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思潮的话语融合

全球性问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引起了震荡，从而引发了形形色色的“绿色”（生态）思潮。生态文明就是在科学地考察生态思潮之思想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的。

（一）生态悲观主义与生态乐观主义的争论

围绕全球性问题的成因和后果，罗马俱乐部（1970年成立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性的未来学研究中心）和赫德森研究所（于1961年成立的一个重要的美国思想库），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最后形成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个阵营。

1．生态悲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一观点集中反映在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年）中。在该报告中，美国学者丹尼斯·米都斯等人将系统动力学引入自己的研究中，列出人口、经济、粮食、环境和资源五个影响全球系统的因子，并探索了其反馈回路结构，最后形成了“零增长”的结论。他们发现，全球系统中的五个因子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属于无限制的系统；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统。这样，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进一步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全球均衡的战略。这就是人口和资本要保持基本稳定，倾向于增加或者减少它们的力量也处于认真加以控制的平衡之中。即，要按照“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方式来约束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2．生态乐观主义的基本观点

围绕着“零增长”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大讨论。其中对《增长的极限》提出系统批评的是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在其职员的协助下，卡恩于1976年完成了《下一个二百年》的报告，提出一种有异于“零增长”论的乐观主义理论。从长期性的视野出发，他认为，人类目前正处于大过渡的转折点上，而全球性问题正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上产生的暂时性问题。同样，现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还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差异，上述问题是贫穷地区向富裕过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日益发展，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总之，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有机会增长，如果能运用合情合理的经营技巧来处理目前的种种问题，那么，对人类有益无害的经济增长必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3．罗马俱乐部的“有机增长”和“新人道主义”理论

针对卡恩等人的批判，罗马俱乐部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在其后来的一系列报告中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74年，他们发表了由美国学者M·梅萨罗维克等人撰写的第二份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该报告比第一个报告有重大的突破，突破的核心就是提出了“有机增长”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增长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的，一是无差异的或指数式的增长，二是有差异的或有机的增长，这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前一类增长只是数量的增长，忽略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持续下去，那么，一切增长将不得不停止。有机增长就是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承认在决定世界发展的进程中物理、生态、技术、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从而立足于地区的相互依存来描述世界体系，立足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寻求摆脱人类困境的良策。这种增长是注重质量的增长。因此，有机增长是摆脱全球性危机的唯一出路。在罗马俱乐部思想发生转向的过程中，其创始人奥雷利奥·佩西（又译为佩切依）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进行了独立的反思，最后提出了“新人道主义”的理论。这就是要将以需要为中心的发展观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上来。

显然，悲观派和乐观派都有自己的片面性。悲观派只看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阴影，而乐观派只相信光明的未来，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暗示人类放弃努力，人们不应该上当。最后形成的“有机增长”和“新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于解决问题有一定的价值。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应该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注重质量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交锋

在西方学界，深层生态学被看作是激进生态学（Radical Ecology）的典型，但是，它遭到了同样作为激进生态学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的批评。这种批评事实上折射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新的交锋。

1．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深层生态学是由挪威哲学家阿·奈斯（Naéss）于1972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相对于浅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主要突出了生态智慧的重要性。生态智慧是关于生态和谐或生态平衡的一种哲学。作为智慧的哲学显然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它包括规范、准则、基本原理、价值优先权的判定和关于我们世界的事态情况的假设。

其一，最高原则。深层生态学有两条最高原则：

（1）自我实现。这里的自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这就是要把自我扩展到人类共同体和大地共同体中去。

（2）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和实体，都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平等的。最高原则构成了深层生态学的内核。

其二，基本原理。基本原理是最高原则的进一步展开，包括八条原理：

（1）人类的福利和繁荣以及地球上非人类的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同义词：内在价值、固有价值）。这些价值不依赖于非人类世界对于人类目的的有用性。这一原理包括生物圈，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圈。

（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实现了它们自身的价值。这一原理更为技术性地阐述了关于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3）除了满足生命的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的需要”这一术语，允许在判断的范围中有更多的选择。

（4）人类生活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稳步减少是相一致的。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减少人口。

