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首都人口、就业与可持续发展分析

（一）常住人口及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的增长

图1—5和图1—6的数据来自2011年《北京统计年鉴》，反映了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长状况。由图可看出，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长与常住外来人口的增长趋势趋同，而与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差异，说明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外来人口迁入带来的机械增长。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国际迁移对迁入国来说，人才流入几乎是无本万利的交易。人才流入可以增加劳动力资源，缓和劳动力不足，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可以收到“智能效益”，节省培养人才的费用，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在发达国家越来越昂贵，因此流入人口的素质越高收益越大。此外，迁入者流动性大，可以从事本国人不愿干的低级工种，有利于迁入国的资源开发和新地区建设。“据统计，1950—1975年，美国从发展中国家吸引的高级人才中所获得的价值为年均值86亿美元，而联邦德国在1957—1973年期间，仅就这方面的收益高达330亿美元。”（李仲生，2006）

（二）北京人口经济密度统计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也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人口过密或过疏都对经济发展不利。人口过密会出现人口和劳动力过剩，从而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和待业人口，生活资料供不应求，对经济发展造成压力；人口过疏则会出现劳动力不足，市场狭小，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

人口经济密度常用来综合比较两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人口经济密度是指一定时点上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所拥有的人口数，表示为人口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单位为万美元）的比值。从人口经济密度水平看，密度越小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越高，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经济密度均在0.5以下，其经济规模总量在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经济发展潜力较小；而密度大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较低，不利于实现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具有较大的潜力。

由图1—7和图1—8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方法计算出的人口经济密度并没有太大偏差，说明外来人口的进入并未对北京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较大不良影响。北京的人口经济密度在1997年下降到5以下，在2005年已经下降到2以下，与同年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与巴西（3.62）相比，可以看出北京的人口经济密度还是有着一定优势的。而且，用常住人口经济密度减去剔除外来人口后的人口经济密度得出的差距如图1—8所示，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9年，这一差距一直在大幅下降，进一步说明尽管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北京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并未因此恶化。

因此，在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时，北京也可以利用从欠发达地区转移来的大量年轻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衡量人口压力的指标

在上一部分中，主要分析了人口的机械增长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部分从整体上分析涵盖人口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常住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李仲生的《人口经济学》，衡量这一影响的指标有人口增长的就业率及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GDP增长率-总消费（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增长率；人口增长的就业率=就业劳动力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消费人口（0～14岁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率。指标计算结果见表1—2和表1—3。

总体上看，人口增长的经济增长率在所有年份均为正值。在表1—3中，较大的负值出现在1987年、1990年和1995年，可能由于人口高峰所致，但在2000年以后我国人口的就业增长率几乎维持在正值。这两个指标的结果表明北京常住人口的总体增长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负担。

（四）北京人口教育与人力资本

每万名职工拥有的自然科技人员，这一指标反映的是技术创新能力。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为了使数据统计口径一致，这里只采用了2002年至2008年的数据，自然科技人员的统计为高等学校“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与科研机构中自然科学研究的从业人员之和。

从图1—9可以看出，北京的这一指标在200人的程度上下波动，说明北京的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在稳定、快速地发展中，与增长的在岗职工工人数相适应，保持了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2006年以来这一指标有下降的趋势，发展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吸引自然科技人员是北京在发展中需要加强的部分。

但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以北京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数为衡量指标，此数据由2000年的16839人上升到2010年的31499人，有了大幅的提高。

（五）北京人口老龄化分析

根据蔡昉主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2卷）——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将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界定为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界定为高龄人口。为确保人口统计口径一致，数据选取到2009年，之前的数据采用的都是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而2010年《北京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的是“六普”数据。由图1—10可以看出， 2000年以来，北京老年人口比重以及高龄人口比重都超过了10%，表明北京进入老年社会和高龄社会；“五普”到“六普”期间，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虽上升但幅度不大，而0～14岁人口比重出现大幅下降，老少比指标失衡，这都将对北京的经济发展提出较大的挑战。

由表1—4和表1—5可以看出，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中，较为年轻的人口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为合理开发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提供了准备和可能。

（六）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根据图1—11，在1990—2010年这20年间，北京和上海的城乡收入差距都经历了较快速的增长后趋向平稳。在2000年前，北京的城乡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上海，而在2000年之后，北京的城乡收入差距与上海接近，并在2008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要低于上海。

（七）小结

外来人口的增长并未对北京人口经济密度造成压力，外来人口的迁入有助于人口红利期的形成，缓解人口老龄化给北京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在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中，较为年轻的人口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为合理开发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提供了准备和可能。

需要注意的问题有：

每万名职工拥有的自然科技人员数这一指标，2006年以来下降的趋势，说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吸引自然科技人员，是北京在发展中需要加强的部分。

北京人口普查数据人口年龄结构反映出，0～14岁人口比重及老少比指标的失衡，是北京在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