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知马克思”

“先知马克思”是熊彼特给马克思送上的四顶高帽之一，不无讽刺之意，但是我们不妨接过来，马克思之所以是“先知”，并不是如熊彼特所言在于他对“人间天堂”许诺，而是在于他对腐朽的旧世界的深刻批判及其带来的对更合理的新世界的美好启示。

许诺“人间天堂”的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对他们而言，某种程度的“有计划”似乎是理想社会的合理成分。1516年，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社会中，一切道路、城镇都被规划得井井有条，所有乌托邦人都参加劳动，一天劳动的时间被合理地安排。

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称做“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巴贝夫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社会，社会需要预先计算出来，经过严密的审查，做出妥帖的安排，然后生产，而所有劳动者都按工种分为小组进行生产，没有人能够偷懒，而所有的社会福利都被均等地分配。

与他的先行者不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当一个空洞的幻想家，他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体系称为一种相当粗糙和肤浅的东西。马克思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批判者，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体系以分散的方式——或者说是以一种“无政府”的方式——组织已经社会化的大生产，这使得生产过程的经济规律以一种盲目的、自发的方式起作用，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比例关系经常性的失调，并间歇性地爆发经济危机。

这一盲目性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方式之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描述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表现为两大对立。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二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即单个企业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工具，并与后者形成尖锐的对立。他还做出了如下令人印象深刻的预言：这两个深刻的对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如同受到引力作用的行星，沿着不断缩小的螺旋轨道运动，将最终由于同中心相撞而告终。

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体系经济活动的盲目性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使得人类经济社会从自发性向计划性演进不再是如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是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因此，“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将导致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由自发的无计划的生产方式向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生产方式演进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和人类从受盲目的异己的力量统治到自然界自觉的真正的主人相一致的历史进程，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虽然没有具体设想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但是他确实是将计划作为治疗资本主义体系致命伤的一剂良药，推荐给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他这样评价巴黎公社的共产主义实验：

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统一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将地球上的人类联系起来的大生产，当采取分散的生产方式进行的时候，它具有对于整体利益的“盲目性”，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现代世界的“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商业周期，都离不开盲目性带来的影响。同时，他们更是先知般地预言了计划性将成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方向。

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计划经济的运行进行深入论证，也没有设想实行计划经济可能遇到的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于整体的“盲目”和对于个体的“精明”，恰恰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关键，而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恰恰可能导致经济体系运作的失灵。

市场经济是协调自由竞争的有效机制，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只有消除这一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才能使得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恩格斯明确主张：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具体来说，就是剥夺相互竞争的经营权，而代之以“为了共同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的整个社会的共同经营。“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

联合机制能否像竞争机制一样有效运转？这一机制下个体持续努力的动力是什么？个体之间依靠什么机制来实现相互协调？联合机制能否比竞争机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这一美好的理想能否实现？这些问题，“先知马克思”并没有回答，只好留待后人去探索，留待历史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