是多元化的。科学的发展是开放理性的发展过程。它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解构的开放系统。从牛顿的机械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一发展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有整体参与的现象：在一个整体性的系统中，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体都有关联；整体可以参与个体，个体也可涵摄整体。正如当前大脑研究对脑细胞的发现表明：当某一部分脑细胞受损伤之后，另一部分脑细胞仍有可能获得已受损伤的脑细胞的功能。这就是整体参与的现象，也就是全息化的现象。在专门化的脑细胞中，既有专门化的功能，也有一般化的功能。所以，受损伤脑细胞的功能仍然可以得到补偿。广而言之，任何理性科学的发展都显示了整体参与或全息化的现象，亦即任何特殊化的科学都涵摄了一般科学。

总之，由于经验是多向性的，而理性又是基于经验发展的，所以，理性也必然是多元化的结构。

第三，人类功能的分化需要理性的多元化。

一般来讲，理性是人的一种思考能力，是通过对真理的追求而获得知识的程序和过程。理性要建立的知识和真理是相对真实的观念。理性的一致性要求理性观念的和谐；理性的相应性则要求观念是对应于客观世界的；理性的建构性则要求建立一个系统、一套观念。所以，理性又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要用建构的观念来系统地解释、说明和预测客观世界。正如上节所指出的，理性由于不同的需要，便有不同的分化。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这种理性的分化。

（1）形上理性。它希望建立一个整体系统，对无形的最后的真实世界做出整体的说明。这种理性，虽然仍然基于经验，却不以具体经验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以理念作为一般经验的最高抽象化，来对世界加以一般的说明。所以，形上理性可说是具有内涵的纯粹理性。康德认为，这种理念由于不受经验的限制，因而是空洞的，各人可以自想一套，自认为是真理和价值。但我们认为，一个理念的形成并非完全脱离经验，也就是说，并非纯为先验，它只是一般经验的高度抽象而已。至于如何运用这一理念来对世界做一般性的说明，则有赖于个人的理智认定，但这也决不可以完全脱离经验。胡塞尔也认为，形上理性并没有因其形上而丧失它的重要地位。因为，它仍有辨析和开拓的功能。如果把它同其他的理性配合起来运用，则更具有整合和奠基的功用。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形上理性看作终点，而把它看作起点，那么，它还是有方法上和实质上的双重意义的。

（2）分析理性。它是与形上理性相对应的，不具有内涵的逻辑理性。它不是就实质的世界作纯理念性的认知建构，而是对已知的理念、观念作形式的分析。数学中的数原来是形上理性的，属于抽象思维的范围；而逻辑却要把数重新界定为更普遍的类观念，使其更能做分析的工作。这就是分析理性的特征：分析是求得普遍特征，是还原到最后的单元。

很明显，形上理性和分析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形上理性要把分析理性规划为形上思维的工具；另一方面，分析理性又要把形上理性化约为分析工具。实际上，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

（3）理论理性和技术理性。它是对客观对象进行专业化的科学研究，从而导向建构理论体系的目的。理论理性相应于一个被界定的客观世界，一方面接受经验的检验，另一方面也指出经验的关联，然后把成功的理论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以求达到检验和利用自然的目标。这种用理论来发展技术的思考，就成为技术理性。不同层次的理性既有分别，又紧密相依：没有适当的技术理性，也就没有坚实的理论理性；光有技术理性而没有理论理性，技术自然也就无法深入地发展；技术理性是应用科学，理论理性则是理论科学，二者缺一不可。

（4）目标理性和工具理性。目标理性是价值理性，其思考的方面是认定价值，使其成为理性界定的对象。它导向目标界定和价值界定。而相对于目标和价值，又产生了方法和工具的概念。决定方法和工具，也是理性发展的方面，故名之工具理性。理性可以界定方法和工具，并为目标和价值服务，方法和工具是相对于已定的价值目标而定的。

（5）社会理性与道德理性。理性运用于人生问题上，就有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与社会理性之别。人在社会中按照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的标准，来选择正确的行为；又正确地判断行为并加以抉择，这些是属于社会理性的范围。而道德理性则是以认识责任为目标。这是相对于一个深度的人生的价值理想而揭橥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普遍的责任，这也同时显示了人实现自我及完善自我的一般目的。这种对于在人与人关系网络中个人责任和目的的认识，包含了实践的要求。这就是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它以人为目标，以人性为内涵，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长远的道德关系。