（5）现存的人与非人类世界的冲突是严重的，情形正在急剧地恶化。根据这一原理，保护和扩展荒野或荒野周边地区的战斗应该继续下去，应该关注这些区域的一般的生态功能。

（6）政策必须得到改革。“自我决断”、“地方共同体”和“全球性的思考、地区性的行动”将在人类社会的生态学中成为关键性的术语。

（7）意识形态变化的主要问题，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有固有价值的境遇中生存），而不是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有一种对大量和伟大之间区别的意识。

（8）同意上述论点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有一种实现必要的变革的义务。此外，深层生态学还包括一些规范性的内容。在一些论者看来，深层生态学可能会被确定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本体论的规则。其实，自然既是价值的源泉，也是人类在将“自我”扩展的过程中赋予自然的。

2．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现在，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潮。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恢复女性和自然的联系。针对现代性所确立的二元论（dualism，绝对的二分法）的立场，生态女性主义在哲学上是主张彻底的非二元论的。非二元论的最低要求是：人与其他实在物从本性上讲是自主的实体，它们以某种与他物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彻底的非二元论走得更远，其断言存在是统一的整体，是形式、运动、空间和时间微妙一体的格式塔。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将“盖娅”（Gaia）或“伟大的母神”（The Great Mother Goddess）作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等级体系，而是人与人、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相互关心、和谐互利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沃伦进一步从八个方面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历史的、概念的、经验的、符号的、认识的、政治的（实践的）、伦理的及理论的。例如，在伦理的层次上，其发现，“主流的环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他们或者具有成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或者具有令人绝望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总体上，环境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女性问题。

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和深层生态学进行了批评。在父权制中，女性往往被分派于从事人类生物性再生产以及与自然直接相关的工作（如饲养家禽、家畜，取得柴薪、处理食物等），这使得女性被认为是较接近自然的。而男性主导着主要的社会“发展”历程，因而，相对于女性，男性自认为是较接近“文化”的。在这种“发展”的格局中，就形成了“女性—自然”、“男性—文化”的历史与社会的连接。本来，这是自然分工的一种体现。但是，在早期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发展被二分地认为是逐步以人类“文化”（“文明”）克服自然限制的历程，因此，“文化”被认为是高于且优于自然的。这样，在文化高于自然的社会价值之下，男尊女卑的价值也被对应地建立起来了。根据这种认识，生态女性主义对深层生态学进行了批评。在其看来，深层生态学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的构成机制，“自我”的概念包含着父权观念。其指出：“深层生态学将人和自然关系中的关键问题置于了一种分离人和自然的境遇中，将在自然界中进行自我‘识别’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识别’经常被有意地模糊起来，相应地对自我的解释也不是首尾一贯、始终如一的。”在总体上，取消权力的中心位置是更有希望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生态女性主义揭示了女性和自然联系的哲学意义。通过对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的考察，其认为恢复女性和自然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1）在历史联系方面表明，从关于妇女、发展和环境的社会科学中获得的资料对于哲学的许多领域是重要的保证。例如，在伦理学中，这些资料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偏见这样的重要问题。可以从主流的规范伦理学的理论中产生一种不带有男性偏见的环境伦理吗？

（2）在认识论上，关于妇女在采摘、取水、耕种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本土技术知识”的事实，提出了妇女在“认识上的优先权”和确立“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的需要等问题。

（3）在形而上学方面，关于妇女—自然联系的跨文化变异性质的资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至少在主流西方哲学中，关于女性和自然、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等概念的社会建构的问题。

（4）在政治哲学上，基于全球妇女处于社会下等水平的事实提出了以下政治理论问题：什么在不平等的分配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特权在维护支配妇女和支配自然的系统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是如何影响政治理论的内容和政治理论化的方法论的？

（5）在哲学史方面，将女性和自然均看作是卑劣的资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哲学理论均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

（6）在科学哲学尤其是生物学哲学方面，这种事实提出了女性主义和科学特别是生态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主流哲学的传统领域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生态女性主义的问题。这事实上是要在颠覆主流哲学的基础上要按照生态女性主义的方式重构哲学。例如，在环境伦理学方面，“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伦理学的目的是发展一种不是以男性偏好为基础的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理论和实践，并要为前女性主义提供行动向导。这可能包括发展一种关爱的和适当互惠的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的血亲关系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权利立场，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的生物区划主义”。显然，在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平行线。

