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明研究的多样视野
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社会发展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辩证特征。在“世界历史”的环境中，各种文明的并存更突出了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性。这样，唯物史观关于文明多样性的思想就为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在生态文明研究的过程中同样必须坚持这一原则。
（一）社会多样性及其方法论意义
统一性和多样性是并行不悖的。承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就是要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原则，即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坚持科学的比较方法。
1．社会发展多样性选择是科学比较的客观根据
社会发展规律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辩证特征，是进行社会历史比较的客观根据。在遵循社会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单就作为“未来景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但是，“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同样，尽管东方社会已经被强制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也不会按照同一的方式解体。正是由于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存在着特殊性，因此，东方社会的发展前景就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根据这种情况，马克思明确反对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分析抽象地运用于俄国。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每个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民族国家的国情不同、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其文明必然是有差异的。
2．反对一般的历史哲学是科学比较的思想前提
比较是主体的一种思想认识活动，必然要受到比较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同样，对于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比较研究也是受主体的情况影响的。这样，在开展文明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主体就必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敞开”的，这样，才能达到对文明的“澄明”境界。这即是说，真理总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真理。唯物史观同样如此。因此，在文明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我们不能将文化多样性简单地比附于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尊重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是要维持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不顾及民族文化的向上发展的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则是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尊重民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文化的主体是有尊严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动植物，因此，外人对他人的文化应该持尊重的态度，而不应该自以为高人一等，要当他人的保护者。更不能只允许自己发展，而不准他人也谋求发展。事实上，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弊病即在这里。
3．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是科学比较的内在灵魂
任何事物都是一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同时处于一定的历史联系当中，因此，事物都是历史性的事物（具体性）。这样，在比较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这样，就需要将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引入到比较的过程中。例如，工业文明是在冲破西方封建制度束缚的过程中兴起的。东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但是，在西方封建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土地逐级分级制、领主庄园制和分级割据状况的现象，同东方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特殊社会结构，是绝对不同的。既然东西方的历史基础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式来套纷繁复杂多变的实际，就不能不加分析地用西方文明来分析和说明东方社会的实际。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议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长短问题，而应该将各种文明类型置于时间、地点、条件构成的立体坐标中来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这样，才能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可见，这里的比较是辩证逻辑意义上的比较。
总之，承认社会发展多样性的辩证特征就是要在文明问题上坚持科学的比较原则，要探讨一般文明发展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走向和谐世界。
（二）文明的多样性特征及其属性
文明总是通过一定的民族共同体或地域单位形成和体现出来的，这样，文明在其样态上就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则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统一的基础上，从“世界历史”的物质内容出发，科学地说明了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
1．规律多样性是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物质基础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客观规律是唯一的。但是，规律的实现方式却是多样的。社会基本矛盾各个方面运动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样，就需要从这些规律为整个社会结构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于是，每个民族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就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选择，使整个世界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进化路线和形式。这里，规律多样性是指统一的规律实现形式的具体性。同时，即使是同一规律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尽相同的。显然，文明多样性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的集中体现。
2．民族多样性是文明多样性的民族主体条件
当不同的人自身生产与不同的地域条件相遇时，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民族特性。在世界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民族的人口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是不尽相同的，而民族的心理、语言、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更是纷繁多彩的，这样，就形成了民族的多样性及其文化的多样性。例如，在对生态规律的把握上，农业民族对季节节律形成了早熟性的认识；而游牧民族可能对空间方位更为敏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作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都有自己的优越之处。这种优越是不可代替的。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因此，“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历史”的格局中，人们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作为标尺将世界民族区分为先进民族和落后民族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同时，随着各个民族的发展，先进的民族也有可能成为后进的民族，落后的民族也能够成为先进的民族。在最保守的意义上，世界民族只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问题，而不存在品质等级上的优劣问题。显然，文明多样性也是民族多样性的集中表现。
3．文化的多样性是文明多样性的文化历史条件
由于每个民族的历史起源、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像基因多样性保证了生物多样性并最终保证了世界的进化一样，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永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唯物史观看来，文化的多样性是每个民族所从事的生产特性的具体表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确保和谐共存，确保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而生活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个人及群体愿意和平地共同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要维护创造性的多样性，即各种文化表达自我的多种形式。显然，文明多样性是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在文明问题上，我们不能武断地断定“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并认为“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事实上，宗教信仰本身只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要素。它不仅与其他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关系，而且最终要从社会的物质生产中获得说明。在整个文化多样性中，宗教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变量而已。事实上，文明多样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为文明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特性。