伦理是针对社会道德而言的人际关系。它是以认识道德行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为目标的，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发展和目标追求。因而，道德与伦理是有区别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理性的功能是多向的、多元的，不能用一个理性来代替另一个理性，既不能用分析理性来代替形上理性，也不能用理论理性来代替技术理性。总之，社会及个人功能的多元化，是理性多元化的基础。由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发展，以及人类功能的多元发展，便需要多元理性的发展，而不能专断于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更不能限制于某一特定的阶层。这种多元的理性世界可借用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一概念来加以说明。

“生活世界”是与机械化的古典物理世界相对立的，它是人们靠经验所直接感受到和看到的活生生的世界。因为，它把文化、生命、价值和目标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向度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理性自然不可能囿于一端和一面，而必须向真实的生活世界学习。

第四，人类知识的分化表明理性的多元化。

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有一个整体一致的发展倾向。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人类知识基于理性的内在要求，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和对立是必然的现象。它是理性内在的辩证发展。然而，主客体之间的分化、对立，则产生出一个分界。

但问题并不在于分界的存在，而是在于能否使存在的分界也能变成新知识发展的媒介。哈贝马斯对“沟通理性”（rationality of communication）特别作了说明。他认为，理性有多种运用，可以有不同的分化，但沟通理性不表示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就是隔绝和信息断绝；分化是二元，但二元又可以合为一体。因为二元可以相互沟通。哈贝马斯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也把主、客看成一体。

一个整体性的主体的自我实现，要求主、客分别。这种分别，更能帮助主体个体化，并能实现主体的超越，从而实现完整。这样，整体就是二元一体的。在二元之间，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沟通。沟通理性强调：理性本身就能使彼此沟通。这种沟通理性既排除了个人的利益、兴趣、偏见等个别因素，也排除了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僵化闭锁也是阻碍沟通的原因。所以，只有通过平心静气地以理论理，通过各自反省而走向沟通，才能达到真正以理解作为本体的和谐境界。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从客体中追求知识、为人所用的过程，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分析的方法导向的是知识世界；而把知识和人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作解释的过程就是诠释，它导向的是价值的世界。

从认识史来看，知识开始于形而上学，再分化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是自然理性，而对人的认识则是人文理性。

一般理性所关注的“存有”层面，可用海德格尔的图来表示：

图的中心是“存有”，“存有”的一个层面是“现象”，“现象”是表象，它属于“理论理性”的范围。“存有”的另一层面是“变化”，变化是过程，它属于形上理性的范围。思维的层次属于分析理性的范围，而价值的层次（包括价值目标）则属于价值理性的范围（包括目标价值与工具价值）。“存有”不是“存在”（seinde）。“存在”是现在的“有”，它不包括时间整体；而“存有”则是无所不包的时间整体，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犹如道家哲学中的“道”那样。“存有”可以实现为“人存”、“亲在”（dasein），是现象、过程、思维价值在人身上所达到的统一。

在上图中，海德格尔用以表示其思想的方式是很特殊的。中国哲学比较强调用图形来表达重要的理念及其关系；希腊哲学则缺乏这种讲究；而分析哲学更反对用图形来表达理论。有些科学哲学家故意矫揉造作，避免图形化。我认为，这是哲学贫困化的表现。分析哲学也往往是贫困化的，刻意不用图形语言。而中文本身就具有世界图像开拓的意义。因为，它的语义系统是基于形象来表示事物的。英语则是用抽象的声音代替事物，因而是非图像化的，但并非是反图像化的。这两种语言类型的特质，都是人类所需要的。人类的语言和人类的思考，一方面是抽象导向的，另一方面是具象导向的，因而，代表抽象导向的英语系统和代表具象导向的中文系统，都是理想的世界语言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类今后的语言，也应当是东（中）西（英）语言并用的。

在此，我们还要对以自然和人文为对象的形上理性作一些补充的说明。这一理性的自然对象可分为物理的和生物的两个部分。这一分法是基于两条原则：一是依据层面的差别，来分辨大系统与小系统、宏观与微观（物理学就是宏观的大系统，而化学则是微观的小系统）；二是依据理想与现实的差别，来分辨理论理性与应用理性。牛顿力学描写的是理想的物理现象，认为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目前对超导体的研究，也是在理想状态下对事物现象的描述。但在实际的情况下，我们则要考虑和分析在理想状态之外的实际适用条件。这两个原则运用到社会人文现象，就有个人和社会的区别，这是形上理性的另一层次。而在个人中，又有个人心理、精神以及伦理的差别，个人伦理是指个人应该如何去建立一个有价值的社会人格。

