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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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论争:国家计划之手

如果你们不能做认识的圣者,至少要做认识的战士。战士是这种圣者的伙伴和先驱。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4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尼采

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哈耶克

计划一词,我国古已有之,与计画通用《康熙字典考異正誤》:【說文】錐刀也。當作錐刀曰劃。〇溫按《段氏說文》作錐刀畫曰劃。畫字,各本無。今補。謂錐刀之末所畫。謂之劃也。,指对行动的预先谋划与安排,古人计事必用手指画,使其事易见,故称计画《战国策·秦策三》:“昭王新説,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三国魏曹操《请爵荀彧表》:“自在臣营,参同计画,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谋,悉皆共决。”。民国时期,作为英文plan一词的中译,也是计划和计画混用。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数据库(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tushu)。plan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的p lanum,指平台、平原,plan这个词出现于17世纪末,一开始是作为透视画的一个术语,指绘画中的平面画法,逐步引申为对行动的安排和设计。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he basic sources of the online dictionary are Weekley's“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Klein's“A Comprehensiv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Holthausen's“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Englischen Sprache”and Kipfer and Chapman's“Dictionary of American Slang”.

由此可见,计划一事无他,而是人类理智发达的产物,是人类对事物发展的预见能力和筹划能力的直接体现。这种能力借助动作、绘制图画以及后世的文字、画出图表实现了外在化。博恩斯坦对计划下了个简明的定义:“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包括三个特征:第一,与未来相关;第二,必须与行动相关;第三,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行动。参见博恩斯坦:《东西方的经济计划》,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人类为万物之灵长,凡事预为计划,是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个人需要计划,企业和政府组织,甚至一个城市也需要计划,这些都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对于国家,这个远比自然人具有更庞大的身躯、更长久的寿命的“利维坦”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这一“人造的人”是否需要计划,却是一个引发了绵延近一个世纪激烈争论的大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事实上,对于古典作家来说,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当然需要计划。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国家具有智慧,是指它拥有“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对内对外关系”的治国知识,并应用这种知识对国家进行良好的筹划。参见柏拉图:《理想国》,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这也是发展计划兴起时便被许多人广泛接受的原因,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结果,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参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59~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但是,当苏联等国家推行对国民经济进行广泛控制的五年计划这样一种无所不包的综合发展计划(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ning)的时候Tony Killick认为综合发展规划符合以下几个标准:(1)体现政策目标;(2)战略手段;(3)政策手段;(4)覆盖整个经济;(5)使用宏观经济模型;(6)有定的计划期,一般为五年期。Killick, Tony, The Possibilitie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28(2):161—184.,西方知识界对这个新生的庞然大物的忧虑加深了,许多人开始宣称对国家进行全面的计划控制既不可行,也无意义,是愚蠢的自负,同样还令人心生恐惧,最好还是回到自发的、自由的、古老的市场秩序,号召世界从计划化这种虚妄的新文明退回到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自由丛林。

整个20世纪,围绕着是否支持国家计划展开了大论争,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在小小寰球上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保守估计,到1987年大约占世界总人口34.4%、面积30.7%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的国家属于计划阵营,而剩下部分则是对国家计划完全或者部分免疫的“自由世界”。同样,这一绵延半个世纪的大论争也在知识阶层划分出了一道清晰的鸿沟,许多经济学、政治学的杰出学者都卷入了这一争论中,他们坚定地捍卫一方,激烈地抨击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