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95年，米切姆在其《关于走向元技术哲学的评论》一文中指出，技术发展正进入“元技术”时代，其不仅参与并引导了这个新时代或者说新世界的形成，而且是使得所有问题成为问题的关键（Mitcham,1995）。然而不相称的是，身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当下，面对被技术理性统治甚至异化的社会，实业从业人员和研究者显然更为关心产出转化及效率议题，对于技术进步与个人、组织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关注。而且，当前组织的技术及结构复杂性已远超伍德沃德等人在早期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中的概念界定、分类范畴及理论框架（Woodward,1958）。伴随产品及生产技术的平台化、模块化，以及零部件生产及供应的离散化、网络化，支持企业组织运转的往往是包含多种技术甚至次级技术系统在内并具有层次性特征的技术体系或技术结构（Arthur,2009），技术与组织关系研究无疑需要更新其概念工具及分析框架。

无可否认，1949年以来，技术进步、组织变革在新中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功不可没，它们是理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维度。然而，尽管技术进步与组织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细致的实证研究与累积性理论分析却十分不足，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机制也亟待探讨。相对而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内，我国社会学学者对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给予了充分关注，却较少涉足技术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或经验分析。基于此，本书将以“朝阳轿车”为例，通过讨论其技术层级结构和部门间关系结构的“结构匹配”，并带入行动者及制度因素的能动性或限定性影响，来回应技术与组织之间关系模式、关系机制的问题，进而，在技术结构-利益结构的动态结构匹配关系意义上，延伸探讨技术进步与主体利益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

具体到“导论”部分，笔者将首先通过梳理现实及理论背景，来明晰本书所要回答的基本研究问题，接着在此基础上尝试概述本研究的理论及现实价值，然后阐明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而澄清本研究所涉及的几个相关概念，并简要介绍本书的主体章节结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