生态女性主义也将自己的主张引向了实践，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例如，美国学者斯普瑞特奈克将生态女性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态后现代主义。这种思想以自然里的自由代替了自然外的自由，要求人们尤其是第三世界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现代性的经济增长万能论和完全自主的个人的概念的陷阱，应该走向生态社会。在生态社会里，身体、生态和社区是有机统一的。显然，这些努力有助于克服生态女性主义的单纯的理论色彩。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展示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内在连接，从而有助于对“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是，其将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作为了产生支配的最终根源同样没有发现问题的真实根源。事实上，只有在彻底铲除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消除父权制并进而实现性别解放和自然解放。

3．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

社会生态学是由默里·布克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氏长久以来一直是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政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看来，“作为社会性存在物的人们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方式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肯定看不到等级意识和阶级关系是如此彻底地遍布于整个社会，以至于最终产生了支配自然世界这样一个绝对的观念”。具体来看：

第一，从辩证自然主义出发，社会生态学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辩证自然主义就是承认自然本身是发展的，具有主动性或能动性。人类不仅隶属于自然，而且是自然的长期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获得了革新、远见和创造等一系列的品质。显然，辩证自然主义是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内在价值”不加区分地将人与甲虫等同起来，确实是犯了还原论的错误。同样，把自然浪漫化为“荒野”（wilderness）、把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排斥在自然之外，要么会陷入极端的二元论，要么会走向极端的还原论。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都具有神学的假定前提。

第二，从等级和支配的角度出发，社会生态学揭示出了生态危机的原因。决不是单纯的阶级、国家这样的政治问题造成了生态危机，其实，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在等级制基础上产生的支配观念。在一个“无阶级”或“无国家”的社会中，等级和支配照样存在。这里，等级制泛指文化、传统、心理上的屈从和命令的制度，支配指的是老人对青年、男性对女性、城市对乡村、白人对黑人、以“社会利益最高代表”自居的官僚对大众的控制。事实上，等级和支配是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制造的病态现象。它不仅使人类陷入战争、种族灭绝、无情的压迫当中，而且肆意地掠夺自然界中一切美丽的、有创造性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随着等级和人类支配地位的上升，不仅将自然作为世界存在的独立部分的信仰、而且将自然看作分等级组织起来的并能被人类支配的观点，就产生了。

第三，从理性和自由的角度出发，社会生态学揭示出了走向生态社会的途径。生态社会就是要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就是要使人类重新融入自然界的进化当中。这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人道主义化的过程，而不是人类的自然主义化。为此，必须要彻底铲除等级和支配。理性和自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这里的理性和自由当然是要恢复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例如，在经济上尤其是财产关系上，应该是高度自治化的，而不是国有化的或私有化的；在政治上，民主应该是恢复公民权的面对面的直接参与的民主，而不是成为国家合法化的空洞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现今的把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按照等级界线划分为尊贵和卑劣的思想状态，将让位于以一种按照生态方式即按照互补性的道德标准来解决差异性的思想”。这样，在消灭人对人的支配的过程中（社会自由），就可以消灭人对自然的支配（自然自由）。正是在这种社会自由和自然自由的生态性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态社会将得以形成。因此，社会生态学事实上是自由生态学（Ecology of Freedom）。可见，社会生态学的社会不同于其他思想流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于，等级、支配、理性和自由是社会生态学的独有的概念。事实上，社会生态学就是无政府主义生态学。

总之，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之间的交锋给我们的重大启迪是：必须从社会支配的角度来认识自然支配，必须从社会解放的高度来促进自然解放，必须在实现社会自由的过程中实现自然自由。但是，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都不懂得阶级分析的价值，这样，就要求我们从绿色的思潮走向红色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三）生态社会运动与传统社会运动的分别

由于全球性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着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他们采取社会运动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问题的关注和价值诉求，这样，在传统社会运动之外就产生了一种新社会运动——生态（环境）运动。