以上对形上理性的对象的划分，可看作规范性的，具有理想的结构。以往的社会科学有一偏向，即把生物现象解释成物理现象或物理过程，使社会科学成为物理科学的附加成分。这一倾向，受到当代许多哲学家的批判和反对。如德里达、后期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有强烈的反化约主义思想，认为不能用化约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而应用“呈现”（emergence，也可译为“突生”“突现”）来说明社会现象。20世纪中期的哲学倾向于多元理性和反化约主义，甚至分析哲学家也是如此。奎因对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批判，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纠正，都是哲学从化约主义走向呈现系统论的实例。

因而，我们可以说，当代西方哲学家强调方法的多元、理性的多元和层次的多元，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总之，从知识的归划来看，人类知识的多元化已清楚地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多元的发展，为人类文化的“后现代化”提供一个功能与方法的，以及“生活世界”的观念基础。

以下，我们用图表来显示知识的多元分化和知识的层级归划的各个方面：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多元理性，是把系统、结构和过程结合在一起，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大特征。

现代哲学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它必须同科学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有两个方面：其一，把握知识划分的体系及其设准，从哲学立场对此体系及设准加以整体的组合、反省和阐明。科学是讲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对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作一个整体的说明和陈述，它具有整合作用，即从部分理念导向整体理念。其二，哲学不同于知识。当理性知识化以后，必然要趋向一个价值目标。它要把客观的知识与主体的价值联系起来，并基于文化、经济、历史和生活的需要而做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诠释，这就成为现代哲学的诠释化。诠释是对知识作相应于价值和知识的整体性解释，也是基于某一价值观点来做解释；是把知识当成整体价值，以评价其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简而言之，走向价值就是走向诠释，走向知识就是走向分析：所谓分析导向知识，也可以说，由于对知识的要求，才有分析方法；所谓诠释依持价值，也可以说，有了对价值的需求，才有诠释的方法。所以，以形上理性作为起点，走向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再加上主体和客体的界定、沟通理性的发展，产生相应不同的理性知识、建立理性的多元化，从而演变为多彩多姿的当代哲学，这是当代世界哲学的流向。

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洲哲学，都体现了诠释化倾向。只是英美哲学强调微观知识的哲学诠释，如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数理哲学等等；而欧洲哲学则强调宏观知识的哲学诠释化，如宇宙哲学、人文哲学、道德哲学，偏向人文整体化。但隐约之间，欧洲哲学和英美哲学都相应于同一个知识架构来作分析和诠释。现代哲学无法脱离知识架构，只有在知识架构中，它才能被诠释说明，才具有意义。

这就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九家十说”。这些派别构成了一个呈现出多元理性的整体理性。在这种整体理性中，结构与过程实现了互融。再者，这一体多元的理性本身，也是通过结构和过程的互融而产生的；过程是动的，而结构是静的。然而，理性本身既是结构，又是过程；但它同时既不只是结构，也不只是过程，而是结构中有过程，过程中有结构。所以，在结构产生过程、过程产生结构时，有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理性功能。它们通过分合的过程，而形成了大系统的统一。

五、西方哲学向何处去？

在理性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真实世界的多重结构及其有机的互助相辅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这一图形表示过程与结构呈现与交融现象，也就是回答了西方哲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西方哲学的走向与东方哲学的走向，在最后的极限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趋向于多元合一和多元理性的一体化，也就是趋向整体理性。这一方向包含了过程和结构的互相影响、互相决定和互相认知。

处于图中心的是整体理性彰显的整体真实——道，即是整体理性“逻各斯”（logos）。整体真实的道，一方面，可以从“有”到“无”；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无”到“有”，这表现为结构过程化。它一方面从整体结构的“有”，过程化为整体解构的“无”；另一方面，整体真实的道既可以从“变”到“常”，也可以从“常”到“变”，这是过程结构化。所谓过程结构化，是指从某一层面一些条件的结合中呈现出较高的层面，如从基本粒子的结合呈现出原子，从原子的结合呈现出分子，从物质体呈现出生物体，从生物体呈现出人。这是在“常”与“变”之间上升下降。但在每一层面上，又可以使结构过程化，从“有”向“无”变化，正如人由生向死变化。总之，每一层面既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如人死后变成生物，这里就有相互作用。正如海德格尔说的，这是“存有”水平线的隐显。

整个理性可以像上图所示，向上下左右不断地变化；而理性也表现这一变化的轨迹。因而，存在着关于“有”的理性，关于“无”的理性，关于“变”的理性，关于“不变”的理性。事实上，每一理性都是相应于某一“存有”层面来做说明的。所以，整个过程既可以结构过程化，也可以过程结构化；整个“存有”既可以是理性化，整个理性也可以是“存有”化。这可说是包含了整个西方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的大致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