（三）生态文明的多样性选择方略
在生态文明中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进行比较研究，不是一个单纯地运用比较方法的问题，而是要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来确认生态文明的多样性规定和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就是要通过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和交流，来建构生态文明。
1．必须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要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要通过努力复兴民族文化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淀了深厚的生态文明的历史资源。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推陈出新，而不是妄自菲薄。但是，我们要看到，随着“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中心论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消解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领域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否认在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中存在着生态文明的思想资源。这样，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就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抵制西方中心论思潮。
（1）“世界历史”的二重性。
其实，作为现代西方中心论思潮的社会历史基础的“世界历史”（全球化）本身就具有二重性。除了其建设性的使命外，它是凭借殖民贸易尤其是殖民战争等卑鄙的方式进行的，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此，由殖民主义开辟的世界历史在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出现了野蛮的复辟。这种情况不仅暴露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和野蛮性，而且有力地说明西化绝不是东方文明的出路。同样，在由“世界历史”发展而来的全球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在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将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但是，却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危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经济学家们所支持的‘渗透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已经产生的工业中心会影响到周围地区，这样地区差别就会逐渐消失——看来在这里并未见效”。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在全球的传播，加剧了第三世界的能源资源的紧张局面。这样看来，全球化并不能带来同质化和平等化，更不可能带来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2）要高度防范西方中心论。
西方中心论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世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看法，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种族优越论是其最极端、粗劣的形式，现代化理论是其“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显然，前者是一种令人反感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潮，而后者则较为隐蔽。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以解构现代性为宗旨的后现代主义、以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都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都是有其价值的。但是，假如将之作为反思中国发展的坐标、作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支撑，那么，不仅会重蹈西方中心论的覆辙，而且会剥夺中华民族谋求幸福生活的发展权利。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来确认生态文明多样性的重大价值。这就是，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历史资源、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必须树立科学的主动的开放意识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承认和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就是要利用“世界历史”（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避免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经验，在包容和开放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洋为中用，而不是夜郎自大。其实，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明都会通过与其他文明的交往来扬长避短，通过融合来化解冲突，在保持自身特色和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明”是可能的。
（1）文明交往是传播、保持文明成果的重要途径。
文明的产生都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每一种文明的成果都需要在不同的地域分别进行，这样，同一成果的重复发明和创造不仅增加了文明的“成本”，而且更容易导致文明的失传和断绝。可见，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然，“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这样，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就成为传播和保持文明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要学习西方生态治理的经验。这样，才能降低我们在生态文明创新上的成本，以又好又快的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文明交往是实现文明成果增殖的重要方式。
不同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着发展程度的差异，而通过文明交往可以使先进的文明成果在发展程度不同的民族之间传递和移植，这样，就可以使一些民族和地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实现文明成果的增殖。例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是通过移植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发明而得以实现的。马克思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当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成果凭借世界历史而向东方社会扩展的时候，对东方文明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反过来也刺激了东方文明的新的发展。今天，我们就是要利用西方社会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形成的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严格的技术标准来提升我们的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现代化”就可能成为我们现实的一种选择。
（3）文明交往是形成世界文明的重要机制。
整个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尤其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各种文明之间在发生矛盾和碰撞的同时，也发生着交流和对话。这样，各种文明在实现“和而不同”的同时，也可能通过理解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而逐步地改变和完善自己，于是，在各种文明的相互接近的过程中有可能相互融合而形成一种具有新质的文明。这就是“世界文明”的设想。“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德文的“文学”（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以将之看作“文明”的意思。“世界文明”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文明多样性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目前，尽管生态文明不可能达到世界文明的水平，但是，人类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和合作在一系列具体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显然，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一定导致文明的冲突。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中，每一种文明不仅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而且要在文明的对话和合作的过程中建设具有“世界文明”意义的生态文明。
总之，立足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比较，是研究生态文明必须坚持的第四个方法论原则。在生态文明问题上，不存在绝对的中心，更不存在唯一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