1．欧洲的生态运动

继20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之后，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兴起，成为新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此外，生态运动也深入到了国际的层次。其突出标志是“绿色和平”和“地球之友”的形成。作为这一现实的反映，在欧洲生态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绿党等新的“生态—政治”现象。

绿党是生态运动制度化的重要形式。继新西兰“价值党”成立之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绿党。绿党是生态运动的制度化部分，但不是生态运动的唯一部分。生态运动还存在着草根（grassroots）的形式。各国的绿党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但是，它们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生态学。这里的生态学不仅包括普通生态学，而且包括深层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尤其后者对绿党影响较大。根据这些思想，绿党突出强调的是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和永恒发展性，要求人们阻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阻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避免放射性元素在生活环境中的积累。

（2）社会责任感。在绿党看来，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在更多的情况下，绿党将其看作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强调不能由于按照生态学的要求重建经济体制和消费社会的行动，使穷人和工人阶级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民族受到损害。

（3）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意味着要更多地实现分散化的直接民主。绿党认为，在原则上必须优先考虑基层的决定，应给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立和自治的权力。在绿党的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循基层民主的原则。

（4）非暴力。绿党崇信甘地非暴力思想，反对统治者使用暴力，尤其是反对核军备竞赛。同时，它们自己也不实行暴力，甚至不赞成“正义暴力与非正义暴力”的区分。这些就构成了绿党的“四大支柱”。德国绿党是第一个在国家性选举中进入国家议会的绿党。但是，在将生态运动制度化的过程中也引起了传统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2001年，德国绿党决定保持在联盟政府中支持德国加入2001年阿富汗战争，这样，就与其非暴力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冲突。

尽管欧洲生态运动具有一定的改良的和空想的色彩，有时会成为孕育生态法西斯主义（绿色暴力）的温床，但是，它们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2．美国的生态运动

尽管美国在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像“五月风暴”那样的洗礼。但是，以《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为契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态运动，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环境正义运动是美国重要的基层生态运动。

1982年，北卡罗来纳州华伦县的居民，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在一个黑人社区附近建造多氯联苯废物填埋场，500多名黑人示威者试图阻止填埋场的施工，遭到逮捕；由于声援并参加了市民们的抗议活动，一位众议员也遭逮捕。获释后，该议员要求有关当局进行调研，分析环境污染与少数民族社区之间的关系。美国会计总署于1983年提出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东南地区四座最大的填埋场有三座建在穷苦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这次游行示威和这份报告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种族歧视新现象的关注，由此正式拉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

1991年10月，全美有色人种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会上通过了《环境正义原则》。它主要由以下原则构成：

（1）环境正义承认大地母亲的神圣、生态统一和所有物种的相互依存，并有权从生态破坏中解放出来。

（2）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建立在对所有人民的相互尊重和正义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或偏见的束缚。

（3）环境正义要求，为了作为人类和其他生物栖息地的地球的可持续性，人类有权利以伦理的、平衡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利用土地和可再生资源。

（4）环境正义要求从威胁到人类对清新的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的核试验，有毒/有害废物及毒药的提取、生产和处置等方面中得到普遍的保护。

（5）环境正义确认所有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的自决权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6）环境正义要求，停止所有有毒、有害废物和放射性材料的生产，所有过去和现在的生产者要严格为人民负责，要解除危害和关闭所有有害的生产点。

（7）环境正义要求每个人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在各个层次上参与决策的权利，包括所需的评估、规划、执行、实施和评价。

（8）环境正义承认所有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工作环境的权利，而没有被强迫在不安全的生计和失业之间作出选择。它也承认那些在家庭工作的人们免受环境危害的权利。

（9）环境正义保护环境不公平的受害者得到充分补偿和赔偿损失以及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10）环境正义认为政府的环境不公正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世界人权宣言》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11）环境正义必须承认，土著人民向美国政府提出的，通过谈判、协定、协约和盟约等方式达成的，肯定其主权和自决权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和自然的关系。

（12）环境正义承认，为了以一种与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区的文化完整性和公平地给所有人提供资源，需要关于清理和重建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生态政策。

（13）环境正义呼吁知情同意原则的严格执行，停止对有色人种的实验性生殖测试、医疗程序和预防接种。

（14）环境正义反对跨国公司破坏性行动。

（15）环境正义反对军事占领，反对对土地、人民、文化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压迫和剥削。

（16）环境正义呼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教育应特别关注社会和环境问题，应建立在我们的经验和对多元文化观点赞赏的基础上。

（17）环境正义要求，作为个人的我们要能够作出低消耗、低污染的个体的和消费方面的选择；为了当代和子孙后代并确保自然界的健康，要作出明智的决定和应该采用的生活方式。

显然，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体现，而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生态学路线——“穷人生态学”。

第二，美国绿党是美国生态运动中有特色的部分。

为了建立一个健全、民主和可持续的世界，美国绿党于1984年成立。

尽管美国绿党没有像欧洲绿党那样进入议会，但是，作为其组织原则的“十大核心价值”构成了其重要的特色。

（1）草根民主。每个人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上都有发言权，任何人都不能屈从他人的意愿，因此，应通过将公民直接包括在决策过程中来扩展参与式民主。

（2）生态智慧。人类社会必须按照将我们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分离的知识来运作，为此，必须按照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方式生活。

（3）社会正义和机会平等。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权利和机会从社会和环境提供给我们的资源中平等地受益，因此，必须清除那些在法律的名义下拒绝公平的待遇和平等的正义的障碍。

（4）非暴力。必须寻求一种能够有效地代替目前存在的从家庭到社区、从国家到世界的各个层次上的暴力模式的方式，并将人类的行动引向持久的个人、社区和全球的和平。

（5）地方分权。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助长了社会和经济的不正义、环境破坏和穷兵黩武，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而较少官僚政治的制度。

（6）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和可持续的、能够为所有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并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保持健康的生态平衡的经济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地方社区必须正视经济发展。

（7）女性主义。必须用尊重不同的意见和性别的互动的更加合作的方式来替换支配和控制的文化伦理。必须以更具有道德良知的方式发展像性别平等、人际关系的责任、诚实等价值。

（8）尊重多样性。重视文化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别的、宗教的和精神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必须承认和鼓励那些尊重其他生命形式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行动。

（9）个人和全球的责任。必须鼓励那些既改善个人福祉又加强生态平衡与社会和谐的个人行动。

（10）未来焦点和可持续性。行动和政策应该建立在长远目标的基础上，必须鼓励大家承认所有生命的尊严和内在价值，并及时去了解和欣赏这个世界自身、其社区和高尚的美。

虽然美国绿党只是一个小党派，但是，自从1996年和2000年绿党成员参选美国总统后，该党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

在总体上，尽管美国的生态运动没有达到欧洲那样的程度，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的出现和绿党绿色价值的提出雄辩地表明，生态中心主义即使是在美国也不是生态文明的唯一范式。

3．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

在生态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情况下，一些左翼人士开始认真总结生态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调整自己的战略。生态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

生态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在生态运动中，一些运动分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提供根本出路。这样，就形成了生态运动中的激进派——生态社会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它既包括参与生态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参与生态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生态社会主义看作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与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任何反全球化、赞成环境著述或抗议示威中最经常出现的主张，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它们包括：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即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而不是主要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面向地方需要的地方化生产；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显然，“生态社会主义试图证明，这些主题不多不少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条件，而且，它们恰恰是解决晚期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与社会难题所需要的”。在总体上，生态社会主义不同意将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工业主义和技术主义，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不是一般的生态环境危机，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因此，建立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

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看作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或一个发展阶段。在严格的意义上，二者是不同的。从地域来看，欧洲生态运动中具有“红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分的派别一般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而北美尤其是美国生态运动中的“红色”派别一般被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内容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探讨的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将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生态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方案的问题，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实践倾向来看，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的关系较为密切，但是，运动成员的身份较为复杂，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学理的层面上展开的，成员的学术色彩较浓厚。当然，在实际发展进程中，二者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生态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接近。

尽管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社会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绿色”（生态）思潮，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态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它们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同时，这些思想不仅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指向（新社会运动并非能够超越阶级利益），而且在哲学上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倾向。因此，我们必须对西方“绿色”（生态）思潮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自觉发生的对话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